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经验一直是国际经济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东亚经济增长源的组成因子抑或生产函数，被广泛运用到探析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奥秘”的研究之中。由于经济学家对TFP这一概念内涵的认知存在着差异，在考察和估算东亚经济增长源TFP时又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因此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差距悬殊，甚至相悖。TFP因子生产函数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索，它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尚待更为缜密的测算，方法亦需创新，以期得到较为科学的量的测定。
关键词：东亚；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1-0060-07
东亚的主要国家与地区曾经创造了长达二三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显现出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特点。因此，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经验研究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其中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分析被广泛运用到探析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奥秘研究中。它通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并以估算TFP为基础，考察该国家或地区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进行解释。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关TFP是否成为东亚经济快速增长重要生产函数的争论再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由于经济学家对TFP的概念的认知存在着差异，在考察和估算东亚经济增长源TFP时又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设置了很多的假设，加上采集的数据亦有差别，因此，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差距悬殊，甚至相悖，争论也一直在继续。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及测算的一般方法
根据新古典学派的生产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三个部分的贡献所组成的：劳动投入的增加，资本投入的追加，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而TFP应该仅限于非体现的、外生的、希克斯中性(Hicks-Neutral)的技术进步，亦可称为增长余值(residual)或增长残值。诺贝尔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授运用增长会计学的方法计算增长余值，由于余值中包括的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所有要素所带来的增长，故他在1957年发表的论文中，将余值称之为“我们无知的度量(measurement of our iguoranee)”。(Solow，1957)肯得里克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一书中，也把TFP定义为“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即“增长余值”。之所以用一种否定的表述来定义这个概念，是因为现实中技术进步的形态多样，原因也非常复杂，当人们不能仔细区分到底是何种原因引起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时，便笼统地说成是“技术进步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莫志宏、沈蕾，2005)
近十多年来，TFP概念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被定义为实际产出与实际有形投入的数量变动之差额。许多因素可以导致这种差额的产生，诸如技术创新、组织和制度变革、社会态度的转变、需求的波动、要素份额的变化、省略的变量、测量误差等。这时，TFP的增长既包含非体现的技术进步，也包含体现的与资本质量提高相对应的技术进步、与劳动力质量提高相对应的人力资本增长，以及其他不可观察的因素的贡献。余值中包括的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所有因素所带来的增长。余值范围的扩大，使得估算过程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TFP的估算方法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增长会计法，另一类是经济计量法。
增长会计法的基本思路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剔除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贡献。从而得到TFP增长的估算值，其本质是一种指数方法。按照指数的不同构造方式，可分为代数指数法和几何指数法，后者亦称索洛余值法(SR)。代数指数法是把TFP表示为产出数量指数与所有投入要素加权指数的比率。它较为直观地体现出TFP的内涵。该方法考虑的因素较少，估算过程较为简便，但缺陷也比较明显，包括受假设约束较强。它虽然没有明确设立生产函数，但暗含着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完全可替代，且边际生产率是恒定的，这显然缺乏合理性。因此，这种方法并不适于具体实证研究。而索洛余值法的基本思路是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后，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剩余来测算TFP增长，故也称为生产函数法。索洛余值法开创了经济增长源分析的先河，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它建立在新古典假设包括完全竞争、规模效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基础上，约束条件很强，往往难以满足。这表现为：在具体估算中，由于资本价格难以准确确定，往往利用资本存量来代替资本服务，忽略了新旧资本设备生产效率的差异以及能力实现的影响；通过所谓“余值”来度量TFP，无法剔除掉测算误差，不可避免地导致TFP的估算偏差。之后，丹尼森、乔根森和格瑞里切斯把大量的创新引入到对TFP的估算，使用指数法在部门和总量两个层面上来度量TFP的增长。
