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国情独特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界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认识,不断反思与超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环二元”和“网络结构”等不同论断。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概括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另外,本文还就当代“三元”论与近代“三元”论作了简要的比较和评价。
关键词:二元经济 超二元经济结构 当代“三元”论 近代“三元”论
研究背景
“二元经济”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乃至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传统维生部门;一种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理论问世后,一直经历着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有人根据实证资料对其假定前提和结论提出疑问,如舒尔茨、D•威尼斯、迪恩等。刘易斯本人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模型进行补充和扩展,使它成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变迁、城乡关系、技术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论框架。本世纪以来,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成熟,目前主要依据已经成熟的大框架进行了扩展研究,不仅运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问题进行应用研究和扩展研究,还用来分析发达国家前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史。
超二元经济相关理论综述
我国是一个国情独特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术界基于我国国情的不同认识,不断反思与超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环二元”和“网络结构”等不同论断:
(一)“三元”论
托达罗模式认为,在城市中,除了正规部门(城市工业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个非正规部门,共同构成了所谓的“三元经济”。
从国内来看,“三元”论有当代“三元”论和近代“三元”论之分。
当代“三元”论者,如,吴伟东等(1988)、李克强(1991)、陈吉元(1994)、张朝尊(1995)、赵荣祥(2000)等人认为,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我国自近代开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已经成为了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种独立经济形式,强调我国出现的并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特殊的“三元经济格局”,即由农业部门、农村工业和城市部门所构成的经济体系。
近代“三元”论者仅为少数,主要以吴承明、林刚等为代表。
近代三元结构是指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共同构成的三部门结构。其中,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被称之为三元结构中的“中元结构”。
综上所述,不管是当代“三元”论者,还是近代“三元”论者,他们关注的都是现代部门无法吸收庞大的传统部门劳动力前提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补互动。通过三元结构,我国经济现代化途径不是单向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而是多方向的、特别是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来消化劳动力,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协调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在理论观点上,当代三元结构论与近代三元结构论有相当大的不同。两者在对我国传统经济的认识、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关于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林刚,2000)。
(二)“新三元”论
事实上,关于三元结构定位的文献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各有所侧重,差别主要体现在何谓“第三元”的界定上。郭勇、乔根平、陆海沧、孙芳伟(2002)等人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信息产业,信息化推动了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效率的提高,为二元结构的转型准备了物质基础。但信息产业的存在引发了结构的变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二元结构逐步演变成三元结构。其他关于三元结构的提法还有:城市工业、小城镇产业和农村农业(毛锋、张安地,2007;赵秀玲,1995,1996);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和出口经济(有的叫外向型经济)(黄真,2006);农村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卞凤玲,2005);前现代经济、现代经济和后现代经济(即由信息化带动的经济)(姜奇平,2006)。此外,李宝民(1994)还把小城市、镇及国有农场作为第三元经济;徐明华则等把第三元定义为城市农民工等等,不一而足。张培丽立足于知识经济部门的出现,试图对二元经济理论在新的背景下进行扩展,提出超越二元经济理论的新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刘易斯把工业经济作为经济结构中独立一元的原因,判断知识经济部门是否符合二元经济结构划分的逻辑。通过研究发现,知识经济部门完全可以成为经济结构中独立的一元,从而将二元经济理论扩展到“三元经济”,在比较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前提、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元经济理论的新分析框架。三元经济新的分析框架是二元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顺应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二元半”论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我国“三元经济”结构模型中的“第三元经济”—或者是农村产业经济即通常所说的乡镇企业,或者是信息产业经济等,都还不太适合成为能够与前二元经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经济相同地位的一种经济部门,即还不太适合使用“元”字(郑文兵、陈艳,2006)。因此,三元经济结构论的提法值得商榷,如,乡镇企业虽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是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交叉,既有传统部门的性质,也有现代部门的特征,不能作为独立的一个经济元,只能算半个经济元。
(四)“四元”论
“四元经济”的提法,徐庆、谭崇台、朱农等学者都曾使用过。陈宗胜、徐庆等人从经济发展的同质化目标出发,批评了以产业类别相区分的二元和三元经济结构论,认为它们忽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模糊了经济发展同质化的方向,必然会导致片面工业化、扼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同质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其经济结构也是多元化的,我国由于其转型经济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四元结构: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与此酷似,有的学者认为四元经济应是:城市的正式部门、城市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农村正式部门、农村非正式部门或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行业和城市非正规行业这四个部门经济(谭崇台,1999;赵勇,1996;汪段泳、刘振光,2005)。还有学者认为,“四元经济形态”应该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再加上生态经济。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在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十分独特的四元经济结构,包括传统农业、乡镇企业、城市不发达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四个单元之间的矛盾使得国民经济流程难以合理,经济结构转换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流程合理的关键是城乡的适度通开。
