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07年中国话剧诞生，相隔6年，贵州话剧伴随辛亥革命应运而生。之后的话剧活动也与时代同步，随着历次革命运动又各出现一次高涨，形成革命文化战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话剧运动兴起 阶段 影响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4—74—5
1907年6月，中国旅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在东京公演《黑奴吁天录》，开中国话剧之先河。同年9月，上海通鉴学校学生组织的“春阳社”演出《迦茵小传》，之后又演出《张汶祥刺马》，轰动大上海。
仅隔6年，在上海的影响下，1913年9月贵阳达德学校演出《维新梦》、《武训兴学》，话剧在贵州兴起由此发端。
僻处西南的贵州，跻身于早期中国话剧艺术舞台，当时乃为数不多的省市之一。
一、戏曲革新促进话剧兴起
贵州话剧诞生之前，经历了戏曲革新阶段。
清朝末年，贵州的一批有识之士，在戊戌维新运动对社会改良变革思想的影响下，在文化方面提出，必须“赖有雄伟之文字，慷慨之诗歌，淋漓之词曲”以启迪民智，对中华之戏曲他们深感“陈腐”，故“思所以改良之”。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4日，贵州，宣告独立。强烈主张变革进取、支持辛亥革命的达德学校教师黄齐生感到实现其抱负的时机成熟，“奋然日：今日何时，夙昔之愿，可以达矣”。于是，他“应时之需”根据正史、参考杂记，将明末曾任湖广总督的贵州黎平卫(今黎平县)人何腾蛟英勇抗击清军，兵败被俘，宁死不屈，殉难于湖南湘潭大埠桥的事迹，“穷两日之力”写出《大埠桥》川剧新编剧本，于贵州辛亥革命成功后第十天在达德学校演出，以鼓舞人们坚持反清斗志，深得社会各界之赞赏。由于该剧的巨大影响，增强了对“陈腐”戏曲改良的信心，一个“改良戏曲实进会”组织也应运而生，在进一步探索旧戏革新的同时，寻求新的表现形式。1912年，黄齐生从在上海学习结业归来的达德学校校友聂正邦等人带来的新消息、新风气中获悉新剧这一艺术形式后，积极倡导演出新剧，立即得到响应。戏曲革新的实践，促进了话剧在贵州迅速兴起。(注：早期话剧称新剧，1928年根据戏剧家洪深提议改称“话剧”。)
数月后，黄齐生编写出了《维新梦》，贵州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剧本问世。1918年《大埠桥》亦改编成话剧。
话剧《维新梦》在1913年9月达德学校创办十周年校庆演出。时任达德学校校长黄齐生撰写的《开会歌》歌词中如此写道：“黔中从此破天荒，学子竟登场。唤起新社会，搜将旧事演新装，……寄声高座客，从此获益成无疆。古人情况，自家情况，对照紧思量。”表明了达德学校对话剧艺术及其社会意义的认识。
《维新梦》根据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的史实，反映了当时中国正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腐败无能，必须实行变革，才能免遭列强瓜分和宰割。全剧充满了激越的爱国主义情节，十分感人。《达德学校日志》记录下9月9日演出时的情景：“座位不敷，伫立以观，院儿不容，时又大雨如注，秩序井然。每幕演到妙处，拍掌之声不绝。至九时半停演，来宾犹未尽然与觉，观者演者俱乐此而不疲也。”当时的《筑国阳秋》评论文章赞扬“达德学校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均两得之。”自此，达德学校每年举办一次话剧演出活动。
新生事物出现，既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也招来守旧派的流言，称他们为“达德戏班子”。前任校长凌秋鹗撰文予以回击，称学校的演出“都是教员、学生扮演，在我们僻陋的贵州，确是空前之举。社会的人们来参观的实在得着不少的益处，那般耳食者流，污蔑我们的也很多。我们不管他称许也好，讥诮也好，还是每年都演出一次，并且不分性别，打破两性的干壁。……我们的思想总是要使社会演进，把一切陈腐的、锢蔽的、迷信的、虚伪的洗涤一空。”
达德的话剧活动，紧扣时代脉搏。1915年举国上下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勾接日本帝国主义，力谋称帝的声讨浪潮中，达德学校借鉴外国历史，由黄齐生执笔编写了《亡国恨》(朝鲜亡国的故事)和《共和鉴》(美国独立战争建立民主共和的故事)，反对复辟，讴歌共和。舞台两侧写有对联一副：“揭开黑幕；放大光明”。话剧演出，宗旨鲜明。
在达德学校的带动下，贵阳省立模范中学、师范学校和遵义省立三中等学校亦进行过话剧演出。
