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支撑下,为了摆脱办学的困境,培养时代亟需的实用人才,张伯苓经过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塑造了南开扎根中国土壤,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理念。在“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引导下,南开调整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改革大学教育模式,创造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的南开之路,铸就了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张伯苓的服务社会办学理念和实践,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张伯苓;服务社会理念;背景;内涵;大学教育改革
张伯苓(1876—1951年),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一生矢志不移地从事教育事业,创办了小学、中学、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他所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数十年期间,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重点大学之一,是天津近代文化的标志之一。南开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开之路’非同寻常。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1]南开之路的成功源于张伯苓在实践中探索出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为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重要功能,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比以往更加密切。研究张伯苓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的生成,解读其中的精髓,能为今天的高校走本土化和特色化发展之路,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提供启示和借鉴,也藉以引起学术界对张伯苓教育思想深层价值的再开掘。
一、服务社会办学理念的形成背景
1. “痛矫时弊,育才救国”的信念
近代以降,救亡图存一直是时代的主题。张伯苓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为报效祖国参加海军,但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特别是亲历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拱手揖让威海卫刘公岛等国土的耻辱,其思想发生转变,毅然弃戎从教,“自强之道,端在教育”[2],倡导通过教育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张伯苓认识到民族“愚、弱、贫、散、私”五大弊端,教育是改造国民的良方。“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改造国民的办法就是办教育。”[3]他先后创办了小学堂和中学堂,在办学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办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传授普通知识的国民教育,不足以满足国家社会,无以与欧美相颉颃。他把改造社会风气、救亡强国的期望寄托于对青年的教育。他指出:“今教育之最要目的,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4]希望通过办大学,训练青年人的社会服务意识和改造社会的能力,以发达中国的实业,谋国家的富强。
2. 实用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
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前夕,在留美学生群体的宣传和推动下,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纷纷来华考察讲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革新理念传入中国,深刻全面地影响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走向。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传统学校制度、反对教育脱离实际、主张教育适应社会生活、标榜民主科学的精神,顺应了当时中国批判和变革传统教育的时代潮流,为中国批判旧教育提供了理论武器。这种除旧布新的教育改革潮流,必然对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为考察欧美教育,年近不惑的张伯苓于1917-1918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亲身感受美国实用主义主流思想,回国后积极投身于美国新思潮的宣传之中。1919年7月,张伯苓在天津为他的教育哲学老师杜威安排讲演活动,他亲自当翻译。实用主义对教育实用性、工具性的弘扬,为大学承担社会服务职能提供了理论依据[5],是张伯苓服务社会办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和动力。
3. 时代的诉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因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急切需要大量实用性人才,客观上要求大学的教学科研走向社会化,服务于广大的工厂与农村。1914年至1920年,仅天津在北洋政府工商部注册的资本金万元以上的工厂就有20家,资本总额达1100余万元,出现了著名的塘沽久大精盐厂、永利制碱公司等大型化工企业。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工矿企业的机械化程度和装备有所提高,对各类高级技术及管理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南开大学坐落在商业都市天津,天津又有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南开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积极探索为社会提供直接服务的路径,是时代的诉求。其开创了私立大学结合实际,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先河。英国教育家阿什比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 [6]特殊的时代和独特的地域位置成就了张伯苓的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
4. 私立学校发展的困境
在经济不发达、政局不稳定的近代中国,创办私立大学会面临很多困难。经费问题是办私学的第一个难题,南开大学的创办经费是创办者张伯苓和严修到处奔走、苦口婆心向各地军政教育官员和商界游说筹集而来。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教职工和学生人数逐渐增加,经费越来越困难。南开比不上厦门大学、南通大学等私立大学有强大的经济后盾,除学生缴费外,大部分经费依赖于私人和社会团体的捐赠。为此,张伯苓像化缘的和尚,耗费了许多时光不断到处寻求募捐,坐过多次冷板凳。师资是仅次于筹措经费的又一难题。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南开没有“囊括大典,册罗众家”的力量和魄力,初创时期,因为京津一带的学术中心以及南开和谐的校园人文环境优势,吸引了有志于专心研究学术的一批学成归国的优秀青年学者。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大学的重大改革,高等教育日趋正轨,清华、北大等公立大学以政府为后盾,蒸蒸日上。在1929年夏秋之交,南开大学萧遽、李继侗、萧公权、汤用彤等几个著名教授被国立大学挖走,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张伯苓,使他看到南开与国立清华、北大的差距。为此,张伯苓对南开大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南开应当把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而当时的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 [7]。南开根据学校实际,“争人所不争”,确立面向天津乃至全国培养应用性人才的办学目标,找到了走出困境的发展路径。这既解决了一部分经费问题,又增强了学校的竞争力。
二、服务社会办学理念的本质
1. 服务社会办学理念的提出
张伯苓的大学为社会服务思想是伴随着数十年办学实践的探索逐步形成的。在办学中,除了办学经费和师资的困扰,南开大学还面临着办学模式本土化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南开大学制度是在效仿美国基础上建立的,在办学实践中不适合国情的问题逐渐显现。1924 年,南开学子宁恩承在南开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地批判了大学教育与现实相脱离,“似乎要造成欧美的国民、西洋的博士”[8],而且,教育实际上是按着两个圈子转来转去:一个圈子是从中学到大学,大学毕业去教中学,再教中学生考大学;一个圈子是大学毕业留学,留学回国,当大学教员,教学生出国留学,如此循环。轮回事件促使张伯苓对大学教育不能学以致用的原因进行反思:“以往大学教育,半‘洋货’也。学制来自西洋。教授多系西洋留学生,教科书非洋文原本即英文译本;大学学术,恒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背景,全校精神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9]轮回事件加速了南开本土化改革的步伐。1925年学校的教务会议通过决议,除英文外,所有功课一律改用国语讲授。1927年,不再使用美国原版课本,要教师结合实际自行编辑教材。1928年,张伯苓亲自主持和制订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以“土货化”为南开日后发展的根本方针,发展方案以文件形式确立了南开大学服务社会的办学思路。
