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本文在统一的框架下,从逻辑上整理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在此基础上从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型的具体方面比较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我国当前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F0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11-0018-06
从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看,马克思第一次将静态分析动态化,将短期分析长期化,并提出了系统、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启发了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并促使其研究和建立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两大经济学体系,对经济增长问题都有其系统的理论框架,两者之间是否是绝对对立的或两者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可沟通性或相通性,这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术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增长理论家E·多马在考察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历史后说:“增长模型…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各经济学派中,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理论家”,他创立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过程就是创立经济增长理论的过程。他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对经济增长规律的科学分析和系统阐述,紧紧抓住了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及社会总产品一方面在实物形式如何补偿、另一方面在价值形式上如何补偿的问题。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建立在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前提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一)经济增长的科学理论前提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了亚当·斯密在价值形式上漏掉不变资本的错误及在实物形式上混淆个人消费与生产消费的错误。同时,他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区分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解决了新价值创造及旧价值的转移问题。马克思认为,要确保实现经济增长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必须同时实现“以产品补偿产品”和“以价值补偿价值”,即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式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部分构成;在实物形式由生产资料的第1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Ⅱ部类两部分构成。这样,马克思为研究社会总资本的运行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前提。
(二)科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
马克思经济学特别重视使用逻辑和数学工具,通过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变动,反映各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分析经济增长提供简单、直观、易解释的模型。为深入研究资本积累对资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马克思将资本有机构成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说明社会生产商品的数量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表现为全部资本中不变资本所占比重增大,可变资本的比例减少。之后,列宁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资本的技术构成反映生产力状况,而资本的价值构成反映生产关系的性质,这就为分析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在分析方法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的结合。不仅考察一次的商品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而且考察在长期中第I部类和第Ⅱ部类总量的结构性变化。二是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结合。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将价值形成与价值增值过程相统一,使用静态分析方法;而在考察扩大再生产时,将经济增长放在不断地生产、交换、实现、再生产的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中来分析。三是均衡分析与不均衡分析的结合。在分析简单再生产时使用均衡分析,而分析扩大再生产时使用不均衡分析,进而分析他们不同的实现条件,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提。
(三)经济增长的实现条件
马克思通过第1部类、第Ⅱ部类的比例关系区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并分别阐述了这两种再生产中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均衡条件。在静态均衡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取决于第I部类与第Ⅱ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即I(v+m)=Ⅱc。同时,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的供给与整个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即I(c+v+m)=Ic+Ⅱc,以及整个社会对消费资料的供给与整个社会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即Ⅱ(c+v+m)=I(v+m)+Ⅱ(v+m)。在动态均衡条件下,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变量和技术变量的深入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简单再生产,即I(v+m)>Ⅱc。马克思最后指出,第I部类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即I(c+v+m)=I(c+ac)+Ⅱ(c+ac),以及第Ⅱ部类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即Ⅱ(c+v+m)=I(v+m+m/x)+Ⅱ(v+△y+m/x),是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
(四)经济增长的内在实现机制
马克思将扩大再生产按其实现方式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指出,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内涵上扩大。”此外,他还从资本要素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说明,指出“生产的逐年增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时以内涵式为主,有时又以外延式为主。马克思通过这种辩证的思维方法,将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增长和不同性质的经济增长统一起来,使其经济增长理论更具科学性。另外,马克思还从产业结构、市场环境、科学技术、管理等方面,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与影响因素。
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人口和就业等问题,实际上也都是经济增长问题。因此,本文从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对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梳理。
(一)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虽没有形成一致的理论和逻辑严密的体系,但经济增长问题始终是其关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古典经济学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维护做了大量理论研究,提出了包括资本、制度和科学技术三要素在内的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认为资本是资本家的物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继承了重商主义把增进经济增长、增进国民财富作为主题的传统,将“分工”作为分析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
