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研究综述

政治、学术思想及《通典》的背景、意义关注不够，导致出现对史料的运用和某些重大事件的考证不准确，并对杜佑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更为细密地考证与研究，取得了较大地进展。最有代表性的是瞿林东《杜佑评传——创典制通史汇治国良模》（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郭锋《杜佑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的有关研究，其研究充分吸取了学界已有成果，更是取得了突破性地进展。此外，北川俊昭《杜佑列伝考：人物像老幻0（气贺泽保规先生退休记念号）》（《明大史论集》2014年第18期）、曾贻芬《历史人物传记译注：杜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关于杜佑生平的著述也颇有特点，应予关注。总之，关于杜佑的生平事迹，大体上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

二，关于《通典》撰述的研究

有关《通典》一书的编撰，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叙述：

一是编纂的渊源，传统上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王鸣盛为代表，认为《通典》是以刘秩《政典》为蓝本而作的（《十七史商榷》卷九零《新旧唐书二十二？杜佑作通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817页）。李之勤《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66页）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通典》与《政典》在全书分量、编辑体例、思想渊源、成书时间、取材范围、门类设计、篇第安排等方面都存在的较大的不同。另一种是以章学诚为代表，则认为《通典》“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4《释通》，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3页）。葛兆光《杜佑与中唐史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瞿林东《论<通典>在歷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赞同这种说法，并认为正史书志与政书是同源而异流，到了《通典》，二者互为补充，取长补短，形成合流。而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和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反对上述两种说法，认为《通典》对《政典》的因袭属于局部范围的继承，不能视作以《政典》为蓝本，且其九门在内容选取上与前代史志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也不能算“统前史之书志”。后来的研究始终没有跳出《政典》和正史书志这两大范畴。

二是成书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学界关于此说法较多，难以形成定论，这里谈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葛兆光《杜佑与中唐史学》认为，“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上都显露出了败象，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一种疾呼改革弊政、理论朝政得失的风气，这种潮流，又在吸收和继承前代史学的基础上，对杜佑编纂《通典》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白寿彝《说六通》（《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王锦贵《试论<通典>的问世及其经世致用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也认为《通典》的问世具有必然性，其面世适应了时代变化和社会变革的要求。徐大英《略论<通典>产生的原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s期）认为，《通典》的产生，既有杜佑个人修养的原因，又受到了中唐动乱、隋唐选举制变革、当时史学修纂的局限性影响和刺激。郝润华《简论<通典>的产生与唐中叶著政典之风》（《甘肃理论学刊》1993年第1期）则认为杜佑撰述《通典》是受到了唐中叶著政典之风的影响，他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增加了内容，改变了体例。张峰《<五代史志>与典制体通史的纂修》（《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认为，《五代史志》的编纂成就与特色，在历史编纂上为《通典》奠定了基础与条件。

四是编纂思想、方法和特点。瞿林东《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认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论议三个特点。骆玉安《从<通典>看杜佑的编辑思想》（《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指出，杜佑强调编辑工作要积极反映时代精神，坚持进化与发展的编辑观念，不信怪异、勇于疑古、善于求实的编辑态度。黎文丽《杜佑<通典>体现的编辑思想》（《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认为《通典》的撰述体现了杜佑明确的编辑意识、独特而有创意的编辑原则和严谨求实的编辑方法。此外，还有白寿彝《说六通》、瞿林东（仓修良主编、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名著评介·通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93—518页）、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34-156页）等众多学者都指出，《通典》在编纂上存在着缺陷，如《礼典》篇幅过大、《兵典》体例失当等，但又认为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不应苛责。韩昇《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社会？历史？文献一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3-138页）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是杜佑出于以史经世的目的，而对体例进行地合理调整，更能反映杜佑的旨趣。

