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前的1937年，《滇黔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黔民生活之一般[斑]》的文章，作者黔山借旅黔的外省人士之口感叹道：“黔省可惜山多一点，否则，可称为世界第二瑞士。”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可能是将贵州比作瑞士的最早文字记录。笔者认为，“世界第二瑞士”这一判断，在当时并非空穴来风。不妨让我们一起回到上世纪上半叶，通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观感，去看看那个时代的瑞士和贵州到底有多“像”。
地处内陆，地形多山
贵州和瑞士一样，都处于不沿海、不沿边的内陆。“瑞士位于欧洲中部，东接德属奥地利省，南界意大利，西依法国，北及德意志，面积15900方英里，是一个小小的山国。”贵州“居中国西南部之中心，位于长江珠江两上游之间”，“东界湖南、南接广西、西毗云南、北运四川”。高原山地是基本的地貌，都没有平原。阿尔卑斯山脉、如拉山脉和瑞士高原构成了瑞士的全部土地，“家家户户沿山而住”。贵州，素称“山国”，“全省万山丛错，地势隆崇，西北部高而东南部低，形成一大倾斜面。地理家称为‘切割高原’。”抗战时期，一位旅行者由湖南晃县进入贵州黄平境内，立即被贵州的大山所震撼。“山巅耸立云端，高出海面达数千尺之多，汽车左右盘旋大山中，人人危坐，不敢乱动，由窗外俯视，群山怒视，山下人物如蚁，几不可辨。”（《湘黔滇旅行记》，载《旅行杂志》1938年第11号）特殊的地理环境让瑞士和贵州自古即为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瑞士由于有着稠密的河川网和较低的山隘，使之成为连接意大利和莱茵河沿岸国家的重要通道。贵州则是西进云南、南下广西、北上四川的必经之地。
山地经济，特色农业
“地无三尺平”决定了瑞士和贵州不能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山地经济只能靠特色农业取胜。自然环境使瑞士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但这也大大阻碍了瑞士国民经济的发展。阿尔卑斯山几乎占其面积的五分之三，限制着农业生产的范围。“瑞士是个山岭的国家，四分之三的地方是不适于耕种的。”《永安月刊》的一篇文章写道：“瑞士可说地小人多，耕地不够解决民食问题，没有铁、煤和油，没有工业上的原料，也没有殖民地，更没有海口。”（《欧洲的乐园——瑞士》，载《永安月刊》1943年第57期）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瑞士将畜牧业作为农业的主导产业，其产量占到了农业总产量的四分之三，经过深加工的乳制品和肉制品闻名欧洲，干酪、奶油、巧克力、炼乳等驰名世界。
“八山一水一分田”是贵州农业环境的真实写照。“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象景观带来了生态的多样性，动植物种类繁多、土地利用类型多样，说贵州“县县有特产”一点也不为过。只是受制于封闭的交通条件和落后的耕作技术，贵州的特色农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民国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现代农业技术的本土化让贵州的农业焕发生机，以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等为代表的粮食作物，以烟草、棉花、茶叶等为代表的经济作物，以柞蚕、五倍子、桐油、白蜡虫等为代表的林产品，以猪鬃等为代表的畜产品，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不但供应后方的军需民用，而且出口创汇，有力地支持了抗战。直到今天，像马铃薯、烟草、茶叶等，仍然是贵州的标志性农作物。
优美风光，旅游圣地
民国时期，人们对瑞士的总体印象是“世界之乐土而欧洲之公园”。到过瑞士的人都称赞瑞士是“欧陆的公园，是旅行的圣地”。朱自清在《欧游杂记》中写道：“起初以为有些好风景而已，到了那里才知无处不是好风景。”甚至有人认为，瑞士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天然的”和“人为的”风景。瑞士之美，全拜阿尔卑斯山所赐：“瑞士最赏心悦目的风景全在阿尔卑斯大山脉中。有几处的山峰高出冰雪线之上，所以山谷里炎暑盛热的时候，山顶上仍是积雪垒垒，尚是仲冬天气。在这些大山之中，有好几处风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和瑞士一样，贵州也有着美丽的风光。“‘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贵州的风景，雄奇险峻不下于桂林。”这是旅黔人士的感叹。著名学者林同济在到贵州之前，“平日印象，认贵州为一个贫瘠不毛之地，荒凉无足观者”，一到贵州，才发现“崇山峻岭的雄放当中，更有清莹妩媚的隐伏。碧树、青山、流泉、绿野，有一个字可以形容——‘秀’！”（《千山万岭我归来》，载《战国策》1941年第13期）有人在《旅行杂志》上感慨道：“看着这群山起伏，不懂国画的人，可以对国画山水，加一分认识；研究国画的人，可以对国画山水，增一些心得。”