因的逻辑起点。他认为,人均国民收入大小是衡量一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增加人均国民收入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二是提高生产性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而资本积累对增加生产性劳动者人数有重要意义。亚当·斯密明确表示:“每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增加该国的财富的威力。”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则较为系统,其内容体现在他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学说中。李嘉图没有把生产和分配割裂开来,而是将生产和分配作为生产领域的继续,在生产中寻找分配的基础,并从分配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条件。他认为,增加积累是扩大生产的必然选择,而刺激资本家增加积累的动力是利润的增长;促进利润增加或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工人工资。为了保证资本家的利润收入并提高利润率,李嘉图对劳动收益漠不关心,主张限制和缩小地租及赋税的比例,反对地主、僧侣和官吏等非生产阶级的奢侈性消费。李嘉图从其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导出经济增长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前景分析得出了十分悲观的结论。他从土地数量有限而质量越来越差的前提出发,认为农业生产的报酬是递减的,而且农业报酬递减将逐渐压倒工业报酬递增趋势,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长将放慢或趋于停滞不前。他从利润率下降趋势出发,分析了资本积累的下降趋势,进一步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将放慢以至停滞并进入静止状态的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先驱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第一个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主要是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理论应用于经济增长问题,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长期化和动态化,其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该模型的基本方程式由三个经济变量组成:产量(或收入)增长率G、储蓄率S、资本——产出比率c。哈罗德认为,要保证经济均衡增长,这三个变量之间必须保持如下关系:G=S/C。哈罗德进一步提出了三种增长率:实际增长率G、有保证的或合意的增长率Gn、自然增长率Gn,并形成了最理想的均衡增长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Gw=Gn。虽然哈罗德——多马模型简单明了、易于计算,但其实现条件非常苛刻,即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不仅必须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而且必须等于经济的自然增长率,而三种增长率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相等。因此,哈罗德——多马模型所表明的经济增长很难稳定在一个不变的速度上,而会呈现剧烈波动。西方经济学称这种增长途径为“刃锋”式增长。
由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实现条件非常苛刻,一些经济学家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索罗、斯旺等人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而米德对新模型进行了系统表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用Gy表示收入增长率,用GL表示劳动力增长率,用GK表示资本增长率,其基本公式为:Gy=aGL+(1-a)GK。在这个基本公式中,收入增长是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增长两种因素变化的结果,a和1-a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在总产量中所做贡献的份额,即总量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索罗——斯旺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当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状态;当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时,特别是在外生的技术进步采取哈罗德中性形式时,经济就能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轨道移动。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及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程度,还取决于技术进步,且技术进步不但从物质资本上体现出来,也从人力资本上体现出来。因此,对经济增长来说,对物质和人力的投资同样重要。然而,该模型没能解释技术进步从何而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有三个基本命题。第一,在长期稳定状态,产出的增长是由劳动力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与储蓄和投资对GDP的比率无关。第二,人均收入水平与储蓄——投资比率成正向变化,与人口增长率成反向变化。第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很小人均资本的穷国比拥有人均资本多的富国增长快,从而导致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全世界趋同。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而在其诞生之初就因其形式上属于主流经济学而赢得社会的承认,成为众多经济学家分析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简单明了和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以致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大约20年的停滞。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经过近20年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开始逐渐恢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阿罗、罗默、卢卡斯和巴罗等人在完全竞争假设下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决定,进而形成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并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此后,新增长理论家进一步在垄断竞争假设下展开研究,形成了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内生增长模型等经济增长理论。阿罗于1962年在《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中提出边干边学模型,打破了索罗——斯旺模型的假设前提条件,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投资的副产品,提高一个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相应增加,更重要的是,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溢出效应”,一个厂商的投资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而且还会提高全社会所有其他厂商的生产率,并由此形成递增收益。罗默1986年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一文中提出知识溢出模型,认为技术知识不仅能形成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规模递增效应。因此,知识溢出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只要知识积累过程不断持续,经济就能实现长期增长。宇泽弘文在1965年的《经济增长总量模式中的最优技术变化》一文中将新古典增长模型引入教育部门,假定社会将配置一定的资源到非生产的教育部门,而教育部门通过其对生产部门技术水平提高的作用来间接实现对产出的贡献。由于引进了教育部门,字泽弘文的模型又被认为是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卢卡斯1988年在《论经济发展机制》一文中建立了重要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通过两资本模型和两商品模型,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罗的技术进步概念具体化为专业的人力资本,提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卢卡斯把技术进步具体化为在生产中的一般知识,并表现为具有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他认为,人们的人力资本
