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相对而言，在运动领域的应对研究中自我报告法是当今使用最为广泛的方法，而自我报告法又包括问卷法、访谈法、出声思维法、日志法、概念地图法、生态瞬时评估法等诸多方法。以上方法各具特色，研究者在方法选取上则应根据拟解决的研究问题来定。以下将分别介绍各种自我报告法，并对其优缺点进行分析。
1.1问卷法
在自我报告法中，采用频率最高的即是问卷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研究者对大样本研究的需求。在运动领域的应对研究中，有多套自陈式问卷可供选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Gaudreau和Blondin编制的ISCCS问卷（Coping Strategies in Sport Competition Inventory）和Crocker和Graham编制的MCOPE问卷（Modified COPE Inventory）。
Gaudreau和Blondin[4]在总结大量运动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应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制了体育竞赛应对策略问卷（ISCCS）。该问卷包括10个因子和39个题项，10个因子分别代表10类不同的应对策略，包括思想控制、心理意象、放松、努力付出、逻辑分析、寻求支持、社会退缩、心理回避、脱离或顺从、宣泄不愉快情绪，并将以上10种应对策略分为任务导向型、分心导向型和脱离导向型应对模式。Nicholls等采用ISCCS问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问卷具有理想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果还发现相对于后两种应对模式而言，任务导向型的应对模式更加有效，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保持一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ISCCS问卷的校标关联效度。
Crocker和Graham在参照Carver和Scheier的COPE问卷的基础上，编制了MCOPE问卷。该问卷含有12个因子和48个条目，每个因子4个条目。12个因子分别为积极应对、计划、抑制竞赛活动、寻求工具性社会支持、寻求情感性社会支持、积极解释、否认、幽默、行为摆脱、情绪宣泄、自责和增加投入。虽然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但Crocker和Graham并未对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随后，Eklund等以621名澳大利亚运动员为被试，考察了MCOPE的结构效度，结果表明相对于12因素模型而言，10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数更优。在10因素模型中，计划与积极应对合并为一个因素，而寻求工具性社会支持和寻求情感性社会支持合并成另外一个因素。有研究者指出，虽然该问卷存在因素结构不稳定的问题，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它表现出了较理想的同质性信度和预测效度。
除了上述两种问卷，Madden[93编制的WOCS问卷、Smith等编制的ACSI一28问卷、Kim编制的ACSQ问卷、Kowalski和Crocker编制的CFQ问卷也都是运动领域中具有充分心理测量学属性的应对问卷。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着手编制本土化的運动员应对问卷，如谭先明胡编制的《运动员COPE量表》，钟伯光等编制的《中国运动员应激应对量表》，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国运动员应对研究的本土化。虽然问卷法满足了研究者对应对量化研究的需求，但是它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集中于实证效度不足、重测信度低，因子结构不清晰或不稳定，工具开发时未能充分考虑不同运动员群体的差异性，以及被试在自我报告中存在记忆偏差等问题上。问卷法的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它在应对研究中的运用，因此需要研究者谨慎对待。
1.2访谈法
如上所述，在应对研究中问卷法存在诸多不足。就一些具体研究问题而言，问卷法也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如应对与压力评价之间的互动、应对与压力源的匹配、应对模式的动态变化过程、应对有效性等问题。由此，一些研究者尝试采用访谈法进行相关问题研究。
目前，在运动领域的应对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访谈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半结构化访谈的特点在于要求被试对同样的问题作出反应，不过主试可以根据访谈的需要而对问题的顺序做出相应的调整。另外，有时研究者为了进一步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他们会适当地追加一些问题。