三，关于《通典》版本的研究

《通典》问世以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版本，如北宋本、傅增湘校本、宋刻元递修本、明人抄宋本、明嘉靖无刊记本、明人王吴校刻本、武英殿本、浙江书局本等。这方面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颇丰，仁井田陞《通典刻本私考》（《东洋学报》第22卷第3号，1935年8月）对《通典》现存宋元本、明本、傅氏校宋本、玉井博士之刻本、竹通博士校宋本等版本进行研究并比较分析，认为现传《通典》刻本中，以北宋本和重刻北宋本为最善。尾崎康《通典诸版本》（《斯道文库论集》第14卷，1977年12月）亦对北宋刊本、南宋刊本（覆北宋本）、元刊本、明刊本、武英殿版主版本从内容上进行了比较分析。此外，国内的研究也颇值得关注，郭天祥《近三十多年来<通典>研究述略（1978-2010）》（《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1辑，2012年9月）对1978年到2010年国内所刊行的《通典》版本进行了梳理。

四，关于《通典》文本的考订、辨误

目前，对《通典》文本的考订、辨误，规模较大、较为系统的，便是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的《通典》，是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霆云、谢方五位学者耗费近十年之功，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并取北宋本、傅校本、明刻本、殿本通校，又以递修本、明抄本、王吴本参校，考订了数百处编撰上失误失实的地方。在此基础之上，于民、王文锦、李扬等学者对《通典》重新标点，也勘误了不少地方，1992年由岳麓书社出版。曾贻芬《<通典？食货典>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则对《通典·食货典》加以更加细致地标点校勘，更以笺注的形式，考订《通典》史料来源。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继续深入对《通典》文本的考证，包括所载数字、地名、人名、论疏作者等的讹误（翁俊雄：《<通典·州郡门>所载唐代州县建置与户口数字系年考》，《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刘海峰：《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吴玉贵：《西突厥新考——兼论<隋书>与<通典>、两<唐書>之“西突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薛海：《<通典>银州榆林县辨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谭德兴：《<通典>所收张衡<疏>之作者辨证》，《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吴玉贵：《<通典>“焚传”识误》，《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张荣强：《<通典·职官>“散骑常侍”条有错简》，《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郭晓华：《<通典>勘误二则》，《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滑裕：《校点本<通典>失校一例》，《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黄光辉：《<通典？职官典>校读札记》，《古籍研究》2016年第2期），这些成果对于推动《通典》文本的勘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五，关于《通典》性质、体裁的研究

有关《通典》一书性质、体裁的看法，传统上有不同的认识。北宋《崇文总目》和《新唐书》将其归入“类书”类（王尧臣等编、钱东原辑释：《崇文总目》卷3《经部·礼类·类书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6页。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59《艺文三·子部·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85页），南宋理学家魏了翁也把它当作类书（《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4《通典跋》，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陈振孙虽认为“非类书”，却将它视作“典故”（《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通典二百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0-161页），明清时一般称其为“政书”，近代以来多称之为“典制体”，并为白寿彝、瞿林东、郭锋等诸多学者沿用。相较而言，谢保成和韩舁的论述较为特别。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2-209页）指出，《通典》的“篇第之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且其“兵”与“刑”两门并非记载制度沿革，因而不能简单将之看作典章制度体史书。柴德赓《史籍举要》将《通典》划入“政书”的范畴（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282-291页）。韩异《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3-138页）亦认为《通典》是一部“古代政治社会通史”，是杜佑“为现实政治而编纂的行政参考书”，因此，将它视为“政书”更能体现它的性质与特点。

六，关于《通典》撰述旨趣、思想的研究

由于杜佑在《通典·自序》、《进<通典>表》、《理道要诀·自序》、《进<理道要诀>表》等篇目中开宗明义，故而有关《通典》撰述旨趣、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大都大同小异。