水平(知识、技能)是可以相互传递的,其结果不仅会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而且也会提高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不仅会提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企业、部门本身的生产率,而且也可能会引起其他企业或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形成生产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同时,他将人力资本进一步划分为社会共同拥有的一般知识形式的人力资本和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特殊人力资本,从而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结合起来,并且将之更为具体化。卢卡斯进一步认为,只有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特殊的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巴罗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政府提供服务所带来的私人厂商生产率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巴罗假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政府活动具有外部溢出效应。政府投资提供公共产品是整个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私人而言具有外部经济。无论政府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还是具有部分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政府都可以采取适当的税收制度,使分散竞争经济的均衡增长率等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而产生的效果会使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提高。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就是制度及其创新。在制度因素中产权制度最为重要,而导致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是产权的界定与变化。由于国家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府推行制度创新进而使产权结构更有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新制度经济学把政府和管理机构、大学和科学技术学会等实体组织都视为经济组织。一方面将社会组织泛经济化,另一方面将制度作为一种变量,认为经济组织的成长演变是为了孕育和促进技术进步及其他活动,是为了刺激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投资。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看成是一套复杂组织系统运行作用的结果。新制度经济学几乎把制约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都归入其模型当中,认为资本、劳动、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自然资源、经济结构的变迁、企业家、制度都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条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一)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是价值,即从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两方面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完全以价格为微观基础。马克思经济学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和价格,而西方经济学虽然区分了效用和均衡价格,却没有对价值与价格进行区分,而把二者混为一谈,导致其研究经济增长模型时,只研究价格和总量问题,而不可能研究实物替换和结构转换问题。
(二)对经济增长分析方法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是在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第I部类要求第Ⅱ部类在满足第I部类扩大再生产所需消费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积累,从而实现第Ⅱ部类的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的分析实际就是静态分析方法。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时没有涉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问题,但却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观点。后来列宁把伴随技术进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引入扩大再生产理论,得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这种分析方法实际就是动态分析法。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是如此,经历了从凯恩斯的静态分析到哈罗德——多马动态分析的变化,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也采用了动态分析方法。同时,马克思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比例,但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两大部类的比例并不协调,反而导致经常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受阶级局限性的影响,实证分析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而其规范分析的结果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通过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达到供求平衡,从而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三)经济增长率决定问题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率是由工资与消费,即经济中的总储蓄与投资所组成的基本方程决定的。其中,工资是工人劳动力的价值表现,是由生产与再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一定的技术及偏好下代表陛个人的最优化行为决定的。它既受到利润率等内生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技术等外生参数的影响,而这基本上概括了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所有结论,即经济增长率可表示为利润率及各种外生给定参数所组成的函数。
(四)利润率决定问题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利润是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共同产物的形态出现的,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体现。因此,利润率决定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马克思经济学将剩余价值率定义为每个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与其劳动力价值的比率。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利润率决定于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市场均衡条件出发,该理论将稳态的经济增长率表示为资本利润率及其他各种外生参数决定的函数。由于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除利润率外,其他参数都是经济系统外生给定的常数,因此,在经济系统中,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只有利润率。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认为为了合理解释整个经济系统的稳态增长率,必须考虑技术变量的影响。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当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及不存在外生技术进步时,经济系统本身能维持一个长期的合适的利润率水平,并以此解释经济中长期稳定的增长率现象。
四、结语
经济增长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视角、方法和微观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同时,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并没有突破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范畴,只是在具体影响因素方面做了局部突破。而经过一个多世纪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洗礼,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同时,通过比较发现,目前经济增长理论仍面临很多不足,主要有:第一,如何利用简洁的数学模型,正确、准确、精确地表达马克思用图式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理论思想,使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更加简单明了。同时,需要深入研究经济稳定增长的实现条件,以此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第二,如何用数学模型表达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的理论。马克思认为,某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而另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这说明了技术进步与生产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必须考虑技术这种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第三,如何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与实际研究有效结合起来,并不断加强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应借鉴各种流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加强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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