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1933—1996），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在近代解析数论的许多重要问题，特别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在世界上率先得到了（1+2）的辉煌结果。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领域，至今仍保持着世界记录和领先地位。难以想像，上世纪60年代，陈景润是屈居在6平方米的小屋里，伏在床板上，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用一枝笔，耗去好几麻袋草稿纸，攻下闻名于世的数学难题的。70年代末，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传遍全国，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因此闯入人们的眼帘，成为人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
其实，在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两年前，邓小平就知道陈景润其人。那时他通过相关渠道，要求中科院支持陈景润的研究工作，关心他的生活，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是邓小平坚定有力地支持了陈景润的科学研究工作。全国形势好转、经济蓬勃发展后，邓小平更是从多方面给予陈景润关怀与鼓励。
邓小平和陈景润，一个是中共高层领导，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两人演绎了一曲“科学的春天”故事。在那个年代里，邓小平对陈景润的特殊关怀，以及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中国有一千个陈景润
就了不得”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陈景润作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专心致志地进行数学研究。
1966年，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正当他决定向更尖端的领域迈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科学院党组织陷于瘫痪，陈景润被诬为安(心工作)、钻(研业务)、迷(于专业)的“资产阶级黑线人物”，“白专道路的典型”，他研究的“（1+1）”也被斥为“白痴”、“伪科学”,连工资也被扣了。他成为专政对象，被关押起来，受到批判，每天脖子上挂着一个大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臭老九——陈景润”。半年后，陈景润被释放出来，但被剥夺了搞科研的权利，不能进办公室，只能在数学所干体力劳动，美其名曰“劳动改造”。他被安排住在离锅炉烟囱旁一间仅6平方米的小屋里,桌子被抬走,电线被掐断，每次开批判会,他都要上台作靶接受批判。
即使这样，痴迷数学研究的陈景润仍然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通过不停歇地演算、思考，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大大简化和改进了原来的证明，使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距摘取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是一步之遥，被国际数学界誉为“陈氏定理”，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内，陈景润却继续被诬蔑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和非人的折磨，这位单纯的数学家不知所措,常常惊恐不安,神经极度衰弱。
好在命运之神还没有彻底对陈景润绝情，正在他事业和生活处于艰难的时候,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成了他及许多科研人员的大救星。
1974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四人帮”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科学战线也不例外。他对科技界是非颠倒、科技人员受到压制和迫害的状况深感忧虑，决心纠正和扭转。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的汇报时，对许多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从事科学研究的爱国敬业精神给予了肯定，他特别提到了陈景润因秘密从事数学尖端课题研究而被诬为“白专”典型一事，对陈景润的工作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当时，邓小平拍案而起，激愤地斥责道：“什么‘白专’道路，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强！”他指出：“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就是不敢讲‘专’嘛”，“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邓小平大胆地肯定了陈景润不是“白专”。他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这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搞科研的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有了成绩，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1000个就了不得。”
邓小平认为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应该大力褒扬，他说：“中央表扬了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他的话对鼓励科技人员搞科研起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对科研工作的肯定传出后，广大知识分子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之后，数学所恢复了正常的上下班制度。邓小平还亲自过问了陈景润的问题，为了使陈景润摆脱困境，有一个较好的研究环境，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帮助陈景润解决实际问题。
邓小平指出，“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就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还说，我国的科技、教育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整整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有90万，我国只有20多万。他号召党内外同志“从科学和教育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陈景润。
邓小平从陈景润的遭遇看到了抓好知识分子工作的迫切性，看到必须创造一个适合搞科研的良好社会环境，下决心为之不懈努力。
