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从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变动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归纳总结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增长已经带来抑制作用，而储蓄增长和技术进步是未来阶段经济增长主要刺激点。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summarizes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rom three aspects： labor supply， savings rate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reduction in labor supply brought about by aging has already had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while savings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re the main stimulus points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uture.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劳动力供给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economic growth;labor supply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9）24-0293-03
0 引言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述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等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往往认为“剩余”引起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加大了就业规模和生产规模，导致了新的剩余增加，在此反复的过程中带来经济增长。但是马尔萨斯在1798提出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停滞状态，在劳动报酬递减的前提下，收入与人口增长的抵消作用，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停滞反应了人口增长对资源扩张的平衡效应，即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因此十九世纪之前，对于驱动经济增长要素的认知大都停留在要素供給、技术和制度上。
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但该模型具有极强的假设条件：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比不存在替代关系，规模报酬不变，且忽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明显与经济事实不相符。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经济增长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将投资视为内生变量，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认定为外生变量，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满足假设条件：规模报酬不变、要素按价格由边际生产力确定、充分就业、资本和劳动相互替代和存在技术进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供给、储蓄率和技术进步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
改革开放40年来，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储蓄率和制度改良等对我国的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010后我国人口和经济双双进入“新常态”，人口新常态的五个基本特征是：人口增长率极低、劳动力供给减少、老龄化和抚养比高、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口城镇化加速;经济新常态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放缓、成本约束趋紧、产业结构升级优化、需求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1]。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放缓的双重背景下，探讨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变动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
1 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
我国劳动人口数量从建国初期（3.4亿）到1978年改革开放（5.5亿）再到2015年前（10亿）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丰富的劳动力资源[2]和人口抚养比的下降[3，4]对我国过去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已在学术界达成认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迫使在我国较短期限内完成“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人口结构的转变带来老龄人口比例快速上升。而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迟，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早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5]，甚至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呈现负增长的态势，减缓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6，7]。黄祖辉[8]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发现人口老龄化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速下降到5.513%。王桂新[9]以我国31省份1990-2015年每隔五年的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我国人口老年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表明当前阶段10%左右的老龄人口尚未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未来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冯剑锋[10]从中介效应角度出发，通过要素分解法论证人口老龄化从劳动参与率、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人口年龄比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经测算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通过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显著提升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而劳动参与率所带来的影响则为负，即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以无限增长的劳动力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均是有期限的，刘易斯在“二元经济”中提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的扩展过程，直至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即会迎来刘易斯拐点，因此“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生育率下降，总抚养比较低;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工资收入上升，人力资本和储蓄增加，以资本积累和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增速换挡和劳动人口的下降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11]，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会成为未来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带来人口结构的转变使得未来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提高储蓄率和资本投入[12]。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由促进转换为抑制。
2 储蓄变动和经济增长
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从家庭和个人的跨期消费行为的微观基础出发推导出稳态储蓄率，储蓄率被设定为内生变量，构建拉姆齐模型，拉姆齐模型能够分析最优经济增长路劲，推算满足最优路劲的跨时条件，其核心是跨时资源的分配，因此均衡时经济体的资本存量处于修正黄金率水平，即国家和家庭应该储蓄多少，方可实现跨时期的最优配置，由此内生得出的储蓄率被视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
得益于国人偏爱储蓄的心理和人均收入的快速上升，我国的储蓄率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国外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均表明，国民储蓄率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老年抚养比的影响[13]，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储蓄率存在的负相关影响在以往文章中有所体现[14]，也有学者研究[15]发现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只占1%，远不及居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人口老龄化未对居民储蓄率带来显著的影响[16]。
历史经验和国外主流思想认为储蓄率降低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标志之一。胡翠[17]以1998、1995、2002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利用混合截面和虚拟面板进行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农村家庭储蓄率随着老龄化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下降，城镇家庭储蓄率却随着老龄化人口的比重的上升而上升。李超[18]追踪我国家庭2010-2014年面板数据，老龄化对我国微观家庭储蓄率的效应为正，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和农村、中西部家庭影储蓄率影响更明显。此外有学者[19]研究发现储蓄率越高，老龄化和养老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越强。老龄化通过储蓄路径影响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考虑到退休后的不确定性，不同年龄的劳动者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个人消费，储蓄的增加会引发投资的增加，从而促进资本的深化，实现经济的增长[20]。
3 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催生我国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内部优化。
一方面技术进步是自我技术创新或者引进先进技术的结果，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现阶段主流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放缓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资本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学术界普遍认为劳动力年龄或者人口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21，22]，趙昕东[23]采用199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劳动力年龄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U”形，40-49岁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最大，2020年后尤其是2040年，50-59岁劳动力比例保持在较高水平，老龄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显著，因此未来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多依赖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24]。此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会催生我国制造业的调整和内部优化，依靠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从而提高生产力[25，26]。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影响人力资本投入从而对生产技术产生影响，国内外对此均有研究。部分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恶化人力资本，过高的老年抚养比加大财政在养老金的支出，侵占年轻人的教育投入[27]，Poterba的研究发现65及以上的人口每上升1%，就会减少人均教育支出0.3%;但另一种观点认为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为获得更多退休后的效益不得不加大个人年轻时的教育投资，政府考虑到老龄化程度的加重也会加大公共教育投资，从而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28]。但国外丰富研究能否指导我国实际情况就不能确定，周纯义[29]构建居民预期寿命与热力资本模型，研究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加重了年龄对人力资本的负效应。
4 结论
过去数十年内，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刘易斯拐点，未来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会引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应尽快落实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有效缓解养老金压力的同时，也能提供一定的劳动力。但同时，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和保证政策，切实提高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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