由于增长会计法存在着很多缺陷，后人提出很多经济计量方法，以期借助各种经济计量模型和计量工具估算出TFP，其中包括隐性变量法(LO)和潜在产出法(PO)。所谓隐性变量法是将TFP视为一个隐性变量，即未观测变量，从而借助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 model)利用极大似然估计给出TFP估算。在具体估算中，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需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包括数据平衡检验和协整检验。隐性变量法的最优之处在于将TFP从“余值”中分离出来，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状态变量，从而排除一些测算误差TFP估算的影响，同时还充分考虑了数据非平稳性带来的伪回归问题。潜在产出法也称边界生产函数法，是将经济增长归为要素投入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改善，亦即技术效益提升三个部分。TFP增长就等于技术进步率与能力实现改善率之和，估算出能力实现率和技术进步率，便给出TFP增长率。(郭庆旺、贾俊雪，2005)
东亚地区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快速增长，促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对观察到的TFP增长有了新的解释，其中包括研究要素的溢出效应及由研发(R&D)和分工产生的规模效益递减。用溢出效应对TFP进行解释理论模型主要有巴罗(R.Barro)的干中学、罗默(P.Romer)的基于知识进步的解释和卢卡斯(R.Lacas)的人力资本模型等。
二、东亚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论点
对东亚的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持正相关论点的学者主要有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埃尔温·杨(Alwyn Young)、巴里·博斯沃思(Barry Bosworth)、苏桑·科林斯(Susan Collins)、迈克尔·萨雷尔(Michael Sarel)等经济学家。
(一)世界银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问题
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银行报告书中指出，东亚8个
经济实绩优良的经济体(HPAEs)，它们人均GDP增长的动力既源自人均有形资本(包括更多机器的增加)、人力资本(受过更好教育)的增加，还源自效率的提高，亦即TFP的增长。TFP的主要来源则包括了技术进步、组织管理的改善、专业化的优越和生产车间里的革新。东亚地区非凡的增长中大约2/3要归功于迅速的积累，即有效的人力和资本非同寻常的迅速增长，剩下的1/3增长不能由积累来解释，因而便将之归结于效率的提高，或称TFP的增长。在测算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沿用了包括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布雷德福·德郎(Bradford De Long)、劳伦斯·萨默(Lawrence Summers)和戴维-多拉尔(David Dollar)的跨国增长研究的基本公式，即跨国回归分析，得出了表1的结论。(World Bank，1993a)
测算结果表明，东亚8个经济体的TFP与发达国家相比要高出很多。其中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五个经济体的TFP表现尤佳，另3个经济体——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TFP增长接近于高收入国家，约为1.5％，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居于前1/3的位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在低中收入国家中，TFP的变化不仅仅取决于技术进步，由资源配置引发的效益，或称配置型效益也会影响到TFP的增长。将有形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给低收益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其TFP的增长也往往很低，甚至是负增长。
可是，专家们在测算东亚8个HPAEs与先进国生产率的离散比率时得出的结论却与表1的结论相反，这个矛盾是隐藏在世界银行报告书该章节的附录中。(World Bank，1993b)其中，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和泰国是超过国际最优惯例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技术效益指数分别为中国香港1.9714、日本0.9876、中国台湾0.8431、泰国0.1067。而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个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的技术效益指数则落后于国际最优惯例，年比率分别是印尼-1.2352、韩国-0.2044、马来西亚-1.7767、新加坡-3.451。由此可见，大部分HPAEs的生产率与先进国家不是正在缩小，而是更为扩大。世界银行报告书的正文与附录中对技术效益变化估值存在如此大的差距，遭到了国际学术界的猛烈批评。
(二)杨博科萨对东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结论
杨、博斯沃思、科林斯、萨雷尔等经济学家也对东亚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TFP进行了测算。他们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大都基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以规模收益不变、完全竞争的假设为前提。这种增长会计学的理论基础是索洛一斯旺的增长模型，并由肯德里克、丹尼森及乔根森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一套总量和部门测算的标准方法。
