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研究

纲要（2010-2020年）》明確指出，“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3]。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证明，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培养质量，必须整合各方力量，发挥各自优势。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通过协同化发展，政府、行业、企业以及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内陆节点城市践行区域合作，与其他城市跨区域合作，与国际合作等能使各方够形成合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高职业教育的培养质量。另外，在各方通力合作下，通过科学的运作模式，还能够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实现与“一带一路”建设人才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还能够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将中国的职业教育优势传播出去，提升中国的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

（三）有利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及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

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来说，“一带一路”对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及中部崛起战略具有拉动作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沿海14%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将近80%的国民总量和现代工业总产值。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外开放了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3个城市群，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始腾飞。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十几年后政策红利才辐射到内陆地区，其贸易总量及外资利用占比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府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为内陆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使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和对外开放格局开始向西向内陆延伸，这对于我国长期难以解决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些实质性的办法。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在经济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也较为充分，如东部沿海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就远优于内陆地区，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然而，“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的经济发展需要人才和科学技术作为重要支撑，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中部崛起又必须依靠职业教育。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通过协同化育人，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能为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通过优化教育机制，实现内陆节点城市的协同创新发展，能够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二、“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特性

推进“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要充分考虑所实施的环境及区域的特点。内陆节点城市的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开展，以内陆节点城市为依托，充分结合内陆节点城市的特点，强调不同区域在不同层次上的合作，突出人才标准的国际复合性，做到协同化发展运作机制的创新与协调一致。

（一）合作模式的区域性和层次性

“一带一路”战略在全球化过程中提出了新型的合作范式，打破了以往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外开放思维，依托中国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所传承下来的文化价值和经济影响力，在继续对沿海开放的同时，向西向内陆开放。因此《愿景与行动》提出要加强西安、兰州、西宁、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开放型内陆节点城市与亚欧大陆沿线国家的互动合作，努力打造节点城市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内陆节点城市作为各城市群的战略中心，如表1所示，拥有纵深广阔、自然资源及人文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等优势。但作为各省的省会城市，其教育基础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如表2所示，安徽、河南、湖北及湖南等省市教育基础较为雄厚；而陕西、甘肃、青海与其他省市相比，教育基础设施明显薄弱。另外，由于内陆节点城市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力量驱动，内外循环有限，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创新意识不足。与沿海城市相比，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发展机制还缺乏创新活力，校企合作还不够充分。

根据“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的内陆性及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等特点，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合作要始终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在协同化建设过程中突出不同区域的特色，在人才培养合作模式上充分结合不同内陆节点城市的发展特点，促进不同区域在不同层次上的合作。第一层是内陆城市之间的深度合作。内陆节点城市在教育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别，因此应采用以点带面的合作模式。由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带动其他城市的协同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并进一步带动周边内陆城市的发展，形成协同化教育合作圈，达到内陆城市人才共享。第二层是内陆节点城市与沿海城市的互动合作。内陆节点城市要充分借鉴沿海城市职业教育发展经验，与沿海职业院校和企业展开战略合作，通过试点再逐步推广。第三层是内陆节点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主要贸易伙伴国家进行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国际协同化合作战略设计、政策和规则的制定，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达到国际化水平。

（二）人才标准的国际性和复合性

“一带一路”战略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涉及近70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力显著。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总额达到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66.2%，主要流向国家有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达3059个，与沿线的57个国家展开合作，新签合同额达到591.1亿美元，占同期我国承接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4.3%，同比增长24.9%，主要涉及电力工程、房屋建筑、通信工程、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建设等领域[4]。然而，支撑一个国家对外经贸合作的是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素质人才。因此，“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人才培养对于人才素质的要求要坚持国际性的标准，从外语水平、技能水平、沟通及团队协作能力、职业素质等方面与国际水平接轨。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推动着产业的转型升级，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的产业将产生对新实用性人才的大量需求。“互联网+”使职业教育范式进入第三个阶段，计算范式阶段，这意味着教育的协同化将更加精确和细化[5]。因此科技复合型人才是推动当今科技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的发展需要互联网等高科技的加入来适当弱化内陆城市在对外经贸合作中交通运输成本高的劣势，为其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而在“一带一路”对外合作项目中包括大批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不仅要求人才必须具备高技能水平和优秀的职业素质，还要求人才拥有突出的创新能力和互联网技术。因此“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育人还要强调人才素质的复合性。

