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社会是既充满丰富多样性或差异性的价值张力、又能够以社会“自组织”和个人道德自律的方式加以化解和升华的正义社会、责任社会和道德理想社会。它不仅是指一个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甚至首先是指人们精神心理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所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事情，而且也是道德伦理的事情。道德教化维护现代社会稳定的手段包括三种，即：制度的正义性、责任感教化和人文教化。
关键词：制度的正义性；责任感教化；人文教化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8—0048—02
“和谐社会”不是无矛盾无冲突的乌托邦社会状态，而是既充满丰富多样性或差异性的价值张力、又能够以社会“自组织”和个人道德自律的方式加以化解和升华的正义社会、责任社会和道德理想社会。它不仅是指一个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而且，甚至首先是指人们精神心理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1]。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内心的精神心理和谐最终会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稳定与和谐更为复杂和更为长远的内在因素。所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事情，而且也是道德伦理的事情。具体说来，道德教化维护现代社会稳定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制度的正义性：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
在柏拉图那里，公正范畴不仅是伦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道德和政治、个人和国家是一致的，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则是国家的缩影。就公正而言，“一个合乎公正的人和一个合乎公正的国家并无不同，两者都是相似的”[2]。在现实社会中，一个公正的国家，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是圣贤，只要有公正的社会制度，它能够对违反社会公正的行为作出制裁，就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稳定与进步。
正义的制度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参与和维护，才能起到保障社会稳定的功能。纵观人类历史，霸王的条款一向由强者制定，民主的法规则往往由弱者抗争所得。任何制度的确立都是各利益集团相互协调、互相平衡的结果，是一种利益的整合与调整，其中不乏有长久生命力的较为合理的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以公平和正义为前提的。从理论基础上讲，因为社会公正是人的基本利益需要，它对人具有重要的人格尊严价值、机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社会公正是社会政治稳定的自主力量和价值基础，反映在社会成员的心中就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力量。“那些参与着这些制度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促进稳定性的那些力量将（朝向某种极限地）日益增强”，该社会就越容易稳定[3]。所以，公正是科学稳定观的基石，强调的是一种以社会公正为基石的社会机体的自主性稳定。
从社会实践上讲，缺乏公正的社会难以保持长久的稳定。公平和正义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稳定的深厚基础。古今中外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之间的剧烈的利益矛盾，甚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稳定就失去了起码的保障。因此，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4]。
二、责任感教化：增强人们维护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
《季羡林谈人生》一书中，季老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1.进行责任感教化首先要求人们树立公民意识，培养秩序感。公民意识是指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追求的自觉反映。它必然产生对公民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社会与权利及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认知，以及对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理想化追求。它包含着对制度合理性、正当性的价值判断和确认。公民意识使社会伦理价值能够有效地制度化，能够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体的内在道德品格的培养。
社会个人的秩序感的养成不仅强调在社会秩序中社会个体是完全的采纳者，同时还强调个人是社会秩序的创造者[5]。人类社会的规则和秩序处于一种能动的自觉、自为状态，并表现为高级复杂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人类创立了自己特有的规则和秩序，但在这些规则和秩序面前又不是盲目采纳的，任何一种制度和秩序的确立及存续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的正当性、合理性价值评判和选择的基础上，如果它违背社会公认的起码的情理和最低限度的价值准则，人们就会像创立它那样再把它毁灭。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要在全社会树立起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时代要求的价值伦理坐标，并使之内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从而建立起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相耦合的伦理秩序。
2.信用体系的健全能够提高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信用社会以制度和道德保障专家系统的“正确性”来维持社会稳定。一个社会的信任体系是否健全稳固直接影响到该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人类已经超越了“面对面”的人际关系模式，更多直接面对的是伴随现代化社会而来的各种抽象体系。对多重抽象系统信任已成为当代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便这种信任不稳定，也能为制度的有效运转提供润滑剂，减少运转的成本。“缺乏信任会形成恶性循环，一个系统（经济的、法律的或政治的）需要信任作为输入条件。没有信任，系统就无法在不确定性和有风险的环境中激发起支持性行动。”[6] 在现代社会，信任是主动争取和主动维持得来的。秩序存在为信任的建立提供了稳定的活动空间，并减低了信任各方的风险[7]。
3.还有一种责任是每个公民都应有自觉维护正义的责任感。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说道：“……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歌咏那一群烈女。”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是。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邪恶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麻木、怯懦与忍让。如果“欺软怕硬”盛行，“邪不压正”将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感是社会公正与稳定的保障，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三、人文教化：稳定社会的手段与目的更加人性化
“人文”的实质就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素养，一种无须他人提醒的自觉，一种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一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人文教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人为本，人作为一种存在有自身的目的。由人组成的国家当然也有目的，而且人的目的和国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在于善，“这种善对于个人和城邦可能是同一的”[8]。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同伦理学联在一起了。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开篇。“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8]这是《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开篇语。《政治学》的开篇是：“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9] 可见，政治与伦理有着对善的诉求。
道德的力量通过榜样的示范、引导来发挥作用，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才能形成。只有一个自觉追求德性的人，才有能力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中信守准则、实践自己的道德价值。“在德性和法则之间还有另一种关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等德性的人而言，才可能理解如何去运用准则。”[10] 道德规则只有在拥有德性或道德品格的人的行为中起到道德规范的作用。
人文教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待异文化的宽容，在制度建设上表现为主张一种宽容的政治文化，来取代冲突型的政治文化。当人们达到一定的规模数量可以构成社会时，作为一个整体，人们总是根据多数人的意志和决定来采取行动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主张多数人统治，列宁曾指出：“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外——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11] 英国学者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一书中指出，“今日之宽容是指什么？它是指宽容者的一种美德，还是指因为各派势均力敌，只好承认宽容？在我看来，情况似乎经常是，当它实际上是指后者时，我们却以为它是指前者。我的自由主义承认人人皆有权坚持己见，同时也让我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要告诉他们何谓最好的意见。”[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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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
[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3.
[10]Maclntyre，A（1998）After Virtu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p.152.
[1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247.
[12][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93.
（责任编辑/ 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