由于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与测算选用了不同的时段，有的使用了TFP的狭义概念，因此，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与世界银行的结论存在差距，他们相互之间的结论也是不同的。比如，杨对新加坡的TFP的测算结果仅是0.2，修正后的结果为1.0。(Young，1995)但世界银行的测算结果是1.19。不过，在对TIP进行细化时，世界银行对新加坡的技术效益变化的评分却是-3.451。杨在其广被引用的论文《双城记：香港与新加坡的要素集聚与技术变迁》中指出，新加坡是通过大量增长的投入，动员了比香港多得多的资源，而非通过提高效率达到高增长。(Young，1992)
博斯沃思、科林斯与萨雷尔对新加坡TFP测算的结果比较靠近，他们的研究均分为两个时段。博斯沃思和科林斯的测算结论是：1960—1994年，新加坡的TFP为1.5，1984—1994年则增为3.1。(Bosworth and Collin，1995)萨雷尔的测算结论是1978—1996年为2.2。(SaM，1997)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TFP的测算结论也有不少的差距。但是，除了对个别国家TFP的研究测算结果有较大的出入外，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TFP的测算结果都还是比较接近的。
表2是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所归纳的杨、博斯沃思和科林斯、萨雷尔等经济学家对东亚部分经济体的TFP的测算结果。
概言之，杨、博斯沃思、科林斯与萨雷尔对东亚TFP的研究大体上表明了以下观点：第一，东亚群体经济在1960—1994年期间在有效吸收资本上的能力与众不同，它们的资本沉淀和TFP都要高于其他地区。第二，因具体情况不同，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TFP差异极大，加上各个时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与外资引进策略不同而导致不同时期的TFP的情况亦大相径庭。第三，除了菲律宾的TFP在1984—1994年期间呈负数外，东亚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TFP都是提高的，但如果用TFP取代增长率的测算，东亚的表现将从“奥林匹克山的顶点，跌落到德萨莱(Thessaly)平原上”。(杨，1992)第四，亚洲“四小龙”中除了新加坡的TFP有争议，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的TFP在经济增长中均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第五，东亚地区相对较高的TFP阻止了会引起高储蓄率下降的收益率的递减，从而解决了资金积累的短缺。
三、东亚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置疑者的观点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的研究报告在1993年出版后不久，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学者向代表正统派的世界银行的观点发起了挑战。
金咏(Kim，Jong-Ⅱ)和刘遵义(Lawrence Lau)在其合作的论文《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源》中，利用因子生产函数模型(meta—production function framework)检验亚洲“四小龙”的技术发展时发现，它们并未取得显著的技术进步。(Kim and Lau，1994)他们据此得出以下结论：东亚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来自物质资本，其次是人力资本，在东亚许多工业化经济体中，TFP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除了新加坡、香港和韩国经济发展初期的情况有所不同，东亚地区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有形资本的积累，而有形资本的积累则主要来自于国内储蓄并受制于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的规律。随着这些经济体的资本积累持续增长，资本的产出弹性将不断下降，最终依靠资本投入的增长必然无法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率。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美国《外交》刊物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迷思》论文，也对东亚经济奇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技术进步并不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追加有形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而驱动，即汗水变量。(克鲁格曼，1994)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克罗格曼在杨、金和刘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亚洲奇迹到底发生了什么》论文，文中明确指出，亚洲增长“主要来自于汗水而不是灵感，来自于更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Krugnan，1997)1998年，克鲁格曼再次著书《萧条经济的回归》以捍卫自己原有的观
点，并断言亚洲必将经历一个收益递减的阶段。其论据是：第一，各级地方政府和商业人士的原始数据涉嫌虚报，“为得到一个蓄意的结果对数据进行加工”，以获得好的增长业绩。第二，由于经济数据的构成实际上只是科学虚幻的模拟，所以经济增长的实绩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估计和推算的基础之上。如果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更为谨慎一些，那么，东亚经济增长率会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低一半以上。第三，克罗格曼引用普林斯顿大学张谢(Chang Hsieh)的研究，认为计算亚洲TFP的方法也有问题。在书中，他批评道：“……不是基于市场数据，而是基于一些非常值得怀疑的统计方法……”(克罗格曼，1999)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其论文《从奇迹到危机再到复苏：东亚过去40年发展的经验教训》中也对运用索洛模型计算TFP的标准方法和TFP计算模型中所设置的一些假定表示质疑。