从1913年《维新梦》演出以来到1926年，达德学校自编自演的话剧，还有《丁文诚除奸》、《恢复共和》、《模范乡》、《自治鉴》、《林则徐禁烟》、《意大利统一》、《沪江潮》等。其中1917年演出的《模范乡》，系有王若飞参加的师生5人合作，根据贵州矿工轶事编写的反映早期劳动人民生活的剧本；1925年由刘方岳、梅梅生编写的《沪江潮》是反映上海工人大罢工的“五卅”惨案，支援上海工人的话剧。
达德学校的演出宗旨和演出剧目，终于触怒了贵州当局。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政治背景下，同年8月，省主席周西成以“结党营私、谋为不轨，勾结党人、捣乱贵州”的罪名，查封了达德学校，黄齐生被迫离乡，“达德戏班”也被迫解散，贵州勃起的话剧运动，转入萧条。
这一阶段，在贵州话剧史上被称为“达德时期”。达德学校为开创贵州话剧立下了不朽功绩。出生于贵州安顺，学识渊博，夙谙戏曲的教育名家黄齐生无愧为贵州话剧的主要开拓者。这位从受维新思想影响转变为无畏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曾两次访问延安，毛泽东称他是“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党外人士同情爱护党最早的一人。”1946年3月，延安各界推选他为代表，赴重庆慰问“较场口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民主人士后，4月8日与王若飞、博古等同机返回延安时，不幸飞机失事遇难。
二、红军在贵州期间的话剧
20世纪30年代初，贵州高原上的东部、西部，出现了两个革命文艺团体：黔东北地区的“红色姊妹团”；黔西北地区的“草原艺术研究社”。
红色姊妹团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退出湘鄂西苏区转战于1934年5月进入贵州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所建；草原艺术研究社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毕节支部组织的文艺团体。前者为配合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积极开展文艺宣传；后者系党组织为团结进步青年和倾向革命的社会人士，通过文艺形式教育和争取群众，配合党组织开辟革命斗争新局面。
由红三军组织当地部分女青年并有红军战士参加的红色姊妹团在赴根据地各区宣传时，教唱《妇女解放歌》等革命歌曲，同时演出话剧《童养媳好命苦》，启迪备受封建压迫最深的妇女，挣脱枷锁起来闹革命；另一出为《斗倒地主分浮财》，号召农民行动起来斗垮地主，巩固革命根据地。
草原艺术研究社在毕节县城演出话剧《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田汉编剧)、《火的跳舞》(田汉编剧)和反映打入敌人内部特工人员英雄事迹的《敌同志》，以及写一对恋人为革命毅然别离的《最后一吻》。《暴》剧中的七个女性由毕节地下党支部书记林青和其他五位男同志扮演，另一位为草原社的女青年熊蕴竹出演。
曾在上海与左翼戏剧家联盟有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林青，本人极富艺术修养和演出才能。1934年初从上海回到家乡毕节开辟党的工作，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随即成立公开活动的“草原艺术研究社”。该社的活动宗旨：戏要演新剧，歌咏不唱糜糜之音，绘画不画才子佳人，文学要写劳苦大众。草原社团结了一批社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积极开展文艺活动。由曾经在重庆专业剧团演过话剧的林青亲自导演并参与演出的三出话剧，盛况空前，影响极大。1935年林青被敌人杀害。
上述两个革命文艺团体，红色姊妹团由于红三军撤离黔东特区，草原艺术研究社随着毕节地下党支部遭到敌人的镇压而解散，它们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其翻开了贵州戏剧史新的一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出现，在30年代初闭塞、落后的贵州，冲破封建礼教，女子登上了戏剧舞台。
