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成绩显著。截至2011年，我国已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1643.92亿美元。2010年和201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00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全球第二位。可见，中国已成为企业跨国经营的首选国家之一。而对于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而言，其进入模式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一旦确定采用一种模式之后，企业便不能在不失去原有资源的前提下迅速撤回资本，或是在短期内转变投资资源。由此看来，选择正确的进入模式是企业跨国经营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模式的选择受到多种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母国企业所有权优势、母国企业战略目标、东道国产业环境和东道国制度环境。而在这些因素中，文化差异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自身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文化，其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远离母国，必然会面临来自东道国的文化摩擦与碰撞，这会给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阻碍。Mi-roshink（2008）指出，对跨国公司海外业务出现的问题和失败原因的分析表明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正在成为跨国公司经营决策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笔者试图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评析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直接投资时，需要在独资与合资的进入模式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产生影响的程度目前仍没有定论。根据现有的文献，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是交易成本理论。按照交易成本理论，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选择不同的进入模式体现了跨国公司对目标市场控制程度的偏好，是跨国公司基于成本与收益比较后的最终抉择。跨国公司从合资经营中获得的收益包括在本国经营不能得到的互补性资源、销售市场、由合资伙伴控制的专用性资产，并可以通过合资伙伴学习在东道国经营的经验和知识等。而在合资经营中，由于专用性资产、环境和行为的不确定导致的市场风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合作伙伴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容易引起内部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如果交易中存在大量专用性资产，以及在交易各方行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文化上的巨大差距使跨国公司在进入时选择更大的控制权（Hennarta和Reddy，1997），即选择独资经营的进入模式。王俊（2007）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以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为解释变量，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文化差异对其进入模式的影响。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文化距离越大，其在华投资越倾向于合资经营；而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心理距离越大，其在华投资越倾向于独资经营。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跨国公司在根据文化差异决定在东道国投资的进入模式时，主要是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在投资时就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经营的模式。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在文化距离大的国家投资，获得当地知识非常困难，因此偏好于合资经营方式。在文化距离大的国家投资，还会因为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投资的风险，跨国公司倾向于利用合资形式以规避风险（Gatignon和Anderson，1988）。在文化差距大的东道国市场中放松对子公司的控制可以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和信息交换成本的一种手段。在高文化差异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希望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投资时更愿意选择较低投资比例的合资形式以规避风险。Brouthers（2002）在对西欧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在进入文化差异较大的东欧国家时更愿意选择合资经营方式而不是独资子公司。Kogut和Singh（1988）认为，较大的文化差异增加了跨国公司采用合资的可能性，文化差异越大，采用合资时失败的比率越低。Bell（1996）对荷兰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不管文化差异大小与否，合资经营都比独资经营更有可能性。根据Bell的解释，原因在于合资经营的原因是多重的，在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投资时合资经营可以较为容易地与当地企业沟通，而在文化差异不大的国家投资时合资经营同样可以达到便利合作研究以及成本削减等目的。
尽管学者们对于文化差异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时进入模式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跨国公司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文化环境对公司今后的生存、运营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最终决定是选择合资还是独资模式来进入东道国市场。
二、文化差异的表现及度量标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国界”在全球化的趋势面前越来越缺乏实际意义。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统一，使生产力要素和各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但是，无国界的生产和经营，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界限和差别也随之消失。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进入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跨国公司选择的进入模式不能降低文化差异造成的负面效应，这会对跨国公司的经营带来严峻的挑战。
（一）文化差异的表现
对于文化的定义，由于不同的学者、组织的角度不同，因此存在着差异。本文采用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蒂教授的观点：文化是一组织成员或者一种区划下的人群在精神气质方面的集体思维方式，是一种共同的心理程序。文化为一种复合体，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法律道德、宗教信仰、一个地区或民族所具有的整个价值体系，是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成。
文化差异主要是指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存在语言沟通、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教育和工作态度等方面的差异。文化差异源于文化产生的具体历史过程，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有其各自产生的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彼此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其历史环境的不同。任何一种文化，即使是同属一种文化体系，因各个民族所处地理环境不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使得同属一个文化体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呈现其独特的个性。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心理层面，即由于地域和历史原因长期形成的民族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社会风情、心理意识及思维模式，是一种具有特殊超稳定性的民族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它所具有的稳定性、长久性、普遍性、承继性等多种属性，使得民族文化在走向世界文化的过程中，永远保持着自身的特点。