一是撰述旨趣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陶懋炳《杜佑和<通典>》（《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3期）、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下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2-110页）、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2-209页）和《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150页）等，他们认为，《通典》的撰述旨趣主要在于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体要”探“政理”，洞察社会现实，突破传统史学的窠臼，着眼于从政治上总结历史上得失成败的经验，并结合现实情况阐发解决现实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充分发挥史学的鉴戒功用，其史学思想上承《史记》实录精神遗风，下开经世之学先河。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切入点不同，如陶懋炳、张盂伦主要结合了唐代实际进行论述，瞿林东从《通典》的方法入手探讨，谢保成则从其性质着手。

二是关于思想的研究，研究者大都认为，杜佑的思想以经世为主，并具有实际的作用，如王锦贵《试论<通典>的问世及其经世致用思想》、瞿林东《中国史学名著评介·通典》、廖晓晴《杜佑与<通典>》（《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许凌云《中国儒学史·隋唐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0-189页）、庞天佑《论杜佑“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治史主张》（《武陵学刊》2010年第3期）、王德权《酌古之要，适今之宜一杜佑与中唐士人自省风气》（《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从《通典》旨趣和内容等角度阐述了杜佑的经世思想。另有研究者认为，杜佑的经世史学除了体现在《通典》的撰述旨趣上，更体现在其经济、人才、军事、法制等思想上。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思想方面，如曾了若《杜佑的经济学说》（《食货》1935年第2卷第12期）、缪凤林《司马迁？杜佑——两位注重经济因素的旧史家》（《华声》1944年第1卷第5-6期）、陶懋炳《杜佑和<通典>》（《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3期）、曾贻芬《<通典？食货典>与正史<食货志>比较研究》（《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张剑光《杜佑农业管理思想初探》（《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徐大英：《从<通典·食货典>看杜佑富国安民的经济思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郭锋《杜佑评传》（第七章《经济思想》，第281-335页）、李清凌《杜佑的经济和政治思想》（《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李翠玉《杜佑理道致用经济思想浅说》（《潍坊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周怀宇和赵伟《浅论唐代杜佑<通典>对<管子>的继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全国第五届管子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第146-153页）等，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杜佑的田制、赋税、人口、钱币等思想，认为杜佑重视经济，尤其重视农业的发展，重视农民土地分配及归属问题，主张“薄敛”与“节用”等。相对而言，对人才、吏治、军事、法制、军事、民族等思想的研究较少，且未形成系统和体系，此处略。这些学者都认为杜佑十分注重将历史经验教训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他的思想和主张普遍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顺应了中唐以来经世史学的潮流，并迅速成为这个潮流中的突出代表。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通典》编纂体系存在的矛盾，是杜佑思想上的症结所在，他向往改革，又不愿触动朝政现状，他意图从历史上寻求施政经验，反而局限了他用历史的眼光通彻地反省过去，最终，只是在史书编撰方面給了后来的史家以启示，在施政方面却并没有价值，基本上否定了杜佑以史经世的说法。这种观点以朱维铮《说“三通”》（《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和《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5-220页）、剑光和国慰《杜佑思想局限性述论》（《思想战线》，1994年8月）、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6-188页）等为主要代表。

