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为中国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中国传统的史学存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种模式，但以官方史学为主导。到了近代，中国面临列强的侵侮，开明进步人士经历了一场从器物到思想的社会大变革运动。梁启超等人批判了传统史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向西方学习，倡导一场史界革命。此后，大量的西方史学理论传入中国，迎来了我国近代的史学发展。
关键词 中国史学 近代 转变
一、中国传统史学
我国的历史悠久，并且在每个时期都有对应历史著作，在今天形成了一套完整叙述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二十四史，这种成就在世界上是独有的，这与古代政府对历史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在我国古代，史学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是因为其在当时的价值功用而决定的。一般我们把古代传统史学的价值功用归纳为“求真”与“致用”两点，但是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其具体的“真”与“用”又有差别。它的功用价值是分层次的，主要包括：统治者（特别是封建帝王）、史学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
对封建统治者来说，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第一位的任务，所以史学是他们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对史书的编撰工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到清朝时，这种对史学的把控也达到了顶峰，皇帝亲自任免编撰史书的人员，还要求编撰人员将史书随时送给皇帝进行审阅方能通过。其次，我国古代主要是家族王朝的更替，一般开国之君都比较重视从历史中吸取以前的王朝灭亡的教训。最后，就是教化百姓，以让百姓服从统治以稳定社会。在古代的史书编撰体系中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封建帝王、王侯将相的纪传外，还有诸如《贰臣传》、《烈女传》这些明显带有褒贬的名目，这就是依靠史书来对百姓的思想道德进行引导使之能在社会的道德约束之下。
古代的史学家的地位很特殊，他们大多本身就是历史的亲历者，为了官方正统宣传的需要，史书要求符合“求真”与“致用”两个方面。求真方面主要是史家的学术上的，因为古代官方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能供他们查阅，他们能根据这些史料进行创作。致用方面主要是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的，史家所站的立场不同，其所用也就不同。正是这种史家与现实统治的互动才使我国古代的史学记录能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
二、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传入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随西方列强而来的除了西方的侵略，还有西方的科技与思想。西方的近代史学研究也与此时传入了中国，这与中国的传统史学是有差别的。
在学术方面，西方史学偏重于理性的分析。近代以前，自然领域都是上帝的权利范围，而人是不能涉足的，但随着那些禁忌被打破之后，许多自然的秘密被人类所窥探，这些使人们意识到“既然人们可以认识自然，人们也应该可以认识自己，即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所以人们对史学也有一种理想，即想让它成为一门科学。这种把历史学建设成一门科学的构想，基于一种通过理想：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那他们就能如自然科学一般去运用史学的借鉴功能，通过实验以图达到预测未来的目的。
史学不仅在方法上借鉴和效仿自然科学，并且争取成为一门科学。但是对于他的这一愿望显然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在学界，对于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特别是对“科学”的鉴定有着不同的标准。尽管史学家们对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认识存在差异性，但20世纪初开始，把历史学改造成为社会科学逐渐成为潮流。历史学，成为大学里的一个学科，要成为历史学家需经过专门的培训，获得学位。
19世纪是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时期，同时由于对经典力学定律的片面理解机械决定论和实证主义的归纳逻辑在科学方法在哲学上也兴盛起来。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相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运动变化都遵循着严格的机械式的决定论的规律，他们认为“宏观物体运动遵循经典力学定律决定的规律，而且相信通过经验观察和逻辑归纳，就能概括出那样的规律，相信宏观物质世界的一切运动和变化都能根据那样的规律做出那样的测定和预见；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把这种规律观运用于对人和人类社会的研究，相信人类社会运动变化遵循人性、理性或绝对精神决定的规律。”
三、中国社会内在结构影响
从中国内部看，政治上的失利，使人们认识到需要通过改革现状才能有出路，历史学是这一改革的一个环节。
在受列强侵略之初，清政府从直观的观察出发，认为被列强打败的原因在于武器太原始，科技没有列强发达；洋务运动失败后，认为又把目光投向了制度方面的尝试。民国建立，清帝退位，但中国反而变得内部战火连连，外部侵略不断。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中国人对现有社会结构的不满剧烈爆发出来，人们把中国的命运寄托与社会改造上。这种社会改造思潮对我国的史学的价值转变产生了影响。所以我国的史学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后，随着学界对西方思想的推重和社会上流行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许多西方的历史理论和观点被介绍引入到我国。我国不仅引进了西方的历史著作，也产生了本土的鼎新之作。在史学理论方面有：梁启超根据自己的讲义而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周容的《史学通论》；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等。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著作方面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
中国传统史学原有的一些功能价值因不再适合社会的价值要求也使得我国的近代史学需要创新，以能为新的时代所服务。传统的史学被梁启超直接指斥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而使我国史学“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我们的史学已经不再需要为王侯将相们歌功颂德，需要的是对我们的国家、民族而进行写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传统史学的价值功能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所以，提倡尊古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传统史学在此时显然不能得到力图革新的人民大众的认可。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提倡用白话文进行写作，随后白话文就在我国逐渐推行。白话文与古文相比更加通俗，文意更好理解，有利于新的史学传播。在这个时期创作的白话文就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吕思勉所写的《白话本中国史》。此外，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现代高校建立后，设立了历史系，并成立了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使得我国史学研究在后备人才的培养方面系统化，史学研究制度化。
总之，在近代西方列强通过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了，而中国的社会性质也随之改变。西方列强在掠夺中国的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通过借鉴西方的史学，中国的近代史学也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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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5：177-181.
作者简介：
李成树（1986-），男，四川泸州人，重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硕士研究生。
郑勇蓉（1987-），女，成都温江人，成都彭州市濛阳中学，历史教师。
（作者简介：1.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成都彭州市濛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