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在分析1985年至2009年期间FDI所有权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化趋势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FDI所有权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提升FDI引资质量。结果显示：外商独资模式FDI结构对第一产业结构的变动有明显的负面作用，而对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外合作与合资模式FDI结构比重的增加不利于第二产业结构比重的提升，中外合资模式FDI结构对第三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影响力自2001年来有逐步减弱的趋势，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FDI 产业结构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的外资数量持续攀升，实际利用外资额度从1985年的47.6亿美元升至2009年的918.04亿美元，年均增幅约15.5%，其中FDI份额均值由80年代后半期的32.6%增至2005至2009年期间的95.8%，FDI在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FDI的长期粗放式引入导致FDI引资质量的不确定性。当前，面临外需的不确定性增加、人民币汇率连创新高、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压力，产业结构的不协调等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理性引导外资流向，调整引资结构，从追求外资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更好地协调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
文献综述
大多数文献主要研究FDI总量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然而，从FDI结构角度展开的论述较为零散。理论方面，Markusen & Venables（1999）研究了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关联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关联效应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世界投资报告（2001）指出，FDI产业关联效应存在部门差异，由于要素密集度的差异，制造业内部各子部门之间的关联比初级经济部门更为紧密，从而FDI的经济效益更为凸显，而服务业主要直接面向客户，FDI的前向关联效应明显，后向关联存在差别。黄晓玲（2001）将FDI区分为出口导向型与进口替代型，考察了跨国公司市场投资战略的差异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曹均伟（2002）结合FDI周期理论、钱纳里与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变化理论，指出了FDI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阶段性转换规律，即工业化初期引进外资主要是为了弥补第二产业的资金缺口，而工业化中期引进外资的重点在于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知识。以上文献仅涉及到FDI产业分布、产业关联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关于FDI结构的实证考察相对更为深入。周燕（2008）在制造业层面上比较了不同性质、不同来源地FDI的制造业内部结构效应，结果表明港澳台外资的产业结构效应不及其他国家，且国内市场导向型外资的产业结构效应相对于出口导向型外资的效应更明显；陈岩（2010）运用我国2007年制造业数据对海默的垄断竞争理论进行了验证，结论显示FDI的行业分布与行业结构变量之间显著相关，意味着通过调控FDI行业分布以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是可行的；李文臣（2010）运用1990-2006年的统计数据集中分析了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负面效应，指出FDI的结构性偏差导致工业过度扩张，第一、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文献检索显示，没有关于FDI所有权结构的产业结构效应的系统分析，基于FDI结构效应的综合考察仍然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本文在对FDI所有权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FDI所有权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区分不同外资利用方式的效率，对于有针对性地合理引导外资、提升引资质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FDI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化趋势
（一）FDI所有权结构比重演化趋势
按实际利用外资的方式，FDI所有权结构可划分为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三种主要模式。1986年以前，中外合作比重最高，中外合资比重其次，外商独资比重最少，1986年至1988年间，中外合资比重超过中外合作比重位居第一，1989至1997年间，外商独资比重相继超过中外合作比重，中外合作比重降至最低，1998年至2004年，外商独资比重跃居第一，呈现持续攀升的趋势，而中外合资与合作的比重不断下降，2005年以后三种模式比重趋于稳定。整体上看，FDI越来越倾向于以外商独资的模式进入中国市场，如图3所示。其主要原因是在第二产业FDI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外商独资模式有助于跨国子公司转移母国先进技术以最大限度占领市场份额，同时，还能够有效地防止技术外溢以保持长期竞争能力，跨国公司独资经营成为其实现战略规划的最佳途径。如图1所示。
（二）三次产业结构比重演化趋势
本文运用三次产业产值1980年不变价，来构造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的指标，以反映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实际变化趋势。1985年至2008年期间，我国第一产业结构比重持续下降，从1985年的26.8%降至2008年的7.1%，降幅大致为20个百分点，2009年小幅回调至9.7%；第二产业结构比重不断上升，由1985年的46.9%升至2008年的65.3%，增幅大致为18个百分点，2009年小幅下调至62.3%；第三产业结构比重波动幅度较小，历经上升-下降-上升三个阶段，最高点为1989年的28.5%，最低点为1996年的25.2%。自1986年开始，我国实际产业产值比重呈现出二三一的发展格局，随着1996年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持续上升，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有逐步优化的发展趋势，主要原因在于1996年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如抑制投资过热、降息以及征收利息税等，有力地促进了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进而有利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提升，如图2所示。
FDI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关系
（一）FDI所有权结构与第一产业结构的动态关系
此处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反映的产业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FDI所有权结构作为解释变量，同时，为避免模型设定中重要变量的遗漏所带来的偏误，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控制变量，建立二元回归模型，运用eviews 6.0软件分析整理如表1所示。
