语言学在古今中外的发展中，以其特殊的功能为人文科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许多有效的技术手段，而最直接、最充分的受益者就是人类学。在东方学术界，语言学被看做人类学（或民族学）最亲近的学术伴侣，考察民族的形成，确定不同人群的迁徙发展史时，总离不开语言学的佐证。在西方学者看来，语言学根本就是人类学的组成部分，人类学本身就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四个分科。
人类学家和异族文化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如果想深入族群的核心圈内接触最直观的文化现象，又不会用土著语和调查对象通话，那就难以发现最重要的材料，仅仅靠翻译，一来不方便，不自由，二来也难以和土著民产生感情上的沟通和共鸣。正因如此，西方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一般都受过较为全面的语言学基础训练，而且至少会两门通用的外语。在调查某一民族或社区的文化之前，还要尽量掌握当地语言的一些常用语。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语言基础，到了调查地再一边调查民俗文化一边学习口语，三个月后就能基本上和调查对象通话了。也只有在和土著民达到较为自由的通话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许多前人书面未载或我们意料不到的宝贵的人类学材料。因此从原则上说，人类学家的田野作业是片刻都离不开语言的。
21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萨丕尔等抢救西部印第安人的民族文化时，当时印第安诸部落的民族特征正濒临消亡，各种复综语类型的印第安语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又不熟悉英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印第安人往往会大失所望，在这种困难下，初通语言学的人类学家和精通德·索绪尔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家充分合作，他们用结构主义研究共时语言的一套理论，细致观察、记录印第安人对客观世界诸事物的语言反应，运用语言本身分布有规律的特性，用积极替换音位、语素来辨析词义的方法，又通过切分、同一、分类、组合，终于完整地描写并翻译出了印第安人的土著语，从中不仅为印第安人类学的开发铺开出了胜利的坦途，而且也创造出了结构主义风靡世界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模式。其中的萨丕尔又由最初的人类学家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他认为，人类的心理模式和语言模式平行，他们的“漂流”（drift）有共同的规律。因此分离于异地数百年的同一语言的方言，即历史比较法称作的亲属语言，可以有共同的音变规律。
因为语言是人群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也作为人的思维工具并同时反映出所处人群的心理模式。民族既然以共同的语言为系统特征，那么现存的民族语言结构也是该民族从古至今反映其客观世界和想象空间的摄影框架。正像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至于把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也许可以联系到马老师对语言的看法，他把它看做是一种象征性的发音行为。语言作为一种人的行为同人用身体其他部分来动作的性质是一样的。人可以拉手、点头、鞠躬、接吻等行为来表示一定的象征性意义。实际上，用目前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传媒行为，有它独特的性质，把语言看成自成一格的文化的一个方面未始不可。”所以，人类学在占有充分的田野作业材料和书面文献资料后，语言的发音和词汇与语言学的分析往往能给人本质的解释或人的文化特性的考察带来权威性的论证。所谓世界本质的显露，只不过是感性世界被语言形式化、序化、抽象化的结果，被我们思索着的世界，并不是原始的纯粹自然，而是由语言呈现出来的世界。从语言的社会契约性和历史积淀性来说，语言规定了人所秉承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关系特征，带有不同特点的心理结构模式在语言中都有体现，带有不同民俗史痕迹或不同族群演化特征的文化模式在语言中也有体现。语言甚至像人的生理特征一样，代表了不同人群的民族属性，她的表达方式既是文化史的产物，也是人类进化史的结晶。正因如此，当19世纪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把人类和其他动物接通，并提供了人类和其他动物共同起源和演化的生活基础后，语言学家便创立了“谱系树”理论，创立了使语言学作为独立科学诞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
日本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法揭示了东亚民族许多社会、地理、人类学上的迁徙、接触和融合的内幕。他推测，现代汉语普通话显然是操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民族屡次入侵的结果，征服民族使用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或被征服民族的语言特征在征服民族语言中得到某种体现，这种现象语言人类学认为是“底层”和“表层”的现象，通过了解底层和表层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已经消失的语言的痕迹。同样，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底层的材料，证明曾经活跃过的民族的人类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