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职业教育并不是一开始便是现代意义的，它经历了一个从名称到意义的转换和扩展的实现过程。中国古代无职业教育的称谓，晚清将该种类型的教育名之曰实业教育。近代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使洋务派认识到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的重要性，有了学习西方技术的要求和动力，出现了学“西艺”的热潮，促成实业教育思潮的产生。经由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运动中的维新派和清末“新政”时期新教育运动演绎、发展，实业教育思潮达到高潮，并对晚清相应历史阶段的实业教育实践和实业教育制度建立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晚清；实业教育；教育思潮；实业学堂；近代教育；清末“新学制”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5-6378（2016）03-0030-13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6.03.006
所谓思潮，就是指某一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原因所引发的，有群体性共同倾向的思想潮流。晚清的实业教育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洋务派、早期改良派、维新派等数代人士相继努力促成的一种教育思想潮流。他们以实业教育的某些问题为共同讨论的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或相似的观点和心理倾向。其基本内容在于以实科技术及专业人才培养为取向，改进学校目标设计、组织管理以及测评标准；围绕专业目标要素，组织现实应用性的课程及教学方法；旨在促进社会工商业进步，实现国富民强，振兴民族的理想社会愿景。作为晚清社会，尤其是教育领域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潮，实业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居有重要历史地位，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职业教育思潮及制度有着紧密而复杂的承续、交错及转换等复杂关系。
一、 洋务派与实业教育思潮的产生
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便成了西方羡慕、憧憬、垂涎的风水宝地，加之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急于向外输出资本和扩展市场，因而便有了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西方的侵略使得“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110。面对着西方的冲击和国内的矛盾，为了挽救危难，洋务派在稳定清政府政治统治的手法上有所改变。他们不再视西学、西艺为奇技淫巧，有了变器的思想，希冀自强、求富以自救。所谓“自强”，就是主张仿效西方列强练兵制器，增强军事力量，以便对内“剿贼”，对外“御侮”。
如何才能达到自强？李鸿章认为建学堂，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 1863年在筹设上海广方言馆时，从有裨自强出发，就曾提出向西方学习西学和制造工艺的主张。“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2]12。其后，恭亲王奕在1866年12月奏请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指出：“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于实用。”[3]3 次年，又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4]14但是，欲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通晓其内在原理机制，掌握技术门津，才能避免师心自用，枉费钱粮而无裨于实用的恶果。
洋务派突破了中国传统“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思想观念，讲求实用技术及其科技人才的培养。被称为咸同之际中兴之臣的左宗棠认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 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5]332因此，中国应从实处入手，研习西洋机器，转相授受，为永久之利。其规格要求必须“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6]353。具体地说，“制造者能放手制作新式船机及应需之物，驾驶者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这样就能逐渐取得主动，“可不籍洋人”[7]415。为了对学习者起鼓励与激发的作用，应给予必要的物质待遇及社会地位，以达到调整士人价值观念，转移社会风气的效果。此所谓“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用。此项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以昭奖劝，庶登进广而人才自奋矣”[6]354。
19世纪60年代发端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包括“西文”“西艺”教育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有其相对独立性，又是互相渗透和交织的。西文教育主要在西方语言文字研习、外交知识及礼节国际化训练，在洋务运动前期更为侧重；西艺教育则直指西方科技知识课程的设置、军事、机械制造及工艺技术人才的培养，直接与洋务派所开展的军用、民用工业，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等工商经济产业相连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权重比例、地位作用日渐突显。实业教育思潮的内涵精神与西艺教育有更多一致性，故洋务运动时期实业教育思潮产生的表现形态主要为西艺教育。
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第一所新式西方语言文字与外交人才培养的学堂，接着便有了1863年的上海广方言馆。但洋务派在与外国人打交道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学西文并不足以自强，有必要学习西艺，更为实用。最初的行动是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这表明洋务派从重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逐渐进入到更为重视学习科学技术。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中国创设了近代最早的一批技术学堂，如：福州船政局设立的福建船政学堂（1866）、上海江南制造局附属操炮学堂工艺学堂（1874）、福州电报学堂（1876）、天津电报学堂（1879）、天津水师学堂（1881）、广东实学馆及广东水陆师学堂（1882）、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1892）、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1895）、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江南陆师学堂（1896）、南京储才学堂（1896）等。这些学堂中有许多附属于某一工厂或企业，显示出实业教育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