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品质产生深刻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主流意识和文化惯性。
主流意识是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的主体价值观念，是构成一个国家治国理论和政策的思想根本。主流意识包含着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思想观点以及这些学说和思想观点系统化后的思想体系。其中，政治法律思想是其最核心的意识，它是在社会生话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集团的执政理念、政治纲领、方针政策、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
中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成具有悠久的渊源性，是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发展，文化积淀的结果。特别是汇聚中国各种思潮的“六经”理论对中国政治的主流意识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精炼地对其进行了阐释。“《易》著天地阴阳天地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记人论，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中国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以“六经”为主流、经典的，融汇于国家的政治制度、道德伦理、文学艺术、语言思维方式之中，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非宗教政治文化传统，使中国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避免了文化的断裂，保持着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连续性。
概括地讲，在中国各种思潮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中国政治的主流意识主要体现在“尊君”、“重民”方面。这是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意识范畴。
“尊君”是指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权力掌握在国君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百姓可以蓄养驱使，百姓必须惟命是从。韩非最先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该观点先后得到了孔子、董仲舒、韩愈、程颐、朱熹等人进一步完善和推崇，日益成为中国稳定的政治主流意识，成为牢固的集权统治政治制度模式的思想依据。
“重民”是指民众个体是家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国一体的基本成分；以血缘为纽带的民众群体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组织和力量源泉，必须重视民众的力量和人心的向背。这种观点是由于在尚农、重农的农耕社会环境下，只有高度重视农民的安居乐业，才能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有序，朝廷赋役资源充裕，从而出现“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状态。老子率先提出应顺应民意，孔子、孟子、荀子等都认可这种观点，提出了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观点。这种政治的主流意识，使中国社会在尊重君权的同时，更格外注重民生，“民为邦本”、“使民以时”的“重民”、“惜民”、“爱民”和“柚民”民本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一种主流的传统政治思想。这些主流意识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引导着它的流变和定型。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上很少出现断裂的文化之一，因此中国的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具备强大的文化惯性。文化惯性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长期积累和升华后所形成的得到共识的文化，使处于这种文化环境下的人们自觉地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这种文化作用于实践活动所表现出持久的内在力量特征。
文化惯性通过三种方式作用于社会：一是文化的影响力。比如中国从经史子集、四大发明到中国制造，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全球。二是文化的渗透力。比如中国从礼化修养、贵和尚中到和平共处，中国文化的渗透力超越了地理和种族的屏障。三是文化的推动力。比如中国从阴阳八卦到二进制、五行说到化学元素到现代科技，中国文化的推动力始终在发挥着作用。这三种方式综合作用于社会，影响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文化所以存在有惯性，是由于文化具有细致的构成要素，拥有完善的结构体系，长期以往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的定式。其一，在于文化是构建于物质基础之上，物化的文化是保存文化的重要载体，这种载体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其二，文化渗透于制度层面，使之强烈地表现出其文化特征。其三，文化全面地融汇于人们的精神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行为。比如浩然正气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讲都是一种追求的境界和行为的准则，是民族传统体育礼让三让的道义规则的根本。这种系统定式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不仅是由于文化的结构体系完整，更主要是由于这种文化模式具备久经考验的优势。然而，器物文化容易消失，制度文化也随时代变迁，只有人的意识是长久的存在。文化在漫长历史中形成，又在悠久的历史中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根植于人们的心理结构，使之熟悉且习惯，使之内化且自觉，为内在的精神承接，表现为文化性格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存在。这种内在的精神承接，保持着民族性格，实施对文化结构的影响，产生稳定持久影响力，即所谓的文化惯性，使不同民族和国家具有自身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属性。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这两种主要的影响因素作用下，其文化品质也具备了与之相吻合的格局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