在跨国经营中，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语言现象等文化差异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无形壁垒。对中国而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拥有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但许多有实力的公司在跨国经营中失利，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资本和技术，而是缺乏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忽视了文化差异的影响，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多用意象思维方式，偏重于直观直觉，而英美人则是呈线性顺序进行演绎推理。在跨文化交流中，这种不同表现在不同国家的人对于客观事实的主观看法。中国人则着眼于对对方发出的信息或表明的态度所作出的直接反应。例如，对于一件产品或一项设计，不论满意与否，英美人倾向于先给予赞扬，而中国人往往更挑剔。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和英美人的反应也是不同的。英美国家的人对称赞会表现出欣赏、高兴的态度，认为对方的赞扬是对自己的认同和认可。而中国人觉得，谦逊是一种美德，因此得到他人赞赏时，则常会表现出不好意思和受之有愧之感。
2 价值观念的差异。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其历史的发展不同，沉淀下来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历史文化的不同会使人们在对待同一事物时形成不同的观念。在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时间观念、决策方式和处理冲突的态度上也会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例如，美国人信奉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个人敢于承担责任在美国人眼里是一种美德，是积极进取的表现。然而，中国人却十分注重集体决策，强调集体智慧。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导致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对某些事物理解不同，造成在企业经营及语言交际中不能相互沟通。
3 风俗习惯的差异。
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在传统生活方式爱好、忌讳等方面体现出的风土人情都不尽相同。中国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商务洽谈时，往往使用一些不确定的模糊词，来表现谦恭、随和的态度。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说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过多的模糊词则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缺乏自信的印象。他们会觉得和中国人商务交往非常困难，造成商务往来的困难和低效率，造成了对外商务交往的冲突。
4 语言现象的差异。
美国文化学家萨姆瓦认为，对跨文化交流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除了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外，还有语言形式和内涵的差异。不同的语言形式和丰富的语言内涵的客观存在影响着对语言的理解，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并造成跨国经营过程中的误会和冲突。两种文化中都具有某词句、某事物或某现象，但两种文化分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或感情色彩，因而影响语言的准确表达。
（二）度量文化差异的标准
1967—1973年，Hofstede对IBM公司的国际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用20种不同语言在72个国家里发放并回收了116000多份调查问卷。调查和分析的重点是问卷回答中员工价值观上表现出来的国别差异。在此项研究中，Hofstede提出了4个衡量各国文化的维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主义（masculinity）。
1 权力距离（PD）。
权力距离（PD）涉及一个基本问题，即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名望、财富、权力等方面的不平等。对此，不同社会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对于在这些领域保持地位上的稳固性有着不同的重视程度。在组织内部，权力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反映了管理者对权力的态度。来自高权力距离国家的经理，在组织中往往以领导人自居，善于控制下属，喜欢获得较大的权力。而来自低权力距离国家的经理，并不在意是否处于一个领导者的地位，在组织中愿意和低级别的同事相处。因此，来自高权力距离国家的投资者一般具有控制性权力偏好，比较喜爱控制程度高的独资进入模式；相对而言，来自低权力距离国家的投资者比较喜欢控制程度低的合资进入模式。
2 个人主义（ID）。
个人主义（ID）指的是个体在诸如家庭这样的群体中保持个人独立或融入的群体的程度。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价值观和道德观都鼓励追求个人成就、个人权力以及自我独立性，人们倾向于对自己负责，不需要在情感等方面依赖群体。与此相反，在集体文化中，人们更关心群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群体较个人有优先权，个人身份是建立在群体成员的基础上，群体负责保护个人，个人要对群体保持忠诚。个人主义反映了一国管理者与人合作的态度。来自个人主义色彩强烈国家的经理，比较关心个人利益，而对于具有集体主义特征国家的经理来说，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善于与人合作。因此，个人主义指数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独资的进入模式。
3 不确定性避免（UA）。
不确定性避免（UA）指的是特定文化中的成员在那些新奇的、未知的、异常的和令人吃惊的情景中感觉舒服或不舒服的程度，反映了一国管理者对待和处理不确定环境的态度。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一维度上有强弱之分，来自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国家的管理者，大多是风险规避的，通常会采用严格的内部规章制度来处理不确定性的问题，所以在进人海外市场时，他们往往比较谨慎，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来减少不确定因素，不愿意采取控制程度高、风险相对较大的进入模式。而来自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低国家的管理者，大多是偏好风险的，较少采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避风险，愿意采取风险程度更高的进入模式。因此，不确定性避免指数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的进入模式。
4 男性主义（MS）。
性别的二元性是社会中基本的事实，不同的社会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去对待这个事实，Hofstede关注的焦点是两性的生理差异对男性、女性的情感和社会的角色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和影响。男性主义（MS）反映一国管理者对社会中男性角色的态度。如果一个国家中的男性居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只负责和处理一些支持性的社会活动时，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男性主义国家。在男性主义国家中，人们更加注重诸如职业生涯和金钱等个人目标。在女性主义国家中，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分工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人们比较重视诸如人际关系、帮助他人、自然环境等社会目标。
