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担任清政府驻古巴总领事的廖恩焘，不仅是职业外交官，也是晚清文学改良的积极参加者。廖恩焘以春梦生的笔名至少发表过三部戏曲。本文考证了廖氏编撰剧本的事实与戏曲改良之关系，分别论述了《团匪魁》、《维新梦》与《学海潮传奇》所表达的政治理念。通过对清廷假维新的揭露，对戊戌变法的同情与赞美，以及将古巴学生流血换取的国家独立视为中国未来的图景，廖恩焘用不同题材的剧作构成了彼此关联的三部曲。
[关键词]廖恩焘 春梦生 《团匪魁》《维新梦》 《学海潮》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132-10
留心辛亥革命史的人，会耳闻廖恩焘为廖仲恺之兄；粤语文学研究者喜谈其庄谐杂出的方言诗与新粤讴；对于中国近代史而言，廖恩焘更重要的身份是外交官；若从近代文学史着眼，则应补充其戏曲创作。
一、“春梦生”其人其剧
晚清时期，廖恩焘的外交经历主要与古巴有关。从1891年担任驻马丹萨（今译“马坦萨斯”）领事，后升任驻哈瓦那的古巴总领事，直到1907年解任，廖氏与古巴可谓关系深厚。就诗词创作而言，廖恩焘使用过诸多笔名，在《近代外交官廖恩焘诗歌考论》[1] 一文中，笔者曾作过专门辨析。然而“春梦生”，学界似无人知晓其与廖恩焘的关联，为此，廖氏曾经创作戏曲的一段史实也长久被掩埋。
对于“春梦生”为何许人，有过考证指认为曾入南社的周祥骏。(注: 分见王少华《周祥骏的抗俄杂剧》（《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10期）、梁淑安与姚柯夫编著《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106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左鹏军亦承袭了梁的错误，其《〈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录传奇杂剧补述》（日本《清末小说通讯》69号，2003年4月），也将《学海潮传奇》的作者“春梦生”注解为周祥骏。)此误会的发生，是由于周祥骏的后人向南京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王少华提供了署名“春梦生”的《团匪魁》，因此梁淑安才又扩大范围，将其他署名“春梦生”的剧本一概归入周氏名下。其实，被梁氏认作周撰的《维新梦》、《团匪魁》与《学海潮》的真正作者为廖恩焘。根据周祥骏家乡江苏睢宁县研究者为之撰写的传记可知，出生于1870年、1914年被杀的周氏，平生从未出国，更无论远赴美洲。[2] （P415-423） 而写作《维新梦》的“春梦生”，在《序》末却明确自记为“识于新世界”。此“新世界”当然不在本土，序文中已明言其“适客海外”。[3] 并且，依照晚清人的用语习惯，做地名解时，新世界乃特指美洲。这自然合于廖恩焘之经历而远于周。
《维新梦》是影射戊戌变法的时事剧，题材敏感，作者撰《序》时显然有所顾忌，因此故意闪烁其辞，不自标为作者，而假托另有其人。但语气间，又往往游移不定。忽而说“余复促其为此”、“而好事若余，索观太亟”，似乎只有从旁促成之功；忽而又以当事人的口气致歉：“匆匆脱稿，挂漏之处，在所不免，阅者谅焉。”如此设防，在周祥骏无此必要，对于时任清政府派驻古巴的总领事廖恩焘，却不为多事。实际上，其与写序者之为同一人，从剧本刊行时起，便从未发生过疑问。春梦生的《〈维新梦〉序》中亦提及，撰此作者，“甫有西皮之唱，刺时人之善学皮毛者”。所言“西皮之唱”，应即是《新小说》第8号上刊出的《团匪魁》。该作编入“京调西皮”栏内，主人公“庸碌大夫”的下场诗，说的正是“心传妙法皮毛相”，与“刺时人之善学皮毛者”的概述亦切合。何况《团匪魁》与《维新梦》相同，都采用了京调，其发表在今知为廖恩焘所作的《新粤讴解心》间隙，(注:春梦生《（新串京调西皮）团匪魁》刊于《新小说》8号（1903年10月，实际出版于1904年2月以后），而《新粤讴解心》连载于该刊7、9-11、1)也显示出编者有意识穿插编排的用心。