七，关于《通典》历史观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大多成果散见于其他研究成果，少有专题论文，且大多数观点虽于细节之处各有不同，但总体的认识是相同的。关于古今关系认识的研究，以李之勤《杜佑的历史进化论》（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3-190页）、瞿林东《杜佑评传——创典制通史汇治国良模》（第七章《巨著<通典>（中）：进步的社会历史观》，第90-108页）、郭锋《杜佑评传》（第八章《社会思想》，第335-355页）为代表，都指出，杜佑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应该正视这种变化，且应随之变革。关于天人关系认识的研究，陶懋炳《杜佑和<通典>》、王锦贵《<通典>浅议——读史札记之二》（《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7年第4期）、日本学者岛一《中唐期天人论杜佑<通典>》（The Journal of cultural sci—ences，the Ritsumeikan bungaku，1988年第506期）、郭锋《杜佑评传》和汪建《杜佑军事思想之天地人论》（《今日湖北》2011年第5期）等认为，在“天时”与“人事”之间，杜佑更注重“人事”的作用。关于国家认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国家起源和国家职能两个方面。瞿林东主编《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卷，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7—260页）指出，杜佑认为，最初国家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人口和土地，并因此对传统的“天生蒸人，树君司牧”看法进行了重新解释，通过人的因素对天的作用加以限制和要求。而国家职能方面的认识，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第十三章《第八世纪末期到第九世纪的经济思想？<通典>作者杜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1-452页）、杨晓宜《杜佑理想社会之建构——以<通典·食货典>为中心》（《早期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7卷第1期）等以《通典？食货》十二卷为例，对国家经济结构进行了阐述。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5-212页）、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1—324页）、谢保成《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150页）、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9-181页）在此基础上又对《通典》所反映的整个国家结构进行了分析说明。具体的职能则主要是通过杜佑的经济、政治等思想体现的，尚未有研究专篇，此不赘述。关于地理条件影响认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夷夏之辨上，瞿林东《杜佑评传——创典制通史汇治国良模》（第七章《巨著<通典>（中）：进步的社会历史观》，第100-106页）认为，杜佑指出，造成“中华”与“夷狄”发展变化差距，主要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关于兴亡认识的研究，主要是跟其经世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认为国家制度是对国家长治久安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6-276页）、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下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2-110页）、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35-275页）、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7-260页）等对有关制度的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认为杜佑十分重视国家制度的作用与影响。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方法的研究，瞿林东《重读<通典>史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作过一些论述，认为杜佑评价历史人物，注意到人物道德、品质，更加看重人物的事功，并对其所处历史环境有着充分地把握。关于民族观、民族史观的研究，以瞿林东《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下）》（《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李清凌《杜佑的经济和政治思想》（《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的论述最为深刻，瞿林东认为《通典·边防门》就是一部较为系统的古代少数民族史，李清凌则谈到杜佑从唐代实际出发，主张实行怀柔民族政策。

八，关于《通典》史学价值和贡献的研究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主要认为其编撰方法、保存史料、发展自注、史论等具有很大价值，对史学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通典》编撰方法、保存史料方面，陈光崇《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1-200页）、葛兆光《杜佑与中唐史学》、瞿林东《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等认为，《通典》的编撰，将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保存了不少价值较高的史料，在形式上继承和发展了“通史家风”，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为史书编纂创造了新的途径和方法，在内容和取材上更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结构。《通典》发展自注方面，较早的是陈光崇《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他将《通典》自注分为释音义、举典故、补史事、明互见、考史料五类，认为它继承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随后，曾贻芬《论<通典>自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进一步将《通典》自注分为十二类，认为它采用《洛阳伽蓝记》等书所使用的子注形式的同时，还沿袭了裴松之注《三国志》的特点，又运用了杨街之在注中注明材料取舍的方法，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是正文不可或缺的辅翼。《通典》史论方面，以瞿林东《重读<通典>史论》的研究成果最具有代表性，他以《通典》的序、论、说、议、评、方法论、史学批评等为研究对象，对其特点和作用进行分析，高度评价了杜佑的史论。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通典》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如杜佑的生平、《通典》的撰述，但在对制度本身的研究以及对《通典》内容的运用方面仍显得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理道要訣》作为与《通典》有着密切关联的一部书，在研究中应引起足够地重视，且需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此外，尚有《宾佐记》、《管氏指略》等著作，也应有机联系起来。但目前有关的研究却涉及极少，这对于全面认识《通典》和杜佑是不利的。就笔者所见，仅岳珍《杜佑<理道要诀>辑考》（《文献》2004年第3期）一文，文章对《理道要诀》的结构、体例、流传情况进行了讨论，又辑录了部分原文，认为《理道要诀》是《通典》的摘要，并在《通典》的基础上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校订、补正，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但该文未充分考虑《理道要诀》与《通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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