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后称二方面军)先后转战贵州。足迹遍及当时78个县的63县城乡。在艰苦转战中仍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在战斗间隙或部队休整时，宣传活动随即展开，特别是在休整期间开展军民联欢、到街头、村镇进行文艺演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的光荣传统，早在红军初创时，毛泽东就为部队制定了如下具体的宣传工作任务：写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演出新剧。红色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和扩大后，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中央苏区发布训令：各地应组织化装宣传队、标语口号队、唱歌队、演新剧队。可见，话剧是红军宣传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央苏区的瑞金还创办了高尔基戏剧学校，为各苏区培训出1000多名文艺干部。红军大转移的行动开始后，他们成为长征途中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的骨干力量。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无论是在遵义部队休整期间、在四渡赤水时的土城镇上，或进军云南的途中……红二、六军团进人贵州后在石阡地区停留，和渡过鸭池河开创川滇黔苏区阶段于毕节等地均进行过话剧演出活动。当然，处于战争环境下，红军的演出十分简陋，也无什么道具，简单化装后即演出。据红六军团西征过贵州瓮安县时参加红军并当上文艺干部的陈靖说：红军长征途中演出的话剧都是独幕话剧、活报剧、街头剧，大部分没有什么剧本，创作极快，几个人一凑情节和台词，稍加排练即演出。二、六军团长征返回贵州时，他在毕节创作的《当红军去》活报剧，不单在贵州演，还作为保留节目演至长征结束。从我们在历史调查中得知，红军创作的话剧，剧情多取材于身边的人和事、当地或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战斗中的故事。如中央红军的《苛捐杂税多如毛》，揭露贵州地方军阀巧立名目的各种苛捐杂税，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蒋介石骂部下》，表现国民党“追剿”红军的中央军将领薛岳、吴奇伟兵败遵义，蒋介石大骂其无能的各种丑态；《王家烈狼狈相》，表现时任贵州省主席的王家烈，其部队被红军消灭后被蒋介石撤职，丢兵又丢官的丑相；《夫妻争当红军》，表现在遵义等地“扩红”中群众踊跃参军的典型事迹。红军一渡赤水时，该剧在土城镇演出，红军女干部、中央苏区教育部艺术局局长李伯钊出演“妻子”，戏演完当即就有若干名“干人”(贵州方言，即穷人)报名参加红军。据1936年出版的廉臣(陈云化名)《西行见闻录》一文中称：红军在黔北地区扩大新战士四、五千人。红军占领遵义期间，话剧演出宣传活动较多，李伯钊亲自帮助当地进步青年团体“红军之友社”排演戏剧在街头演出，并以这批青年为基础成立了“工农剧社”。剧社沿用在中央苏区组建的工农剧社《社歌》，歌词为：“我们工农剧社的战士，演戏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指出新社会的光明，创造英雄的历史，歌唱革命的战争。”鲜明地指出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话剧同样是革命的武器。
红二、六军团演出的《打倒陈鸣臬》小话剧，取材于黔东一土豪平日欺压百姓，红军发动群众将其打倒的真人真事；《除霸从军》表现红军一先头部队在黔西北某镇突然出现，发现并惩办了正欲对一女青年图谋不轨的敌军军官，女青年深受感动，毅然参加红军的故事……戏剧演出时，尽管没有什么化装，对白南腔北调，但却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演出时台下许多观众声泪俱下，戏到高潮观众与演员同声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土豪”的口号。能收到如此大的宣传效果，是因为剧情贴近生活，反映人民的心声。诚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赞红军戏剧时所言：“不是他们给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社会真正的需要”。
三、贵州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话剧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大后方的贵州，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各族各界同仇敌忾，从城市到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歌咏和话剧为主的文艺宣传是主要形式。这一时期话剧发展很快，业余剧团(社)接踵而立，演出活动遍及全省，形成一支空前壮大的队伍。它们由以下几方面组成：