至于刊载在1904年《新民丛报》第46-48号合本以及49号上的《学海潮传奇》，其作者春梦生也只能是廖恩焘，而绝非周祥骏。因此剧取材于古巴历史，与周氏履历完全不相干。只有廖恩焘出手才是当行本色。有力的证据还有登在《新小说》第7号上的《（新出班本）黄萧养回头上套、京调维新梦成套（合刻）》广告。其中表彰已在《新小说》连载、署名“新广东武生”所作的广东班本《黄萧养回头》，“作者既洞悉中外，所演皆近今时事，而又熟于此道，善于结构，令人人看之，无不起爱国自强之心，故一出即大受欢迎，实班本革命界之巨子也”。以下便提到合刻本的另一剧作，于本文的论证亦至关紧要：
又《维新梦》一套，乃演戊戌变法前后时事，句句皆道实；而其结构之佳，腔调之熟，又不在《黄萧养回头》之下。作者为春梦生，即卅八、九号《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所称之珠海梦余生其人也。[4]
可见，写作京调《维新梦》的“春梦生”，即是谱写《新粤讴解心》的“珠海梦余生”，亦即时任驻古巴总领事的廖恩焘。这也证明了，广告之后，下一期《新小说》上出现的春梦生撰《团匪魁》，毫无疑问是出自廖恩焘之手。
总之，“春梦生”乃是廖恩焘1903-1904年编撰与发表曲本时的专用笔名，他以此名至少刊出了《团匪魁》、《维新梦》与《学海潮传奇》三部戏曲作品。
按说廖恩焘出身广东，喜爱粤讴，在《新小说》便发表了20多首《粤讴新解心》，其所撰剧本，顺理成章亦应为广东戏。不料其并不作此想。除《学海潮》用传奇（实为杂剧）体外，余外两出均以京调即现在所谓京剧谱之。对于剧种的选择，廖恩焘其实作过认真的考量。《〈维新梦〉序》 中即坦陈：
初拟作为传奇，奈昆曲近成绝响。而沪上所演《铁公鸡》、《左公平西》之类，发扬蹈厉，感人实深，声色并传，雅俗共赏，亦别开演说一生面也。……京调与广东戏不同，传情惟肖，流行尤远。
这里，决定廖氏舍弃昆曲与粤剧、单单取中京戏的理由完全相同，一是着眼于艺术表演的“声色并传”与“传情惟肖”，一是顾及接受群体的“感人实深”、“雅俗共赏”与“流行尤远”。由于梁启超撰写的《劫灰梦传奇》，尤其是《新罗马传奇》在《新民丛报》陆续刊载，以戏曲改良的实绩先声夺人、大受瞩目，廖恩焘初拟创作时，才会首先属意昆曲。不过，比之梁启超的追摹《桃花扇》，廖氏显然更了解戏曲演出的实况，并有现场观剧经验。因此，廖氏势必要从少人观看的昆曲与粤剧，转向风头正健的京戏。
京戏的长处，又不只在声腔、表演之繁缛与流传之广远，还在其重武生戏。这一点对于出身广东的廖恩焘等人尤为敏感。传统昆曲无武生行当，可以略过不提，晚清粤人对京戏与广东戏的比较则颇有意味。廖氏所述上海演出的《铁公鸡》与《左公平西》，不但均以清军扫灭太平天国及捻、回的时事入戏，而且，二剧都属于其时著名的京调武戏，《铁公鸡》更首开以真刀真枪在舞台上搬演的风气。其“发扬蹈厉”、振奋人心，同为广东惠州人的欧榘甲与廖氏的观感正相同。欧榘甲也对《铁公鸡》一戏印象极深，称其“述洪、杨与满清战争时事”，“于满清中兴国史外，稍存一公道信史，使汉人耳目，不至全为所蔽”。[5] 此说固然是由于欧氏其时正受到革命思潮的鼓荡，反满意识浓厚，故于所举武生剧目中，特重《铁公鸡》，但其因爱武戏而看好京戏的前提仍与廖恩焘一样。不过，武戏对于廖恩焘的意义不在于执笔追摹，更重要的是让他领略到京戏感发人心、雅俗共赏的创新优势。这也是欧榘甲对包括京戏在内的外江班演艺的评价：“盖外江班能变新腔，令人神旺，广东班徒拘旧曲，令人生厌，宜其败也。”[5] 由此引发的改良呼声，做法无非两途：或革新粤剧，或弃此他图。而无论何者，均以趋新为诉求。据此，廖恩焘选中当时仍为新腔的京调而放弃熟悉的广东戏，正表现出即使在戏曲形式上，廖氏亦希望予人焕然一新的面貌与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