三、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模式的影响
Hofstede的理论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各国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基础之一，尽管存在着文化偏见、数据陈旧等缺陷，但是该理论衍生了大量新兴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很有实用价值的指导和参考。因此，本文将沿用Hofstede的划分方法，选取对我国直接投资存量较大的国家与我国的文化指数进行对比研究。
（一）国别差异导致文化差异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按照对我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排名顺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即对我国直接投资存量排名靠前的新加坡、韩国、日本、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及荷兰等8个国家，查找其文化指数（其各项指标如表1所示），并与我国的文化指数进行对比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新加坡、法国的PD指数较其他国家高出很多，属于高权力距离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投资者偏好独资的进入模式。相比较而言，德国、荷兰等低权力距离的国家，其投资者则倾向于控制程度低的合资进入模式。
从ID指数来看，美国、德国、荷兰、法国非常高，特别是美国达到了91，可见这些国家的投资者更加关心个人的利益，倾向于选择独资的进入模式。相比较而言，中国、新加坡、韩国的ID指数则极低，属于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国家，其投资者在进行跨国投资的时候，则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合资的进入模式。
从UA指数来看，新加坡的UI指数极低，仅为8，可见该国的投资者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非常低，多数人偏好风险，愿意选择独资的进入模式。而日本、韩国、法国的ID指数则均在85以上，所以这些国家的投资者在进行跨国投资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尽量规避风险，因此他们会更倾向于合资的进入模式。
从MS指数来看，中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MS指数均略微高于60，并不算是明显的男性主义国家。而日本的MS指数高达95，是典型的男性主义国家。荷兰的MS指数低至14，是典型的女性主义国家。可见日本人注重诸如职业生涯和金钱等个人目标，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模式；而荷兰人则更加注重诸如人际关系、帮助他人、自然环境等社会目标。
综合分析上述各项指标的影响，可以看出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方面，来自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国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以合资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而来自日本、德国、美国等国的跨国公司则更加倾向于以独资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
（二）文化差异程度影响投资模式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有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即“三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企业在选择进入模式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Kim和Hwang（1992）提出的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中，使用了环境、交易和全球战略三类变量因素，解释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选择与变化，可细分为母国企业所有权优势、母国企业战略目标、东道国产业环境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其中，文化差异因素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分析文化差异对在华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本文以中国文化维度的各项指标作为基准，计算不同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差异程度，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各个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差异程度。其中，新加坡、韩国、日本前两项指标与中国的差异较小，而后两项与中国的差异较大。相比较而言，德国、美国、荷兰与中国的各项指标差异则与前者呈现相反的情况。为了综合考虑各项文化维度指标的影响，将这些国家与中国文化差异数值的绝对值加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最小，韩国其次，而日本、德国、荷兰、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较大。
根据表3可以发现，在外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中，与我国文化差异大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美国，更倾向于采用合资的进入方式；而与我国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则更加倾向于采用独资的进入模式。这正支持了上文的第二种观点，即跨国公司在根据文化差异来决定在东道国投资的进入模式时，主要是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在投资时就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经营的模式。
（三）在华投资者青睐独资模式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模式选择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不同文化差异的国家选择不同的进入模式。但是，从表4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明显的独资化趋势，外商独资企业已经逐步替代了合资企业。
2000年，外商独资企业仅占到46.94%，还未超过半数，而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呈现迅速上升的态势。截至2010年底，外商独资企业已占到全部企业的76.58%，在数量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其主要表现有三点：第一，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有着显著提高，成为主要的外资利用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独资企业新设的数量和投资额所占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1998年，合同外资金额中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所占的比例（41.8%）首次超过了中外合资企业（33.2%），成为我国主要利用外资方式。此后，外商独资企业所占的比例急剧增长，从1998年的41.8%上升到2011年的78.62%，大大超过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所占的份额，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第二，在新批独资企业数量和外资金额超过合资企业的同时，原有合资企业也加快重组步伐，逐渐向独资企业转变。最初，跨国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成为合资企业的大股东，2001年以后随着政策的调整放开，不少跨国公司开始采用收购合资企业中方股份的方式把合资企业变为独资企业。第三，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跨国公司通过收购和兼并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如美国爱默生公司斥资7.5亿美元收购华为公司下属的安圣电器，美国AB啤酒公司收购青岛啤酒，法国达能公司控股乐百氏和娃哈哈等。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独资化倾向日益增强，究其原因，可以从中国国情的改变和外国投资者的转变来分析。