（三）运作机制的创新性和协调性

“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人才培养运作机制的创新性首先体现在敢于打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增强运行机制的活力，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性以及企业在协同化建设中的作用。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建设必须将现行的职业院校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为在政府主导下由校、企、行以及社会共同培养的协同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的国内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内陆节点城市职业院校展开合作，联合培养人才，共同制定人才培养制度和模式。充分發挥校企合作的作用，实行招工即招生，先招工后招生等多样办学模式，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将企业生产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以及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双赢。同时，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人才培养运行机制的创新性还体现在充分运用新科技手段，加强协同化人才培养与科技的互动。建立协同化人才培养的数据库，充分利用“大数据”为“一带一路”提供精准服务，对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方式以及培养内容等进行设计以适应产业发展需要。

“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的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需要不同教育特点的内陆城市之间进行充分合作，还要促成内陆节点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合作，甚至与国际的合作。因此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工作量大而且复杂。要保持协同化实施工作顺利进行，需要专门机构在其中不断进行协调，并建立协同化人才培养的运作机制以保证协同化人才培养的科学性，进而更好的服务本国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

三、“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体系构建

实现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必须加强内陆节点城市在职业教育投入、人才培养过程以及人才培养标准上的协同合作。因此“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的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体系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投入协同，人才培养过程协同以及人才培养标准协同三部分。

（一）人才培养投入协同

我国职业教育的投入主要依靠国家政府及地方政府，包括政策投入、财政投入以及行政管理等手段。推进“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的协同化发展，必须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在投入上的协同发展。首先，包括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为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例如，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职业院校协同化信息网络建设等等。各内陆节点城市的地方政府还应根据区域发展需要及产业特色来发挥区域优势，为其他城市提供帮助。其次，包括政府的政策投入及法律支持，为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协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为各区域之间合作办学、校企合作，人才交流等提供政策依据。第三，师资力量的投入。主要是提高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双师型”教师队伍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因此应加强“双师型”教师培训，定期举办教师学习交流活动，开展优秀教师教学经验的交流与对话活动，共同探讨科学、高效的教学模式，探讨如何为“一带一路”培养所需人才，并使人才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6]。最后，加强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的科学管理。探索有效的协同化合作模式，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保证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体系的平稳运行。

（二）人才培养过程协同

“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体系中最核心部分为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协同合作。人才培养过程的协同首先体现在创新各区域人才培养合作模式。例如不同内陆城市可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特色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求来谋求战略合作。即在内外部需求驱动下按协同目标寻找合适的协同伙伴，明确协同所需资源，营建所需协同环境[7]。还如内陆节点城市之间的互助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如甘肃、青海等欠发达地区，可将职业院校学生输送到东部地区，与东部职业教育发展较好城市进行分段式培养。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中，离不开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的参与，因此还应该探索校企合作的模式，将职业院校学生输送到中东部技术先进企业进行实习锻炼。人才培养过程的协同合作还体现在教学资源的共享方面。从培养目标的制定、专业设置、课程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以及实践教学环节等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其中教师支教，企业工程技术专家以及教育专家的指导是最重要的协同合作和资源共享。还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将优秀教师的教学资源在网上共享，提供下载和论坛的交流。另外，在人才培养协同化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求同存异，既要协调统一又要体现不同地区内陆节点城市的教育差异性。

（三）人才培养标准协同

构建“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体系，还必须实现内陆节点城市人才培养标准的统一以及标准过程的协同合作。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高技术与高技能、拥有跨专业和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我国内陆节点城市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制定出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各区域之间的协同合作。人才培养标准的协同不仅是指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上保持一致，还应体现在对于标准从制定、实施到最后的评价环节整个过程中的协调与合作。内陆节点城市根据“一带一路”战略要求以及市场需求来成立专家小组和业内专家，通过实地调研来对不同专业领域人才培养构建标准体系。在标准实施的过程中，各内陆节点城市之间实现标准互通互认，并展开监督评价，以保证人才培养标准的贯彻落实。

