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动物考古学是动物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其研究理论和方法涉及到多学科，主要目标是认识被古代人类利用的动物种类、复原古代环境的面貌及探讨古代人类的行为等，对考古学研究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动物考古学；研究对象；研究目标；考古学意义；研究历程及前景
1 什么是动物考古学
动物考古学是将动物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通过研究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揭示古人类选择食物、狩猎、饲养家禽家畜等方面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概况。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各个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研究目标是认识古代存在于各个地区的动物种类，复原古代自然环境，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代人类的某种行为。其特点是涉猎范围广泛、跨学科，涉及到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的概念和方法。研究过程主要包括田野发掘及标本搜集，后期整理、系统分类鉴定统计，并结合其他考古遗迹和遗存的专题分析和系统研究。
2 动物考古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
动物考古学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田野发掘工作的不断进步，收集和研究出土动物骨骼的工作正在逐渐增多，动物骨骼和陶器、石器一样，都是在古代被人类利用以后废弃的，它们反映了古代环境的某些现象和古代人类的一部分行为。如果我们能在按单位全部采集这些动物骨骼和搞清楚它们所属的种类、年龄、数量。性别及部位的基础上，认识其具备的特点，概括其内在规律，探索其形成的原因，进行认真的探讨，对于认识被古代人类利用的动物种类、复原古代环境的面貌及探讨古代人类的行为等都是大有益处的。因此，通过动物考古学研究所获得的许多认识是无法通过单纯地研究传统考古学上的遗迹、遗物得到的。
3 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历程、现状与前景
早在19世纪前期，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就开始于欧洲，而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起步较晚，在研究理论、方法和实施程度等方面与西方相比仍显得比较薄弱。
20世纪30年代，杨钟健、裴文中和德日进等中外学者开始做动物考古学研究工作。1936年，作为古生物学家、古地质学家的杨钟健和德日进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从而拉开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序幕。但在其后20余年间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动物考古学也没有明显的进展。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李有恒和韩德芬对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进行了研究，并发表《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一文，重新开启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大门。在建国后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考古学基本沿袭了20年代由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学的范例，专注于关注器物与文化类型的分型与比较。这一时期动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主要承担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研究报告共发表几十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大汶口》动物骨骼鉴定报告等。
改革开放以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祁国琴研究员从美国做完访问学者归来，发表《动物考古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和《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分析》两文，开启我国动物考古学快速发展的大门。该时期开展过动物考古研究的考古遗址近200处，研究工作已经涉及到全国绝大多数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这一时期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内容百花齐放，主要包括中国及世界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研究，古环境的探讨，家养动物起源的研究等，90年代起动物考古学家还注重对不同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差异、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动物祭祀特征、动物在文化交流中的证据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不少收获。
近年来，我国动物考古研究除传统的动物形态研究以外，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研究人员，分别将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等方法应用到动物考古学研究之中，且取得了初步成果，已经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近20篇研究文章，研究前景极为广阔。
21世纪以来，动物考古学研究力量进一步壮大，专职研究人员数量大大增多，各种研究机构也逐渐设立，还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动物考古学研究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尽管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第一，我国各个科研和教学机构都还不同程度的缺乏现生动物比对标本，古代动物标本数据库的建立也尚未正式起步；第二，我国各个行政区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尚未渗透至每个省市，从事动物考古研究人员的数量还较少；第三，我国动物考古的教学工作有待提高，仅有少许高校的考古专业开设动物考古课程，动物考古硕士点和博士点十分有限，教学标准不统一；第四，迄今为止，有的动物考古学报告仍保留仅仅鉴定动物种属的传统，不展开任何讨论，有的动物考古学家仍未摆脱其工作就是鉴定动物种属的古老观念。
综上所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在不断进步当中，同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应该进一步加强动物考古学教学力量和教学水平，多编写和引入国外动物考古学参考书和研究论著，提高田野工作者重视度，完善动物遗存室内整理“质”和“量”，提高现代动物标本对比库数量和建立古代动物标本数据库，促进多学科交流，对动物考古人员进行多学科教学。只要我们能够正视与世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差距，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得当的操作方法，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前景一定是灿烂辉煌的。
注释
[1]Elizabeth J.Reitz，Elizabeth S.Wing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动物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
[2]杨钟健、德日进：《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
[3]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卷第4期，1959年。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
[5]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卷第4期，1959年。
[6]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第16卷第4期。
[7]叶祥奎：《我国首次发现的地平龟甲壳》，《大坟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8]祁国琴：《动物考古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类学学报》1983年8月。
[9]祁国琴：《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分析》，《姜寨》，1988年10月。
[10]袁靖：《试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江汉考古》1995年02期。
[11]袁靖：《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1期。
[12]祁国琴：《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分析》，《姜寨》，1988年10月；张乐、高星研究员：《动物考古学中量化单元的概念与意义》，《中国文物报》2008年3月21日.。
[13]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第30卷第2期；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科学出版社，2012年。
参考文献
[1]Elizabeth J.Reitz，Elizabeth S.Wing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动物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2013年。
[2]李有恒、韩德芬：《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第1卷第4期，1959年。
[3]李有恒、韩德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第16卷 第4期。
[4]叶祥奎：《我国首次发现的地平龟甲壳》，《大坟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5]祁国琴：《动物考古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类学学报》1983年8月。
[6]祁国琴：《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分析》，《姜寨》，1988年10月。
[7]袁靖：《试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江汉考古》1995年02期。
[8]袁靖：《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1期。
[9]祁国琴：《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分析》，《姜寨》，1988年10月；
[10]张乐、高星研究员：《动物考古学中量化单元的概念与意义》，《中国文物报》2008年3 月21日.。
[11]袁靖：《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第30卷第2期；
[12]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科学出版社，2012年。
[13]《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国家文物局，2010年。
[14]Lyell，S.C.：1830-1833. Principies of geology. London. John Mur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