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思维培养是历史学科教育的核心任务，中国史学史课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在教学中必须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自觉性，对传统思维进行合理扬弃，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历史思维；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44-0176-02
历史思维是运用个人已经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素养。马克思主义历史思维培养是历史学科教育的核心任务，贯穿中学、大学教育的始终。大学中国史学史课程因其史论结合的特点在学生历史思维培养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教学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
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首先有必要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时理论指导也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思维密切相关，“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历史思维”[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历史思维的理论依据，经常运用于历史思维过程之中，有人形象地称之为“钥匙”。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世界的根本观点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坚信，否则就不能形成正确的历史思维。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师，他的《小逻辑》可谓集辩证法之大成。但是，黑格尔由于坚持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的唯心论，没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牛顿因为对苹果砸头的顿悟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但终因视上帝为最终推动力的唯心史观，没能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最完美的科学。从广义上讲，唯物主义揭示事物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辩证法回答事物状况怎么样的问题。辩证思维与唯物思想是我们对历史进行哲学分析的基本依据，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历史。
在中国史学史上都很多具有朴素唯物思想的史家，如司马迁、杜佑、马端临，在课堂教学中应深入分析其思想的合理性。司马迁在分析项羽失败原因时对“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认识，明确表示“岂不谬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杜佑以“食货”居各门之首，马端临以“物异”取代“灾祥”，都突出地体现了思想的进步性。当然作为封建史家，他们的唯物思想是有局限的，应该辩证分析。
二、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自觉性
老子认为：“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也。……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意思是说，在矛盾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就提前介入，在乱象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预先治理。把自觉意识贯穿始终，就不会有失败了。《大学》中进一步强调：“此（自觉感知）谓知本，知之致也。”认为自觉感知是智慧的极致。可见，自觉意识是发现事物真相的钥匙，也是确保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
从史学角度而言，中国的史学尤其发达，正如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指出的，“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究其原因有很多，其中关键一条就是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相比，更加强调经世致用，为政治服务的特点更浓烈。但是，直到唐代史家杜佑才真正具有了以史资治的自觉性。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指出，“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像这样由史家明确表示，将自己的历史撰述与国家政治密切结合，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通典》中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各门的有序设置，不仅体现了作者的“资治”思想，而且回答了现实所提出的严峻问题。台湾史家李宗侗称杜佑的《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实学著作。今人也认为，“《通典》一书，从史学思想上说，它标志着经世史学思想形成一个体系，成为有特点的思维”。[2]这种思维就是经世致用的历史思维。
当然“自觉”对于成功也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司马光明确以“资治”为创作目的，并使著作得到皇帝认可而得赐名《资治通鉴》，但是在客观上，《资治通鉴》的资治作用并不明显，他强调用人的思想值得肯定，但是认为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本因素应该是维护封建礼制的保守观念，显然是在“以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罪恶”。封建礼制是具有历史性的，不能作为普遍规律。王夫之在司马光资鉴思维的启发下，在《读通鉴论》中阐释只有以通变的观点看待历史经验，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变化的原因，最终取得较高的思想成就。
三、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合理扬弃
历史思维是在特定的空间、时间中形成，又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所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思维既相通又相异，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在历史思维的培养过程中，需要继承自己思维的传统，同时又要吸收其他民族有益的思维，才能促进民族思维的更新与进步。在中国史学史课堂教学中，需要综合分析传统历史思维，并积极继承其合理因素。
其一是辩证思维。中国有四大辩证思维系统，即《周易》系统，兵家系统、老庄哲学系统和佛学系统。其中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当属《周易》系统。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在接触西方哲学之前，主要是通过研究《周易》而得到锻炼和提高。今天的我们依然还有必要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这对历史思维具有民族性及中国特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其二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这种思维在《周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伏羲在仰观俯视天地自然的基础上创立了八卦，所以《周易》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中国史学史上有这种思维的史家首推司马迁，他“究天人之际”，对天与人的关系作了整体考察。司马迁的天人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然的天不能决定历史的兴衰及人事的成败，即天人相分。所以，司马迁反对天人感应的说法。他在《伯夷列传》中指出伯夷、叔齐身为善人饿死在首阳山，颜回身为得意门生最终早死，相反滥杀无辜、横行天下之人却能寿终。不禁发问“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司马迁否定了天命观的存在。另一方面，司马迁承认自然的天对人类的影响，比如在《货值列传》和《平准书》当中阐发自然地理对社会的影响。天象有四季的兴衰转换，人类社会也会有盛衰的运动变化，天象运动是盛极而衰，人类社会也一样。司马迁把运动、变化视为自然和社会的共同特征。这正是天人合一整体思维的表现。其实，天人整体思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共有的特点，董仲舒也有这样的思维。不同的是董仲舒秉持神意史观，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决定着历史的兴衰和人类的祸福，而司马迁的观点恰恰相反。
其三是通变思维。通变思维从形式上看，也是整体思维，但通变思维主要强调变的动态性。“穷则变，变则通”。我们民族的通变思维也可以追溯到《周易》。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世界各国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如果借助《周易》就能说得明白。《易纬》的《乾凿度》提出“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里开篇就谈了易之三义，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变易是历史的根本属性。一个事物如果不发生变易，也就没有历史可言。不易是事物的相對稳定性。如果事物没有相对的不变，每时每刻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当然也不能形成这个事物的历史。易简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只有把历史当作变与不变的统一，才能对历史有很好的理解。可以这样说：通变的思想，是我们民族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通变思维的史家依然首推司马迁，其他如杜佑、郑樵、马端临、王夫之等也都有着突出的通变思想，通过对这些史家思想的阐发、讨论，汲取传统思维中的合理成分，可以丰富、完善学生的历史思维。
四、创新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教师在教学中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方法的引导者。在教学中可以采取讨论、辩论等多种教学方式，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论著展开分析、讨论，让学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形成特有的专业思维，即历史思维。
中国史学史课堂教学对于大学生历史思维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使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发展，以形成稳定的历史思维模式，可以正确地看待历史，理性地把握现实与未来。
参考文献：
[1]张鹏翔.历史思维对科学思维的解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3.
[2]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总论卷历史思维论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