访谈法对于研究小样本的压力及其应对会非常有用，可深入分析环境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互动过程，帮助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揭示那些未能在问卷中体现的应对方式，以及应对方式的动态发展过程。Nicholls等以18名男高尔夫运动员为访谈对象，以考察他们在比赛中面临的各种压力源及应对方式，并对各种应对方式的有效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形成五类压力源，包括结果、失误、分数、评价、对手，以及三类应对策略，包括认知策略、行为策略、情绪策略。研究者根据被试的评价将各种具体的应对策略分为有效性应对和无效性应对，其中积极的自我对话、深呼吸、身体放松、排除无关刺激等属于有效的应对方式，而消极思考、操之过急、缺乏应对等属于无效的应对方式。这里的应对有效性是由被试来评价的，因此更具真实性，研究者也能据此加深对各种应对策略特点的认识。通过对应对有效性的科学分析，教练员可以有效地指导运动员进行心理训练，从而促进运动员正确地应对比赛中遇到的各种压力源。
在采用访谈法的过程中，研究者面临四方面的挑战。首先，研究者需要对大量的文字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这个过程是极为繁复的；其次，访谈法只适合小样本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外部适用性；再次，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者在编码时需要达成一致，这需要研究者充分沟通协商；最后，访谈法与问卷法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被试的回忆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当访谈与压力性事件的时间间隔过长，被试对其应对策略进行回忆时，会存在报告不全、过度报告、遗忘等现象。针对该问题，Nicholls和Ntoumanis认为访谈应该尽可能地紧随压力事件进行，如果在5天之内进行的话，将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1.3出声思维法
如前所述，回忆偏差一直是应对研究领域中的限制性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数据的可靠性。为了克服该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可采用出声思维法进行应对相关研究。
出声思维法是让被试以口头言语的形式报告自己实时的行为表现和心理活动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中，研究者需要将被试的所有口头言语进行录音，并将其转化为逐字稿，再根据研究目的对逐字稿进行定性分析。出声思维法的理论基础源之于Ericsson和Simon对口语报告的诠释，他们认为存储在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可以被提取并以口语的形式报告出来。Ericsson和Simo将口语报告分为3种不同的水平，水平1的口语报告只需要被试报告内部言语信息，它不需要进行转化，被试只需进行声音编码，即能以口语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当对手发挥的很好时，被试报告“他今天状态真好”。水平2的口语报告需要被试报告非言语信息，这些非言语信息需要经过转化，经由言语编码和声音编码后，才能以口语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当要求被试描述教练员发脾气的样子时，被试报告“教练紧皱着眉头，比划着手指大声说话，感觉他都要跳起来了”。水平3的口语报告需要被试进行额外的认知加工，对其想法、观点、假设进行推理论证，再以口语形式表达出来，例如，被试报告“今天比赛输了，主要原因在于教练的排兵布阵，教练不相信新人，一直将老将放在场上，你看老将的体力根本跟不上嘛！”
出声思维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首先，它比较适合纵向研究，以考察单个被试的应对策略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变化情况；其次，出声思维法需要被试将自己的想法、评价、观点表达出来，由此研究者可以了解被试的思维过程，从而探讨认知思维模式对应对方式的影响；最后，应对方式是实时记录的，因此减少了记忆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不过，它也存在自己的局限性。首先，像足球、短跑这类运动项目，它们需要运动员疾跑而使其无法进行口语报告，因此就不适合采用该法。其次，出声思维法的效度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通过出声思维法提取的应对策略可能是被试认为应该使用的策略，而非他真正采取的应对策略，因此报告的应对策略可能并不存在于现实中，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数据的准确性。Nicholls和Ntoumanis认为在采取出声思维法的同时，研究者还可以采取其它方法（如问卷法）对应对进行测量，通过多种测量方法的交叉验证，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再次，出声思维法集中于识别运动员的认知策略，而缺少对行为应对策略（如深呼吸）的识别。因此，研究者可以将出声思维法和行为观察法结合起来，全面地考察运动员的应对策略。最后，出声思维法要求被试持续地进行口语报告，使其无法进行深入地思考，因此它可能更适合测量那些有目的的、受环境影响的、表层次的应对策略，而对那些没有目的的、气质性的、深层次的应对策略缺少敏感性。