一、各地的业余话剧组织。主要的如：贵阳的“沙驼业余话剧社”、“青光业余剧社”、“华光剧社”；遵义的“铁犁剧团”、“血痕剧团”；安顺的“血花剧团”；贵定的“白刃剧社”；安龙的“力行话剧社”；镇远的“新垒剧社”；三穗的“青年抗敌剧社”；开阳的“紫江剧社”；赤水的“海燕剧社”；黔西的“勃生剧社”……各业余剧团(社)的组织者，面及各界人士和抗日救亡团体。
二、贵州的大中学校和内迁入黔的大专院校及其话剧(文艺)组织和抗日宣传队。各校话剧(文艺)社团在校内或校外演出较为大型的抗日戏剧和进步话剧。宣传队深入城镇街头、山乡演出抗日小话剧。全省学校的话剧活动是一支强劲的劲旅。
三、分布全省1市78县的民众教育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民教馆的工作重点以“抗战建国”为中心。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对全省民教馆战时的工作明确“办理戏剧表演，定期在馆内公开表演有关抗战之优良话剧，并组织民众戏剧队，分期巡回区内各地工作”为其职责之一。贵阳民教馆首先组织了“民众剧团”，各县民教馆先后组建起“民教剧团(社)”或“抗日文艺宣传队(演剧队)”。民众教育馆对普及贵州话剧起到重要作用。
在全民抗日救亡大潮中，贵州话剧一派生机，几乎每个县都演出过话剧，有“县县有剧队，镇镇有演戏”之说。
各话剧组织及单位，演出的剧目除流行全国的《血溅九一八》、《塞上风云》、《打东洋》、《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话剧外，各地自编了若干剧目进行演出：贵阳沙驼剧社萧之亮编演了在国难当头，当权者却只顾卖官鬻爵、借派兵派款敲诈勒索，人民难以喘息的《二升米》，以及揭露奸商发国难财的《刘汉卿的秘密》，反映人民武装抵抗、彻底歼灭日寇的《还有一个》等独幕话剧；思南地下党负责人、中学校长萧次瞻编演了表现在民族灾难的年月里，教师饥寒交迫的《老师的年关》街头剧，印江进步作者思基编演了《畸形儿》，鞭挞那些对国家、民族危亡无动于衷的公子哥儿们；罗甸小学教师自编自导，演出了三出话剧：《岂有此理》，批驳投降论调；《捐献》，通过该剧表现人们对抗日募捐的不同态度，歌颂踊跃捐献的人们，斥责一毛不拔的守财奴；《炸
死编草鞋的农民》，根据日机滥炸无辜的罪行，向观众叙述一个编草鞋的农民，在家中被炸死的故事。大定(今大方县)中学教师兰芸夫创作了《家国恨》，描述平型关沦陷后，一家农户惨遭敌人蹂躏，尝尽了亡国奴的耻辱，平型关收复，才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从侧面描写了平型关大捷。从延安返回金沙县工作的兰运臧带回她在延安编演的剧本《五里雾》排练演出，在贵州的话剧舞台上首次出现了延安的剧目，该剧本随着兰运臧牺牲被敌人焚毁。荔波县学生抗日宣传队演出话剧《花木兰》，着力塑造花木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英雄形象，激励今人共赴国难……具有形象、生动、感染力强的话剧，演出时观众深深为剧情打动，湄潭县一抗日演剧队在喜头镇表演街头剧《捉汉奸》时，饰演汉奸的小学教师杨腾超由于表演逼真，激起了观众对汉奸的愤恨，被一时冲动的一位赤卫队员枪击身亡；贵定县白刃剧社到平伐镇巡回演出《打鬼子去》、《火海孤军》、《狐群狗党》话剧，演出结束后，该区区长何永书赠剧社对联一副：“牺牲我相，唤醒国魂”，横联“还我河山”。话剧，在唤起各阶层民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救亡宣传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滔滔的浪潮中，不是没有潜流和暗礁。皖南事变前后，贵州当局寻找借口下令解散沙驼剧社。
1936年5月成立的“沙驼业余话剧社”，系曾在上海担任过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部长的萧之亮(贵州遵义人)联系田君亮、乐静麓等30余人发起组织。其社章规定人社条件要“思想进步，作风纯正，热爱话剧，愿以话剧作武器宣传抗战者。”社员从初期的50人发展到1940年200余人。多数为大、中学校学生，中、小学教员，还有商店店员和机关职员，是当时最大的组织严密、活动经常的文艺社团，每年公演不少于两次。剧社通过社员所在学校放寒、暑假回家，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等，在当地组织话剧活动或开拓戏剧工作剧点，以发展贵州的话剧事业。仅据1938年下半年不完全统计，话剧公演较有成绩的就有遵义、瓮安、清镇、安顺、兴义、盘县……24个县城和县属部分乡村。沙驼剧社还积极支持外来剧人，和韦布等多名剧人合作，先后演出《升官图》、《群魔乱舞》……等剧，形成了在贵州剧坛上以韦布为首的大型进步话剧为主演出和剧社以进步独幕剧为主演出的两面旗帜。在艰难的条件下，沙驼剧社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犹如《社歌》歌词所写的“为了唤起全国大众，在城市、在农村，我们唱歌，我们表演，宣传抗战。”他们从舞台走向街头、奔赴农村、深人军营，为抗日救亡呼号，为出征将士壮行，为支前募捐义演，为伤员送去人民的感情。“沙驼”是自“达德戏班”解散后对贵州话剧运动起到承前启后的一个有影响的话剧组织。剧社虽被迫解散，其成员转入其他社团继续活动。