他在文中强调，索洛“残值”的统计方法是不科学的，好比是“用12英寸长的尺子测量纽约和洛杉矶之间的距离以及纽瓦克和洛杉矶之间的距离，两者相减得到的差距就是纽约之间的距离，每次测量的误差都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由于衡量的尺度不同，有关TFP的争论可以说是毫无意义”。(斯蒂格利茨和尤素福，2003)斯蒂格利茨还对杨的“双城记”论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杨的那篇广被引用的论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都存在着问题。首先，显示TFP增长的索洛“残值”的统计方法不可信，杨将中国香港的TFP较新加坡高的原因归于香港的市场经济，恰好显示出索洛方法可能带来的错误结论。其次，杨对香港扣除投入贡献之后的残值的解释也极不清楚，并得出了与第一个观点相悖的解释，即香港作为中国内地的贸易窗口，其经济成功是由祖国内地经济增长(即本地区最不自由化的经济增长)对香港的服务需求增加所带来的。尽管斯蒂格利茨对计算TFP增长统计方法和TFP是否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函数存在置疑，但他并未否定东亚地区包含在TFP之内的技术进步，以及该地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的缩小。他认为，以下两个相关联的互动因素则是东亚地区技术进步与知识差距缩小的关键。其一，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通过各种努力，包括重视教育，并对技术教育提供支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是东亚可以购买技术和缩小技术差距的先决条件。其二，那些成功的东亚国家(地区)在加速技术转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内，而知识差距的缩小则是外资高额投资的副产品。
四、全要素生产率运用的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学家在考察和估算东亚经济增长源TFP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设置了很多的假设，加上采集的数据亦有差别，结论是不同的，争论也一直在继续。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对东亚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源的论争首先缘自于方法论，它还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误差。其次，我们还应该认识到TFP的度量中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正如索洛所言的“我们无知的度量”。
克罗格曼、斯蒂格利茨本人均未对TFP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过严格的估算，而杨、博斯沃思、科林斯、萨雷尔、金和刘等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都基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方法，建立在完全竞争假设的前提之下，且以封闭经济的理论为基础的。因此，他们运用基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增长会计方法或经济计量方法所测算的东亚地区的TFP，忽视了该地区的制度因素对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物资本的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的提高、企业家精神的建立、新知识的积累、以及政府的管理，甚至民主政体的创建都是与生产率增长紧密联系的，亦都属于TFP的范畴之列。由此，忽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恰恰是主流增长理论的空白之处。
在如何看待东亚政府(当局)干预经济的作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诸多歧见。为达到排除跨国公司的投资长驱直入发展中市场的制度性障碍，主流经济学派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政策斥之为“肮脏”的，会扭曲商品的价格、滋生腐败，应以所谓“干净”的不干预工业政策而代之。然而，缘于东亚地区经济持续增长而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者却持相反的观点。东亚地区的政府(当局)通过对经济的适当干预，以指导直接投资投入到对经济有益并有“外溢”效应的部门，或对出口赚汇部门进行有选择干预与直接参与，使之在一段时期内具有创新和增强生产率的动力，能在不寻求“外生”因素的前提下，打破了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假设，并使人均产出和收入方面得到了持续的增长。
外国跨国公司究竟有否给东亚地区带来了新技术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外资在技术进步中作用，进而促进了该地区TFP新要素的经济增长等学术争论，其观点对立，分歧之大与其他论题相比则更为激烈。与主流经济理论和激进主流派理论代表斯蒂格利茨的观点相对立的还有依附论的中心—外围、宗主—卫星理论的新发展。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究竟应该利用国外贷款购买成套设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进、创新，还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合资的方式引进国外新技术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等命题也在学术界充满了分歧。
东亚政府(当局)在加强人力培养和促进教育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共识。教育和人力资本形成作为TFP的溢出效应，形成了东亚独特的“干中学”，抵消了边际资本生产率递减的规律。同时，东亚面向出口的工业政策和对外资开放的政策克服了它们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的障碍，带来了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效益和劳动生产率亦被视为是TFP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这些TFP因子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更缜密的测算，方法也有待创新，以期得到较为科学的量的测定。
[责任编辑：叶颖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