就中国本身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购买力大大提高，成为了当今世界一个巨大而且极具潜力的消费者市场。因此，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跨国公司力图抢先占领中国市场，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也正是由于中国市场稳定快速地扩大并蕴含巨大的增长潜力，使得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上追求高度控制的独自企业形态。此外，在经济开放初期，我国颁布了《中国合资企业法》，限定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因此，合资企业成为当时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最普遍的方式。在与外国投资者的长期合作过程中，我国相继颁布了数十项法律法规，鼓励和规范外商在中国的投资，这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和更稳定的投资环境，降低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的信心。特别是从2000年到2001年，中国政府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一方面规范了外商投资者的行为，使它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另一方面也放宽了外商投资股权的某些规定。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导致外商独资企业的大幅度增长和合资企业数量的下降。
而对进入中国的投资者来说，一方面，随着投资者在东道国运营时间的增加，对东道国的文化、政策制度、经营惯例的认识逐步加深，投资者在实践中将逐步获得关于如何在东道国经营的隐性知识，并将这种隐性知识规范化、流程化，形成组织自身不可模仿的战略性资产，所以，在投资者后续的进入模式选择中，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大大减少，文化差异对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强度降低。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独资化也反映了外国投资者在华经营若干年后，合资企业内部的冲突逐渐扩大，合资经营的交易成本开始迅速上升。因此，跨国公司扩大合资经营中的股份或直接变更为独资经营是情理之中的选择。
四、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启示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不断加深，国家间、区域间的关系日益加深。面对这种新局面，我国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加速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逐步实现国际化经营，成为有实力的跨国企业。但是，文化的差异性存在于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中，这种差异性使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和员工在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上产生文化冲突，从而影响到跨国企业经营战略的实施。以明基和西门子为例，2005年6月，明基收购西门子公司的手机业务，但是由于中德文化上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西门子的企业文化中就是其独特的管理制度、经营制度及强势的工会文化，使得并购之后明基移动连续亏损。仅四个月的时间，明基就宣布停止向德国子公司注资，申请破产保护。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处理好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那么企业很有可能遭遇失败。因此，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必须对此问题格外注意，尽量消除文化差异、化解文化冲突。
（一）明确东道国的文化特征和外资政策
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地域环境中，势必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企业要选择正确的进入模式，必须清晰地把握文化差异对进入模式的影响，了解东道国的文化特征和外资政策，并以此为基础调整自身的经营管理策略。此外，由于各国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与奖励措施各不相同，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东道国政府对待外资的态度，从而调整自身的经营理念与经营策略。
（二）降低进入成本和经营风险
由于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对其而言，降低企业在东道国的进入成本和经营风险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文化差异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为了尽快地融入东道国的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文化差距带来的风险，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在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国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进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进入模式，从而使企业的跨国经营取得成功。
（三）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
时代的进步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时应以更宽阔的视野来认识文化的资源价值和优势，开展更深层次的文化经济交流合作，即积极开展对外文化展示，利用影视交流、图书展示等多种形式，以交流活动为载体，做到兼容互补、博采众长、促进合作，展现我国深厚的文化内涵、典雅的文化气息和精湛的艺术水平，打造企业的文化品牌，推出更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激发创新发展的活力。
对于企业的跨国经营而言，识别和正视文化差异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实现跨文化融合。跨文化融合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之间，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吸收、相互补充，形成一种稳定的全新的组织文化。我国企业家张瑞敏在总结海尔在美国的成功经验时提出，只有把海尔的企业文化融入到美国当地的文化中去，才能使企业具有生命力。所以，从现代跨国公司的经营实践来看，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融合是化解文化冲突的最佳选择。
（四）构建跨文化管理的新模式
多元文化的差异、冲突和挑战要求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必须具备全球化的眼光，构建自身的跨文化管理战略。首先，寻找不同文化的共性，实现企业价值观的整合与重塑。一方面，企业需要创造条件和建立相应的机制，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能享受到企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企业要把自身的经营目标与员工、东道国的利益充分结合起来，建立可以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企业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其次，实行本土化企业管理模式。本土化管理兼顾了当事双方的利益需求，能充分利用当地优秀人才为企业服务，有利于化解利益和文化冲突，实现双赢目标，现已成为跨国企业解决异域环境障碍和化解文化冲突的核心策略。
参考文献
[1]谢冰、谢军：《文化管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决策的关键》，载《江苏商论》，2006（7）。
[2]周凌霄：《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载《亚太经济》，2006（5）。
[3]胡浩：《论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载《社会科学》，2004（10）。
[4]潘镇、鲁明泓：《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文化解释》，载《世界经济》，2006（2）。
[5]王俊：《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倾向》，载《国际贸易问题》，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