随着广西桂林的沦陷，又有大批剧人和著名的戏剧家熊佛西、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夏衍、端木蕻良等云集贵州。他们在贵阳、遵义、都匀等地开展进步文艺与戏剧运动，许多剧人参与了当地业余剧团(社)的演出或指导排练等。1945年，田汉、熊佛西在贵阳举办“戏剧展览会”。田汉发表演说，他要求戏剧界的同仁要区别“高台叫化”与“高台教化”的不同，明确戏剧工作者的性质和任务。戏剧大师和众多外来剧人人黔，极大地推动了贵州的话剧活动。继1938年重庆庆祝第一届戏剧节之后，1945年2月22日至28日在贵阳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戏剧周，这不能不说是贵州戏剧的一大进步。
四、黎明前的贵州话剧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外省籍文化人和剧人纷纷离去，内迁大专院校亦相继迁回，加之国民党政府加强对进步文化活动的压制，我省话剧活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度形成的高潮日趋沉寂。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以城市学生运动为中坚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在贵州省蓬勃兴起，话剧活动在城市特别是校园中也随之迅速展开。
此时期的话剧组织，贵阳率先成立了人才较为集中的民教剧团。之后，春秋剧社、青光剧社、实验剧社、青年剧社相继成立。遵义成立了“遵义业余剧社”、血痕剧团(抗战期间的原“血痕剧团”基础上扩大成员组成)，安顺的“血花剧团”(成立于抗战期间)，还有都匀、贵定等较大县城的话剧团体。其中，影响最大、活动时间较长的是贵阳民教剧团，它是以抗战期间的“民众剧团”加上田汉主持排演的《少年游》一剧演出的一班人马组成的半职业性剧团。演出过不少具有进步倾向和现实意义的剧目。如夏衍的《离离草》、《芳草天涯》，曹禺的《雷雨》、老舍的《国家至上》、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和《裙带风》等等。1946年，人民群众对黑暗的政治、特务横行的社会现状不满，民教剧团有感于时弊，排演了吴祖光的《林冲夜奔》，反动当局认为是反政府的“坏剧”，纠集流氓、打手到剧场寻衅闹事，导演曹藻被毒打，并被驱逐出境。
校园里的话剧活动。1945年夏新成立的贵州大学业余话剧团每年的演出不断，演出了进步话剧《风雪夜归人》、《雷雨》、《朱门怨》、《万世师表》、《升官图》等。1949年，贵大爆发“反饥饿、反内战”民主学生运动，不断演出抨击时弊的话剧。学生(业余话剧团成员)李世同编演了反映教授悲惨生活的独幕话剧《两块半大洋》。同年5月举行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该校学生会由史健主持演出了反蒋话剧《大独裁者》。不久，李世同等五位剧团的同学被捕，史健惨遭杀害；贵阳师范学院的“行健剧团”，演出《万世师表》等进步话剧；有着雄厚话剧演出基础的贵阳清华中学，1947年自编自演了根据鲁迅原著改编的《阿Q正传》，1948年演出了根据张乐平连环画《三毛流浪记》改编的同名活报剧，以及《雷雨》等进步话剧。演出活动长久不衰的达德学校，在四十年代末期改编演出了《财魔》、《屠夫》等剧目。贵阳女师、大厦中学、青年中学均在本校校庆时演出进步话剧。在省城贵阳的影响下，遵义的省立高中、城成中学，安顺、都匀、毕节等县城的中学均在民主学生运动中演出过上述话剧。毕节弘毅中学的“弘毅剧团”，演出《日出》等多个剧目。话剧伴随着学生运动再次出现高潮。
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纵观近半个世纪贵州之话剧活动，伴随辛亥革命旗帜鲜明地出现于舞台。之后，随着每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形势出现一次高涨，构成革命文化战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贵州话剧运动的主流。可以说，贵州的话剧是应革命之运而生，随革命之洪流而长。
1949年冬，贵阳话剧艺人赶排了《翻天覆地的人》庆祝贵州解放，迎来了话剧的新生。
责任编辑 何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