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西古典史学的共性主要都是在原始宗教观念的基础上，对自然和社会进行了理性的探索活动，形成了发达的理性形态和史学观念；不同点在于西方侧重于理论理性，彰显了和实践理性之间的矛盾性，而中国侧重于实践理性，并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将两者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西不同的古典史学形态。这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可见一斑。司马迁在“通变”史学纲领的指导下，将变与常相统一，史与论相结合，人与事相联系，文与史水乳交融，真与善融为一体，显示了发达而深刻的历史思维。而希腊罗马由于受“实质主义”观念的影响，其史学观念主要表现在：历史和传记并行不悖，叙事和写人相分离，文与史尖锐对立，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各执一端。以取精用弘的态度对中西古典史学进行比较研究，对于现代史学和传记史学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典史学；司马迁；普鲁塔克；比较史学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6—0103—08
收稿日期：2009-06-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XSS001)
作者简介：王成军，男，陕西西安市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学界普遍认为，中西古代史学无疑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两种史学形态，西方的古典史学开创了其后史学发展的滥觞，如果从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如钱穆先生指出的“中国文化在秦、汉时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础”这一观点出发的话，中国也有一个类似西方古典时代的历史时期，这就是秦汉。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以后史学发展的基础。显然，中西古典史学是其史学花园中的奇葩，在中西史学史和中西文明史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明显的可比性，因而对其作比较研究是中外学者长期以来一直重视的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硕果。本文拟在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史学的发展观念为依据，从中西原始宗教及其古代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探求中西史学范式的形成及其特征。同时，本文又以中国古典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古罗马时期著名的传记史学家普鲁塔克为典型，来对中西史学和传记史学的发展特点作一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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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作为原始民族的精神表达形式——原始宗教。是人类早期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近现代的西方人类学之父——英国泰勒的《原始文化》开始，西方的人类学开辟了一条科学的、非神学的宗教研究途径，其要旨在于对宗教生活作出社会和文化的解释。当然，在近代，人类学者们首先采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对原始宗教加以理论分析，试图给原始宗教建立一个较严密的生成系统，以探讨原始宗教之间的历时性关系，如近代西方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认为人类对自然物的崇拜是宗教神灵的起源之后，不少西方宗教学者也紧随其后，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人类最初的宗教崇拜起源于人的自然崇拜。但19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认为，祖先崇拜是一切宗教形式的开端，而弗雷泽等学者认为图腾崇拜为最早的原始宗教。泰勒的“万物有灵论”重点是揭示了原始宗教产生的普遍性，并没有明确指出诸种原始宗教形态的先后性。显然，人类最早的宗教崇拜形式是哪种原始宗教，这是文化人类学中的疑难问题。但现代文化人类学转而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原始宗教与人的复杂关系上，侧重于用共时性的方法，通过对神话的分类、归纳来研究原始宗教的特征及其社会历史内容，取得了重要进展。
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原始宗教较之于所谓文明社会宗教的突出不同点，乃在于它不具有完整的以文字为媒介的经典系统，但通过对其神话进行逻辑概括的话，最典型的神话类型实际上就是创世神话和英雄神话两大类。也就是说，“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这一概括也正与原始宗教中的两种最主要的神灵崇拜形式相对应：创世神话主要是从自然崇拜发展起来的，而英雄神话则主要是从祖先崇拜发展起来的。邹华先生指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这是在其观念形态上分别形成创世神话和英雄神话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基础，这两类神话也就无缘产生，至少是没有较完整、较典型的文化形态。”。当然，自然神和祖先神这两种崇拜的形成，它绝不只是原始居民的愚昧无知的产物，韦伯认为：“宗教或巫术动机下的行为，相对而言，是理性的，从其最原始的表现看来特别是如此。”即更多地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理解以及智力的进步，由此出发，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德认为，在人类文明初期，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将自然拟人化，赋予自然以人的本性。我国最早的哲学经典《易传》也对这种古老的、朴素的对自然的方法加以总结，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近取诸身者若耳目口鼻之属是也，远取诸物者若雷风山泽之类是也，举远近万事在其中矣”。
当然，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结果必然要导致独一无二的“主神”(即“上帝”)意识的形成。这一过程在中西各有特点。对于中国而言，黄帝时期，其言不雅训，夏、殷的情况由于学者们争议较大，实难定论，但《尚书》和《国语》所记载的颛项“绝地天通”传说已明显地透露出中国历史发展重人事的这一趋向。著名史学家刘家和先生指出：“在西周时期，上帝和天等同起来，这是从青铜器铭文和传统文献都能得到证实的”。这一过程所产生的重要结果，就是“周代人对天和人的关系的认识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把天和人的关系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即所谓“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这一转变对历史学的影响方面。即如晁福林先生指出的：“综观西周史学发展情况，可以说已经比殷有了长足的进展。如果说殷代尚有十分浓厚的神意史观的话，那么西周时期的史学则正逐渐从神意的笼罩下走出，更多地注目于人的历史活动，记载人的事迹和历史事件的经过及结果。”在此背景下，祖先崇拜在原始宗教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方式更多的则是以包容和吸纳的形式实现的。即“在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运转中还存在着许多方面的承继和发展的内容，并且从某种角度上看，甚至可以说承继多于变动。”
西方古代宗教同样也有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两个方面，它与中国古代宗教发展趋向不同的关键就在于其英雄崇拜与祖先崇拜逐渐分离，从而与世俗的人生拉开了距离，神与人相分。所以，上帝意识就是古代人理性发展过程中的最高成果，它从自然神和祖先神中抽象出来，既表现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又表现为一个规范原始人性中的本能欲望。这一“上帝”主神意识的继续发展，其客观要求突破宗教的束缚而进入哲学的殿堂，正因为如此，学界公认原始宗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渊薮。如古代哲学中的各种文化范畴，如“理念”、“天”、“道”和“德”等，就是对“上帝”理性化的成果。比如黑格尔就认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