从那以后，振兴中华的共同使命，把一位政治家和一位科学家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和邓小平同志握手啦”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向中央表示，愿意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一出来工作就立即着手科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倒了“四人帮”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并提出了一个鲜明的思想，这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以后的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邓小平否定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
恰在这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写成，乘着这股东风，作品一路畅通得以发表，如雷电般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震撼着中外数学界。国内外评论说：“陈景润成了中国科学春天的一大盛景。”在国内更引发出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学习陈景润，勇攀科技新高峰”成为人们竞相传诵的口号，也成为人们付诸具体岗位和实际行动的动力。
在邓小平的重视与领导下，中国人民喜气洋洋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78年的春天，耐人寻味而又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敬佩邓小平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目光。他复出之后，一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向禁锢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两个凡是”发出强有力的挑战，为解放思想扫清了道路；二是亲自领导了科学教育文化的拨乱反正，使新中国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陈景润应邀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盛况空前，群情振奋。劫后余生的中国科学界的群英，重新会聚一起，他们中不少人还来不及抚平心灵和肉体的创伤，便匆匆走进春光万顷的百花园中了。
在这次万众瞩目的科学大会上，陈景润见到了邓小平。他兴奋得像个孩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主席台上那张慈祥的面孔，聚精会神地聆听邓小平在开幕式上激动人心的讲话。
阵阵掌声如浪涛，直落心田深处。邓小平的话，把陈景润多年来心里想说的全讲出来了，入情入理、入耳入心。长期以来，陈景润久居陋室，他深深钟爱着数学，钟爱着自然科学中被誉为皇后的精灵，为此不知遭受了多少磨难和屈辱。当听到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到“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时，他高兴得拼命鼓掌。那张平日总是苍白的脸，此时漾着绯红。他研究的经典数论，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理论难题，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肯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劳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肯定更为高兴的事呢？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论述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用好人才”等问题之后，又讲出一句肺腑之言：“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随后他话锋一转，亲切地发问：“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呢?科学技术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恰似峰回路转，陈景润的思绪，悄然捕捉着回荡在会场上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每一句话语，从中汲取阳光和雨露。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是工人阶级，是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在于社会分工的不同。”邓小平同志这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评价，激起了几千名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
陈景润举目看去，所有的人们都在纵情鼓掌，脸上洋溢着无限的欣喜。屋顶上那群星似的灯光，闪烁着令人激越的异彩。陈景润扪心自问：“我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么?”多年来，他一直回避着这个问题。现在邓小平同志庄严地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长期无端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被解除了。
长期以来，陈景润一直被无端地诬蔑为“白专”典型，他彷徨、他失落，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被邓小平解开了：“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邓小平话音刚落，一阵排山倒海似的掌声响起。
从来没有这样畅快淋漓，从来没有这样心情舒朗。邓小平以高屋建瓴的气魄，将凝结在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心头的乌云，一扫而尽。正如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以《科学的春天》为题的发言中所描绘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科学的春天已经大踏步地走来了，让我们张开手臂，去拥抱它吧!陈景润虽然没有郭沫若那样诗情敏捷，但他的感受同样是如此昂扬振奋。
在会上面对数千名科学工作者侃侃而谈的邓小平，也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了。他在讲话中希望科研部门的领导同志，不但要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真诚地说：“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甘当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这种襟怀和品格，令所有的人都潸然泪下。陈景润的眼眶湿润了，他是很少流泪的，现在他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邓小平的这讲话，让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听了之后都感到暖意盈怀，沁人肺腑。它是一篇气势磅礴的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是一面呼唤新时代曙光的旗帜。科学技术，这个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和前途的严肃命题，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完整、系统的阐述，从来没有如此庄严地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