(五)“环二元”论
吴天然、胡怀邦、俞海等人认为,我国经济不仅仅是一般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环二元经济结构:在总体上存在着城市及工业和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相互区别的“经济元”,而各个“经济元”内部又存在着两个相互区别的“微经济元”,并且还可以将“微经济元”再细分,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二元的环的重叠。
(六)“网络结构”论
周天勇(2006)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封闭的乡村和城市结构向开放的、互联的城市网络结构的转型,这同刘易斯在分析的时候只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两个部门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同时,他力图把发展经济理论简单的二元结构转型改造成为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节点和网络结构转型的状态,进而形成发展经济学以“转移—聚集—网络”为架构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全新结构转型框架。形成一个发展经济学“传统社会的分散、隔离状态——转移带来的经济性——集中和聚集的经济和不经济——人口集中后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及公平的关系——现代城镇集中节点和网络相联系的网络结构”的分析框架。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人口等各种生产要素、企业等各种组织、基础设施、信息、市场等各种交易媒介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经济发展就是从隔离状态向网络结构转变的过程,二元结构转型本质上是从分散和隔离结构向集中的节点和网络结构的转型,转移是经济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网络经济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网络结构变动对聚集经济和转移经济的影响,得出在网络条件下,城市规模和经济组织规模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不断变动的。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概括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我们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仅仅揭示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般特征,而没有揭示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三元论、新三元论、二元半论、四元经济论虽然看到了我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但与经典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衔接得不够,缺乏逻辑论证;环二元经济结构论和网络结构理论更好地揭示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但环二元经济结构论没有探究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原因,也没有说明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动力机制。网络结构理论说明了经济结构转化的动力机制,却没有说明现代大城市在空间上出现集中的趋势后又为何呈现相对扩散的新的回归倾向(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出现的“郊区化”趋势)。三元论、新三元论、二元半论、四元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的共同缺陷还表现在,城乡空间结构转变是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空间变动过程,但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变动绝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是一个多维的变动过程。要素在空间上的转移,不仅包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有各种要素在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农村之间的空间转移模式。同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城市与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比如,我国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甚至跨国之间的劳务输出)对生产要素的竞争,要超过同一区域农村与城市对生产要素的竞争(周天勇,2006)。另外,我们认为,各种超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不足还表现在过于倚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在构建多元经济发展模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与当代“三元”论相比,近代“三元”论者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我国的现实,其观点与政策趋向令人耳目一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与深刻的启示。如:重新审视传统部门在实现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传统经济并非一文不值;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完全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两者是相互适应、相互补充、“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互动关系;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不是必须通过现代部门“消亡”传统部门,通过农民工人化、城市化,农业工业化的途径来实现,而是有可能通过三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前进;传统经济中包含现代性的基因,传统农业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前途应是现代农业,这是其他包括二元经济理论在内的所有多元经济理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其实,近代“三元论”者的思想与恰亚诺夫(1925)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后者提出的农业生产是“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横向一体化”等命题与前者的一些观点极易产生勾连)。不过,令人深思的是,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尽管我国传统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的吸收与消化需要较长的时间,可是,这难道就应当成为我们否认工业化、城市化一般规律的充分理由吗?难道我们现代化的最终途向却是经济结构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吗?就此而言,近代“三元”论者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来反思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代性无疑是正确的。进一步讲,把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有机联系和共同繁荣、共同发展视作我国最终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必经的过渡阶段,也是差强人意的。可是,如果过分夸大近代“三元”论的价值,可能会误入歧途,难免让人不认为它有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等反现代化一般经济规律的嫌疑,从而使之颇有几分乌托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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