2. 服务社会办学理念的基本内涵
张伯苓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而‘土货化’必须从学术独立入手。何谓“土货化”?“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10]所谓“知中国”就是要认识中国,熟悉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服务中国”就是要在“知中国”的前提下,认真研究中国的问题, 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开展学术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培养出为中国服务的有能力的“土货化”爱国人才 。“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本质就是教育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走中国化、民族化的办学道路,并通过推行“土货化”的办学方针来实现。
张伯苓主张大学服务社会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自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之后,近代中国大学赋予了教学和研究两项职能,但当时为学术而学术是中国大学科学研究的主流,应用研究被忽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张伯苓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大学的第三种职能,并强调教学与研究并重,研究与服务并重。这种教学、研究、服务并重的大学功能观,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拓展和深化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回答了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社会应用性问题,是将西方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创新,是中国化的大学教育理论结晶,代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前进方向” [11]。
三、基于服务社会理念的大学教育改革
在“知中国、服务中国”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张伯苓对南开的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南开师生开展了一系列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
1. 增设社会亟需专业,开展校企合作教育
1919年南开成立时就有文、理、商三科鼎足而立。商科很早就开设普通商业系、银行系 、会计系、商业统计系等,开展货币及银行学研究。1930年为培养国内所需电气工程人才,在理学院添置电气工程学系,与天津唯一的电气工程之电灯电车公司合作,借该公司的工厂作试验室,安排学生到此实习,并请该厂的比利时工程师来学校讲演各种问题。随后南开又应时势之急需,为培养洽合中国环境的化工实用人才和谋求中国化学工业之发达及其自给,创设了尚属新兴学科的化学工程系,为联络与企业感情,交换知识及互相扶助起见,与塘沽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和黄海化工公司约定,彼此轮流参观及调查,公司派技术员来校讲课,学校为企业培训职工。学校商科专业学生毕业前,必须做一篇论文上交,论文必须选择中国问题,并用国文写出。学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去校外工商企业调研半年。“若无论文虽得足绩点亦不能毕业。” [12]
2. 开设实用课程,密切学生与社会联系
南开大学开设了关于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如“中国经济问题”、“乡村社会学”、“乡村建设概论”等,同时增加应用性课程,如文科系增加“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商科增设“办公室管理’、“应用心理学”、“售货学及广告学”等课程,并组织学生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调查天津商业贸易等。张伯苓指出:“吾国学生最大之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阂,诸事棘手。欲免此种弊病,最宜使学生与社会接近。若调查或视察各种问题,不特可培养学生实际上之观察力,抑可以换课堂生活之抑郁空气也。” [13]为此,学校专门成立社会观察委员会,开设“社会观察课”,并制订具体的社会观察目标。到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和中学各部共调查了天津各种机关单位100多个,学生足迹遍布工、商、教、文、交通、通讯、新闻、社会部门及司法、军政乃至外国租界。学生到社会去做实地的观察与研究,能够扩充活的知识与活的经验,深入了解社会,习得服务社会的能力。南开毕业生因此很受社会实业界的欢迎。
3. 创办研究机构,研究中国实际问题
为注重研究的实效性,南开制定了三项研究标准 :(1)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2)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3)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学校增设三个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专门研究机构: 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东北研究会主要研究东北地区的铁路系统、海港、金融、移民、教育等问题,服务于东北抗日战争。经济研究所收集、编纂和分析中国重要经济与金融统计数字,为工商业发展提供咨询与参考,后开展农村经济研究,积极协助开展乡村平民教育运动,推动农村建设,并编写出大量的中国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教材。应用化学研究所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产品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 [14]应用化学研究所为京津等地厂家乃至接受包头、昆明厂家委托解决很多技术难题。南开大学设立的研究所,以社会需要为准绳,追求“致实用之效”,强调理论研究与实际结合,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结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综上所说,张伯苓从创办南开大学到形成实用和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经历了十余年的艰辛探索,折射出张伯苓浓浓的爱国情怀,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张伯苓以明锐的观察力和超凡的胆识,超越为学问而学问的时代藩篱,把科学从崇高地位拖到尘埃,着重发展应用学科和应用研究,探索出一条结合中国国情和地方实际,满足社会需要的“土货化”成功之路。南开从师法日本到模仿美国,再到本土化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大学革新运动历史的缩影。它告诉世人,大学教育不能简单仿照西方模式,必须根植于国家、民族的土壤,才能获得生命力。张伯苓较好地处理了大学制度建设中的西洋化和本土化、模仿与创新的关系。犹如张伯苓所言: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他的办学理念与实践启示我们,大学必须立足国情,坚持本土化发展之路。大学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镇,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大背景下,大学要承担振兴民族的重任,需要积极地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但更要坚守本土情怀,结合社会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37.
[2][3][9][10]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10,49,240,243.
[4][8][14]王文俊.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39,748,358.
[5]周谷平,孙秀玲.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探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6):33-37.
[6][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7.
[7]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1.
[11]梁吉生.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121.
[12]《南开周刊》第72期, 1923年10月19日.
[13]王文俊.张伯荃教育言论选集[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5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