小平同志作完报告后，特地接见了一批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陈景润也在其中。小平同志向他走来，微笑着伸出那双扭转乾坤的手。陈景润立即跨上一步，双手紧紧握住了小平同志的手。千言万语，尽在这紧紧的一握之中。邓小平亲切地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并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尽量给陈景润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他的话语重心长，情真意切。
这是科学大会上动人的一幕。应当感谢摄影师，把这一瞬化为了历史的永恒。
“我和邓小平同志握手啦!”陈景润当天就把这件喜事告诉了数学所的同事们。这是陈景润最为幸福、激动的一天。
“一周之内，请给陈景润解决
三个问题”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的诺言成了现实。在他的推动下，科技人员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后勤保障很快得到改善。陈景润更是有幸亲身感受到这位“后勤部长”直接的、细致入微的关怀。
邓小平多次提出，陈景润应该破格提拔为一级研究员，并亲自接见陈景润，与他促膝交谈，成为陈景润最为敬仰和信任的朋友。后来，陈景润有什么困难，都毫无顾忌地向邓小平写信反映，邓小平每次都是有求必应。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景润在政治上彻底翻身，成为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科学大会结束之后，邓小平十分关心陈景润的健康，嘱咐有关部门替陈景润做一次全面的检查。长期超负荷的研究，使陈景润患上了多种疾病，身体状况不大好。按照邓小平的嘱咐，陈景润不久便被安排住进了北京解放军309医院高干病房。当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已使陈景润家喻户晓。陈景润的到来，受到这家部队医院的盛情接待和看护。正是在这里，陈景润结识了从武汉军区派到309医院进修的由昆（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恋人）。
邓小平一直履行“后勤部长”的承诺，他指示有关部门：“一周之内，请给陈景润解决三个问题：住房、爱人调动、配备一位秘书。”在他的直接关心下，陈景润夫妻不仅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还有了一位工作助手。这一切，使这位数学奇才可以在心情舒畅、无所忧虑的环境下，集中精力搞他的科学研究。
邓小平细致入微的关怀，让陈景润和由昆一直深深地感激和怀念，也让我们看到了邓小平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热爱和关怀。
提起这段往事时，由昆回忆说：“小平他老人家多年来对陈景润以及我们一家的深情厚意，我们永远记住。上世纪80年代，夫妻两地分居并不新鲜，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1980年8月25日，我们终于登记结婚了。数学所给陈景润调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旧房，这样的住房标准，在我们武汉的部队里，是连级干部待遇，他从此搬出了那间6平方米的锅炉房。谁都知道，先生工作起来玩命，但是对于个人的事，从来不说一句话，知足常乐。结婚一年后，我们有了孩子，先生一个人在北京，我跟儿子在武汉。我要工作，要照顾孩子，心头还时时牵挂着先生，人累心更累，直到1983年我们还是两地分居。小平同志知道这件事以后，亲自批示，一个星期之内，事情就解决了。”
“小平同志指示得非常仔细，甚至连办完这三件事情的时间都规定好了。具体执行小平同志指示的，是解放军‘总后’当时的部长洪学智和科学院的领导。我还在武汉边工作边带孩子呢，突然领导找到我，要我7天之内到北京报到。我说，那么快啊，要交代工作，还要整理东西。领导说，上级指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坚决完成任务。能够马上回到丈夫身边，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我们一家三口就是这样，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之下，获得团圆的。”
邓小平细致入微的关怀，对陈景润后来的研究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与促进。
由昆回忆说：“小平同志是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之余，还不忘为一个知识分子操心，当时先生非常激动。1984年先生突遭车祸后，患了帕金森综合症，我曾想放弃工作照顾他。先生坚决不同意，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做什么了，你一定要工作下去’。我只好从老家找来一个亲戚照顾先生。小平对病中的先生仍然十分关心，听说照顾先生的是一个外地亲戚时，特批把这个女孩的户口调进了北京。重病中的先生，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数学。他时常靠在病床上，指导学生，或用生命的余力，思考着数学中的问题。令他魂牵梦绕的哥德巴赫猜想的顶峰，依然在强烈地召唤他，所以先生在病中一直都在工作，一直到去世前的两个月没有停过。”
“如果先生和我们这一家没有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先生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们这个家也不会有今天。小平同志去世后，我跟失去亲人一样痛苦。别人很难理解一个伟人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这种关系，只有我们自己能体会到。”
从邓小平关心陈景润的故事，可以看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用好人才。他曾说：“如果60年代我们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地位？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落后，搞这个工程也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领域，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这个东西呀，你不参与，你就不能加入发展的行列。这个落后很难赶上。现在我们本来就有些落后，但是，不是一切都落后。”
在国家百业待兴的关键时刻，全国一大批知识分子正因为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关怀，才得以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生活得到了改善，使他们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自己的专业科研工作。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认真解决科技人员的待遇问题，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就不会有今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