从表1的结果可知，外商独资模式FDI自2001年后与第一产业结构相关关系显著为负，FDI解释变量系数较为稳定，而其余两种模式关系不明显，表明独资模式FDI结构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农业比重的提升，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自加入WTO以来农业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外商增加了对附加值较高的农业产业链两端的投资，即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流通领域，相对于独资模式，以合作或合资的模式介入农业，能较快地扩大市场份额；其二，农产品市场可视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产品差异，以独资模式介入农业无疑会加剧市场竞争，进而导致生产过剩。
（二）FDI所有权结构与第二产业结构的动态关系
从表2的结果可知，外商独资模式FDI结构与第二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显著为正，合作与合资模式FDI结构与第二产业结构之间自1986年至2001年相关关系显著为负，而2001年以后关系不明显，表明外商独资模式FDI结构比重的增加有助于第二产业结构比重的提高，而合作与合资模式FDI结构的变动对第二产业结构变动有负面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外商独资模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核心技术的溢出，有利于旨在占领市场份额的跨国公司引进母国先进技术，并长期保持市场竞争力，然而，以合作或合资模式进入的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
（三）FDI所有权结构与第三产业结构的动态关系
从表3的结果可知，合资模式FDI结构与第三产业结构自1986年至2005年相关关系显著为正，2005年后相关关系不明显，FDI解释变量系数经历了上升与下降两个阶段，而中外合作模式和外商独资模式与第三产业结构相关关系不显著，其中，外商独资模式FDI解释变量系数大部分年份为负值，表明合资模式FDI结构比重增加能促进第三产业结构比重的提升，其影响力自加入WTO以来有逐步下降的趋势，而外商独资模式FDI结构对第三产业结构比重有负面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行业准入限制与FDI技术溢出效应两方面综合权衡的结果，就行业准入限制而言，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较晚，市场准入门槛较高，尤其针对金融、保险、电信、教育等现代化服务行业存在较多限制，以独资模式进行的直接投资项目审批周期长，程序繁琐，而以合作或合作模式投资周期短，收效显著；就FDI技术溢出效应而言，由于服务业核心业务的跨国转移通常与东道国服务能力的提升相结合，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以独资模式经营的跨国公司对核心业务的控制能力较强，而以合作或合资模式经营的跨国公司自主权受到一定限制，往往伴随着关键性技术的转移与东道国高级人才的培养，使得FDI技术溢出效应相当显著。综合来看，以合作或合资方式利用FDI，显著的溢出效应使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效果明显，随着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加入WTO以来，行业准入限制逐渐放宽，服务业FDI独资化的发展倾向减少了关键性技术的溢出，合资模式FDI结构变动对服务业比重变动的影响力趋于弱化，另外，由于现代化服务业准入障碍依然存在，以及独资模式下跨国企业对关键性技术的控制，外商独资模式FDI结构对服务业比重有负面作用。
需要补充的是，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本文所运用的实证模型仅针对当期FDI来源结构的产业结构效应，会在某种程度上低估FDI来源结构的长期影响力，但本文所得实证结论能够较为准确地揭示FDI来源结构效应的动态变化趋势。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我国FDI所有权结构自1985年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FDI所有权结构表现为，外商独资模式FDI比重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中外合作模式FDI比重不断走低，中外合资模式FDI比重经历了短期上升-长期持续下降两个阶段；二是自1985年以来我国第一产业结构比重持续下降，2009年小幅回升，而第二产业结构比重不断上升，2009年小幅下调，第三产业结构比重波动幅度较小，历经上升-下降-上升三个阶段，1989年达最高点，而最低点为1996年。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对我国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FDI所有权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提高FDI的引资质量。从两者的动态关系来看，外商独资模式FDI结构对第一产业结构的变动有明显的负面作用，而对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外合作与合资模式FDI结构比重的增加不利于第二产业结构比重的提升，中外合资模式FDI结构对第三产业结构比重的影响力显著为正，且影响力自2001年来有逐步减弱的趋势。据此得出以下政策方面的建议：
第一，就第一产业而言，应合理引导外商以中外合作或合资的模式介入农业，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域，促进相互关联产业间资本与技术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集资本、技术、管理、制度及项目等要素于一身的外资启动农业内生性增长的动力，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产业间的有序流动与转移。
第二，考虑到第二产业内部外商独资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对第二产业结构变动显著的影响，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外商独资化倾向所引起的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扩大虽然促进了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但这一增加是通过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所导致的内资企业产值的明显提高，还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产值提升，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一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我国第二产业结构可持续优化的内在动力，也关系到我国第二产业外资模式选择的长远考虑，有待深入考察。然而，通过实证结论能够推断出的是，外商独资模式有利于投资于第二产业的外资企业市场份额的提高，为此，我国应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外资企业引进母国核心技术而非边缘淘汰技术，强化模仿学习、自主创新、人才流动等技术溢出机制，同时，在当前FDI独资模式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我国内资企业需要积极向“以市场换技术能力”的观念转变，内资企业技术模仿的重点应从技术本身的模仿到技术创新能力的模仿演变，尤其在我国基础研究的薄弱领域。
第三，在第三产业领域，我国应积极鼓励外商以中外合资模式进入服务业，充分运用产业关联、产业集聚效应在促进服务业技术外溢中的作用，同时坚持外资引进的国民待遇原则，降低现代化服务行业的准入壁垒，打破高端服务业行业垄断为民间资本导航，大力推进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广度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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