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也是流感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在SARS爆发期间，他所在的研究团队最早确认导致SARS的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他就此次疫情的流行和防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南风窗》：墨西哥航空AM098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之后，上海卫生部门执行的检验检疫方式是否国际通行的做法?有没有国际通行的标准流程?
管轶：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国际通行的标准作业流程，上海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任何检查措施都有其局限性，不应该对上海做过多的抱怨。
《南风窗》：在没有检查出乘客有发热症状的情况下，任由他们各自行动，是否符合流行病学的防控要求?
管轶：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患者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我们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在这个阶段，患者处于潜伏期，他本人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生病了，要求在这个阶段采取更多的行动是超过我们的知识范围的。
《南风窗》：面对检测的技术缺陷(例行检查无法判断感染者是否会发病)，隔离是不是唯一的弥补手段?隔离不仅是一种医学措施，也是一种行政和法律的措施，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如何得到当事人和不同国家的支持?
管轶：的确，针对早期潜伏的检查技术有明显的限制。当我们已经知道人们曾经暴露在疾病的环境之中，隔离是查明和防止疾病继续传播的补充手段，目前，隔离措施还没有上升为一种法律义务。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理解，并遵循指导，与政府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人权，是有失偏颇的。
《南风窗》：为什么欧洲和中国会失去第一时间进行防控的机会?在这次流感疫情中，各国的反应状况和应对能力如何?
管轶：大多数国家都做得不错，但不幸的是，我们错过了关键的48～72小时(从4月25日到27日)来收紧控制措施。在这一次疫情爆发中，中国政府的表现很好，但仍有改善空间。请记住，当疫情爆发时，我们时刻需要牢记三件事，那就是政府和民众之间以及私人之间的合作、沟通和协调。
《南风窗》：SARS和禽流感疫情的经验有没有影响到此次防控?WHO这样的国际合作平台在预警、通报信息和组织防疫方面，运作效率如何?
管轶：我对此已经做过多次评论了。是的，在SARS和禽流感以后，WHO和各国政府过去5年来都有了主要进步。然而，瑕疵也显而易见，例如WHO到4月25日还在犹豫是否要提升警报级别。
《南风窗》：墨西哥政府在疫情判断和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认定上，出现了政府发布信息前后不一致的情形，这对该国和全球疫情防控有何影响?在保证发生疫情的国家和地区能够更加及时和准确地向国际社会提供信息方面，是否仍是全球流行性疾病防控的软肋?
管轶：我们国家有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已如此。墨西哥政府自疫情爆发开始到现在，给出前后不一致的信息。迄今为止，我们对于那一地区的疫情全貌还是没有真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