四、“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的实施策略

（一）健全体制，保障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跨区域协同发展质量

“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首要必须要健全体制，保障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跨区域协同发展的质量。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跨区域协同发展主要表现为内陆节点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内陆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合作等。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从人才培养的质量上相较于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明显落后。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要明确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协同化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水平，因而要根据“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来调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一带一路”战略中涉及较多新型产业，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体规模已超过6千万人，但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新兴产业领域人才明显不足[8]。因此，政府要引导企业以及职业院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的结构和规模，并根据“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所处经济带、产业集群的特点及区域发展优势来制定人才的需求规划，以规划来指导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跨区域协同发展。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要给予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在政策及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健全体制，避免体制壁垒，增强体制活力；推进“管办评”分离，给予职业院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要夯实内陆节点城市协同化发展的基础，加强协同化基础设施及内涵建设，提高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的科学水平。

（二）完善机制，提升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区域内协同发展水平

“机制”是指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理，它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以组织的结构为基础，由若干子机制有机组合而成的，主要表现为运行机制、動力机制及约束机制三大机制[9]。因此，要通过完善机制，提升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区域内协同发展水平。具体来说，从运行机制上来看，横向上要处理好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之间的关系；纵向上要协调各内陆节点城市各自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政、校、行、企各领域的合作。首先，政府、行业企业以及职业院校要创新协同运作机制，通过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在保证双方利益的前提下开展合作；其次，要协调好内陆节点城市之间的合作，坚持多样化原则，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动力机制来说，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需要以及职业院校自身发展的需求。为了提升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水平，还要完善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的约束机制。一是政府要建立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体系，对协同化发展中人才培养的各环节进行调控和监督。二是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要建立内部质量的监测体系，大力发展社会评价模式，鼓励第三方评估机构、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等根据所构建的人才标准来对协同化发展中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进行评价，并及时反馈。职业院校和企业则根据反馈来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策略。

（三）加强合作，推进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国际交流与学习的机会，在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化发展过程中，要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首先，加强与国际人才培养方式的交流与合作，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一带一路”战略中有大量中外合作的项目，因此，我国内陆节点城市在实施协同化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项目建设的合作机会向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学习，研究国外在新兴产业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吸收其优质教育资源，结合我国各区域自身特色与职业教育发展现状，改善教学方法与课程体系。我国职业院校应谋求与国际企业的合作，实行共同育人，实现人才标准的互通互认，探索合作办学模式。其次，加强人才输出，培养国际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要加强技能人才的输出，以中外合作项目为契机，将人才输送到“一线”进行锻炼；要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国家化水平，要为我国教师提供出国交流与学习的机会，学习研究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技术，进而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要聘请国外企业优秀的高技能人才来进行课程教学，邀请国外专家和学者来我国进行经验交流；要提高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与层次。我国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但是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范围及层次有待提高。因此，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应抓住“一带一路”对外合作的契机，与高水平企業及学校展开合作，推进内陆节点城市职业教育协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合作的层次与范围。

参考文献：

[1]卢志米.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对策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4（2）：86.

[2]陈相芬.“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4）：43.

[3]高山艳.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的争议与追问[J].职教论坛，2014（1）：26.

[4]商务部：前3季度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共投入120.3亿美元[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021/c157278-27723

733.html.

[5]孙钰林.职业教育的”互联网+”方法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6）：113.

[6]李梦卿，安培.“工士”学位的学理逻辑、法理意义及选择最优性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5（3）：62.

[7]吴悦，顾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协同过程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2（10）：19.

[8]张扬，王颖.高职教育与区域战略新兴产业协同发展途径研究[J].江苏高教，2016（1）：140.

[9]程勉中.现代大学管理机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5-69.

责任编辑 肖称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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