不过，较之贵州原生态的风景，瑞士受益于工业化浪潮，旅游资源的开发较为成熟。留法学生卜愈之对此有着深刻的观察：瑞士“能从崇山峻岭上造出道路，使汽车火车登到数千米突（每米突约合三呎）的高度；能在澄湖碧流旁造出幽居，使世界名人高士赏识天然的美丽。”（《瑞士纪游》，《旅行杂志》1935年第11号）回国后卜氏任教于内迁贵州的大夏大学，二者一对比，想必感慨良多。
文化多元，和谐共生
瑞士虽然是个弹丸小国，却是一个“许多民族、宗教和语言混合的国家”，就拿语言来说，有讲德语者，有操法语者，还有说意大利语、罗马语的，英语在全国也很流行。政府公文同时用德、法、意3种文字缮写。作家陈心纯发现“宗教的纷歧亦如语言：有的信路得的新教，有的信严格的天主教，可是他们相处甚安。”（《瑞士一瞥》，《旅行杂志》1935年第1号）
贵州少数民族种类繁杂，有“百苗”之称。据贵州省政府1947年的统计，少数民族人口有122多万，占贵州省总人口的11.7%。民国时期，贵州的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苗夷”，主要包括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在宗教信仰方面，除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外，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原始宗教，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等，这与贵州的山地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此外，各族人民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也不少，社会学家陈国钧记叙道：“迨自清光绪年间，外国基督教士与天主教士纷来贵州……信奉教义者遂众。”（《贵州苗夷社会概况》，《东方杂志》1940年第16期）贵州虽然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却能和谐共生。
人民勤俭，民风淳朴
《旅行杂志》1935年刊载的一篇文章观察到，瑞士人民“很节俭，很勤苦，只要有利可图，总想法去做。他们的工人很精巧，很劳力；他们的农民不肯废去一寸一分的土；有些地方好像只有山羊能够爬得上去，也长着繁盛的麦。”有人就认为，这种品质正是“使瑞士造成国家民族繁庶兴盛的原因”。卜愈之亲身体会到“瑞士的居民，敦厚纯朴”，看到外地人，就真诚邀请他们进屋，“笑嘻嘻地拖出几瓶酒来，把盃相祝健康。”“人民极为和气，富同情心。尤其是瑞士女人，虽不甚讲求装饰，美丽远不及法国女子，而一种诚朴、天真和气的态度，较之法国士女事修饰而妖治者，实觉其另有可爱之点。”作者还观察到，法国男女在街上经常搂搂抱抱，而在瑞士街上，“男女互拥而行者，极为稀少。”
据陈国钧的观察，贵州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民“友爱意识，甚为浓厚，如亲友往来，必尽量款待，食时必尽力相劝，非特待亲戚如此，即素不相之人，亦必款待尽礼。”贵州的少数民族人民有着“结实的体魄、耐苦的习惯和坚忍的态度”，“工作极其勤劳”，他们“质直且诚朴，对于何人何事如能取得他们的同意或信仰，便无微不至，始终不改，叫他们赴汤蹈火，都不推辞。”少数民族聚居区，“实是充满着友爱的乐园”。（《贵州苗夷社会概况》，《东方杂志》1940年第16期）
此外，二战期间是瑞士和贵州发展的黄金时期。欧洲和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被迫卷入战争，饱受战争伤害，经济社会发展一落千丈。而瑞士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永久中立国”的政治环境，让其不但免受战争的摧残，还因欧洲各国对军用、民用物资的极度需求，使瑞士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抗战期间，贵州也因易守难攻的复杂自然环境，日军无法长驱直入，东中部的机关、学校、人才、企业、物资等纷纷内迁贵州，使贵州成为大后方基地，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借助民国人士的眼睛，我们惊讶地发现，早在六七十年前，瑞士和贵州，相似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还有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相似之处。然而，相似归相似，差距在当时即已凸显。在那个时代，瑞士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贵州仍然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
无论是当年的“第二瑞士”，还是今天的“东方瑞士”，贵州正认真地以瑞士为师。用瑞士联邦主席于利·毛雷尔的话说：“贵州在努力寻找经济和生态之间的平衡，这是负责任的发展态度，并且也是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唯一的成功之道，能给子孙后代留下好的环境，你们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