1.4日志法
除了出声思维法，日志法同样有助于克服被试回忆偏差的问题。在应对研究中，日志法需要被试在一段时间内坚持记日记，对压力性事件、压力评价、情绪状态、应对策略、应对有效性等内容进行必要的记录。目前，日志法存在不同的记录形式，有的需要被试就一些开放性问题进行回答，如“在比赛中你遇到哪些压力源”、“你是如何处理这些压力源的”、“你认为你使用的哪种策略最有效”，而有的采取半结构化的形式，需要被试在压力源列表中选择他們遇到的压力源，并回答相应的应对策略，然后在李克特评分量表上标记应对的有效性（如表1）。日志法适合纵向研究，方便研究者对运动员在不同时间段内遇到的压力源及其应对策略进行比较研究。
Nicholls和Polman采用日志法对11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进行研究，以考察他们在一段时间内遇到的压力源、应对策略及其有效性。研究者将31天分为6个时间段，并计算每个时间段内各压力源、各应对策略出现的频次，以及应对有效性的分值。结果发现，技术失误、教练和父母的批评、受伤、对手发挥出色等压力源在各阶段出现的频次最多，针对这些常见的压力源被试也会采取更多的应对策略；阻止（blocking）、增加投入、听取建议是被试采取最多的几种应对策略；对一些压力源而言，有些应对策略会更加有效，如当受到教练批评时，善于倾听、从错误中学习、集中注意力等应对策略会更有效。
日志法具有以下优点：1）它适合于纵向研究设计，这有助于研究者把握应对的动态变化模式；2）它需要被试对当日的应对进行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回忆偏差的干扰；3）日志法需要被试进行多次记录，因此获得的信息量较大；4）日志法采取半结构化的形式，研究者可以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综合分析，从而提高了研究结论的丰富性；5）日志法需要被试对每一种压力源提出多种应对策略，这有助于发现那些在应对清单和回顾性量表上未能体现的应对策略。不过日志法也存在局限性，包括：1）该法需要被试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连续数天的记录，这会导致较高的被试流失率；2）日志法适用于同质的小样本研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研究结论的外部适用性；3）日志的分析属于质的研究范畴，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这会对资料分析人员的知识和经验提出较高的要求；4）日志法无法让被试进行必要的反思，因此被试很可能只报告具体的、离散的压力源，而忽略持续的、复杂的压力源（如职业生涯），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应对策略也无法提取。针对被试流失率高的问题，Nicholls和Polman认为可以采取电子日志法（electronic daily diaries），即被试通过邮件的形式作答，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实时地督促被试完成答题任务。
1.5概念图法
在应对研究中，研究者面临两难困境：当采用质性方法时，被试可自由作答，这能获得更多有效信息，但是被试量较少，从而限制了研究结论的外部适用性；当采用量化方法时，被试量较多，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外部适用性，但被试不得不在限定的选项上作答，从而无法获得更多额外信息，而这些信息有时又非常关键。Nicholls等认为概念图法（concept maps）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局面。概念图是指二维的点线联结图，点代表一些重要的概念，线则代表了概念之间的重要关系。在应对的具体研究中，研究者需要设计两张格式化的概念图，每张概念图都包括一段指导语和若干个空白框。被试需要按照指导语，在一张概念图的空白框填写压力源，而在另一张概念图的空白框填写相应的应对策略（图1）。
Nicholls等采用概念图法对压力源、应对策略、应对有效性进行研究，以考察它们在性别、运动项目类型、成就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该研究以749名大学生运动员为被试，他们需要完成两张概念图，分别填写过去一周遇到的压力源（至多6个）、相应的应对策略及其有效性。结果发现性别、运动项目类型、成就水平确实会对压力源、应对策略及其有效性产生影响；男运动员采用更多的集中于情绪的应对策略，而女运动员采用更多的集中于问题的应对策略。
概念图法方便被试填答，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施测，从而获得大量数据。它允许被试自由作答，因此更能真实地反应被试的压力源及其应对策略。不过，概念图法需要被试进行回忆，这会对数据的准确性造成干扰，特别是回忆几周前发生的事情。Nicholls等建议研究者最好在运动员训练、比赛后，及时地采用该法进行研究。另外，被试需要自主地填答开放性问题，无法像访谈法那样获得主试的提示和引导，这可能出现被试反应不足的问题。
1.6生态瞬时评估法
近年来，生态瞬时评估法（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EMA）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EMA不是一个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研究模式，它包括基本的方法论和系列的具体方法。在一个典型的EMA研究中，被试携带一块自动提示功能表，它会定时或不定时的发出“滴滴”声，被试经提示后需即时地、如实地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大多数EMA的研究设计都采用这类或相似的模式。EMA的生态性即体现在被试报告的数据都是在自然的、自发的情境中提取的，这种數据会更加贴近实际。而EMA的瞬时性则体现在被试经提醒后需即时地将当前情况记录下来，这大大减少了被试的回忆偏差。另外，EMA需要被试多次报告数据，这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个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作用的理解，进而揭示出心理和行为的动态变化规律。
目前，在运动领域尚未发现研究者采取EMA进行应对相关研究，不过它的诸多优点势必会让它在未来研究中崭露头角。有研究者认为EMA可能更适合研究运动员的组织压力源及其应对，对竞技压力源及其应对可能并不适用，这主要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很难在收到提示音后立刻中断比赛而去回答问题。因此，研究者在经验取样（experience sampling）时，必须恰当地安排取样时间。另外，EMA需要被试多次回答问题，这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研究者需要和被试充分沟通协商，确保被试能够投入到研究中。
2小结与展望
目前，运动领域的应对测量方法有多种，包括问卷法、访谈法、出声思维法、日志法、概念地图法、生态瞬时评估法等，它们各有自己的优缺点，侧重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应对是一种包含各式各样的策略的复杂现象和多个维度的过程，它的测量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为了更好地解决应对的测量问题，研究者需要结合不同的方法，从定量和定性两种角度切入，如问卷法和访谈法相结合，行为观察法和出声思维法相结合。如此这样，才能更加系统、全面地评定应对，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掌握应对测量方法的同时，研究者还需关注应对的研究设计问题。过程取向的研究者认为应对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的、循环的动态过程，应对研究需要一个纵向的研究设计，积极地将情境因素纳入研究中，在个体与环境的关系中探讨应对的结构和功能，这样才能提高应对研究的生态效度，进而提高应对研究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注重过程的、纵向的、被试内设计，代表着未来应对研究的发展方向。纵向研究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者在研究设计阶段必须十分谨慎，对研究结果形成合理预期。在测量方法选取上，则应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来决定，当然也可以考虑不同测量方法的组合使用。在纵向研究中容易出现较高的被试流失率，因此研究者需要和被试进行充分地沟通协商，并建立起有效的督促机制。另外，在采用一些质性研究方法时，样本量不宜太大，满足数据饱和的要求即可。邵华认为将情景因素纳入应对研究中，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分析应对与情景因素的动态交互作用。那么究竟应该将哪些情境因素纳入应对研究之中呢？在运动领域，研究者可以考虑让运动员在报告压力源和应对方式的同时，报告社会支持、运动员与教练员的关系、运动员与队友的关系、教练的领导方式、动机氛围（motivational climate）、父母的教养方式等内容。结合情境因素的应对研究，具有明显的生态效度，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情境因素与应对的动态交互作用，也为应对的培养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大多数应对研究都倾向于考察应对的不同方式，而忽略了应对有效性的评价。应对有效性是应对研究领域中最棘手的问题，如何评价一种应对方式是有效的？梁宝勇认为在过去的应对方式评价中，研究者多选取一些消极结果作为考察应对有效性的依据。这种片面的评价方式，不仅会给人们造成误导，而且对心理干预没有多少实际的指导意义。Folkman和Moskowitz认为应对研究之所以进展缓慢，其部分原因便是缺乏对积极结果的关注。为了更加科学地评价应对方式的有效性，研究者还需将各种短效的和长效的积极结果变量，如积极情绪、主观表现、赛前自信、运动员满意度、运动员投入、运动动机（sport motivation）、心理坚韧性、目标达成等，作为应对有效性的评价依据。此外，研究者还要加强问卷的编制，专门用以评定应对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