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的获奖感言谈的是“我的世界观”。他说：“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
如果把这段话借用到教育上来说，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成全那些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和他们的人格。不仅是成全讲台下面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成全讲台下面学生的人格，同样也是自我成全，成全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本人，成全他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成全他的人格。百年前的民国教育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学生、老师、校长，让那些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有可能通过学校教育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能够成为这个社会上道德标准的人。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所以，民国时代有很多的战争，有外敌的入侵，有动荡，有饥荒，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的教育仍然呈现出跟普世教育相似的水准。在那个时代不仅涌现出大批的教育家、优秀的校长和老师，不仅培养了大批国家的栋梁，在各个领域有建树的几代人，而且更多地培养了具有健全常识的普通国民。
民国教师的状态
我先提供三幅关于教师的画面。
第一幅画面来自钱穆的回忆。钱穆是一代国学大师，他的最高学历是中学，却成了中国最好的学者之一。他回忆，他就读的无锡荡口镇果育小学里有很多令他难忘的老师。其中，最难忘的是音乐老师华倩朔。这位小学老师同时还在苏州城里的一所中学兼音乐课。每个星期，他要从苏州到荡口镇来回一趟。江南一带都是水乡泽国，她往来都是坐小船。“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停泊，几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这个画面给了我很多的想象空间，我想到的是，那个时代老师竟然有这么高的地位。
第二幅画面是叶圣陶在直小学教书。1917年，年轻的叶圣陶来到这里，教书五年以上，写出了他一生中最早的白话小说和文章。他回忆道：“每日散学之后，家居本镇之教员各归其家，外来之五人……夜谈多在室内，值月朗风清，则各携椅坐庭院中。……吃茶于万像春……饮酒于财源店……有时至殷家听弹词，有时至某公所听昆曲……”这幅画面很休闲、很放松、很娱乐，一点惊心动魄、高深莫测的东西都没有，就是一幅家常画。我们从这幅画面看到了“五四”时代的中国，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完全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课余生活，他的精神世界有多么放松，有着多么休闲的心态。这样的生活是我们今天的小学老师不具备的，因为今天有太多的压力、竞争，逼着我们把这一切都放弃了。即使我们在形式上拥有了这一切，我们的心里也很难拥有。
第三幅画面是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朱光潜回忆：“他（丰子恺）在湖边盖了一座极简单而亦极整洁的平屋。同事夏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我们吃饭和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在那样的氛围下，丰子恺画出了他一生中最早的漫画，朱光潜写出了他最早的一篇美学文章《谈美》，朱自清写出了他早期的许多散文，夏尊开始翻译《爱的教育》。他们的生命在白马湖畔春晖中学慢慢地展开，如同湖水的涟漪一样。那是1924年前后的中国，是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但这些普通的老师们笃定地在一所中学里过他们如此美好的生活。你会觉得这之间有巨大的反差，即使处在今天这样一个“盛世”的我们，都做不到。我们的心已经被世界所掳掠了，我们无法再安静地坐在白马湖畔谈美学、谈散文、写散文、画漫画、做翻译。丰子恺正因为有这样的生活，才画得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样的漫画。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他们享有饱满而丰富的精神生活。所以，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一定需要特别丰富的物质环境。通过这些画面，我提出一个问题：民国教师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状态基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从物质上来说也许是清贫的，不如我们今天；但是在精神上他们是富足的。
民国教育的目标
一代翻译家严复先生早就说过：“中国夸多识，西方尊新知。”中国人认为，你知识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才叫做真正的渊博，所以像钱钟书那样“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人们会很尊敬。但在互联网时代，谷歌和百度具备百科全书的功能，中国人“夸多识”的传统就被淡化了。西方人自古希腊以来，强调“尊新知”，他们更重视未有的知识，这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两条知识路径。两条不同的知识路径，决定了教育的不同走向。我们的教育，都是在重复或者说复制，我们教育的主要功能即是把已有的知识告诉学生。
教育是什么？教育应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即把现成、已有、系统的知识传承或者复制给学生；然而教育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把未知的、碎片的知识整合成系统的知识，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不断发现未知的知识。在今天的中国教育当中，我们往往只有前者，因为高考只考已知，不考未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讨论教育，我们说的“知识”其实就是已知的认识。而真正的教育既要传承已有的知识，更要激发创造未知的兴趣。
民国早年，留美学生萧公权在哥伦比亚大学向教育家、哲学家杜威问了一个问题：中国积弱的原因是什么？杜威回答：“China is overcivilized.”萧公权把它翻译成“中国文化过度了”。我的理解是，“过度”就是《红楼梦》里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话在《红楼梦》里或许是当作褒义的。这里所说的“过度”有两层意思，第一，中国文化太早熟了，如同一个早熟的孩子；第二，中国文化里太强调世故的成分。孔子说：“仁者，仁，二人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仁，西方重视单个的人，爱因斯坦强调的就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这和我们的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教育是什么？
教育，在本质意义上来说，指向两个层面——第一，指向身体层面。第二，指向心灵层面。指向身体层面就是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通过学校教育让他成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一个可以适应社会、能担当某一种职业技能的人。但是，教育不仅仅如此。教育还有更深的一层，是指向心灵的。教育要让一个人的心灵得到成长，让一个人的心灵健全。“应试教育”只满足了人身体的需要，它通过学校教育让你成为有某种职业的人，上大学的目的是让你找到一份工作，但只满足这一部分需要，并没有达成教育所要满足的目标。所以说，今天的教育失衡了，是不平衡的教育，它只有身体的一面，没有心灵的一面。而人不仅仅是身体的存在，他也是心灵的存在，灵魂的存在。说到底，教育要传承已知，也启发未知；立足中国，也放眼世界；指向身体，也指向心灵；注重术，更寻求道。
1919年，叶圣陶写下《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一文，他在文章中提出：“小学教育是为着小学生的，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我们究竟希望小学生达到怎样的地步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年的教科书是有回答的。《共和国教科书》高小国文的最后一篇课文，叫《大国民》说：
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奢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
这番话说得很清楚，我们要培养的学生就是大国民。大国民应该各守其职，各尽其道。道，而不仅是术；心灵，而不仅是身体。培养这样的学生才是国民教育的目标。
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小学教科书》国文第八册有一篇课文《国王和牧童的回答》。这个童话就形象地解释了什么是大国民。真正的大国民，就像这个牧童，可以不卑不亢，国王的仪仗队过来，他可以不让路；面对权力的诱惑，国王把王位让给他，他竟断然拒绝。这就是大国民，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有这样的淡定与笃定。当他回答国王问题的时候，他又显示出那种智慧与内心的坦然，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教育所要塑造的人。教育最重要的是找到平衡点，要有平衡。不是说分数不重要，但分数不是最重要的、唯一的，分数之外还有另外的东西。
民国的课堂
我们看看民国时代的课堂。
这位老师叫傅庚生。这所学校是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三台县的国立十八中。这位学生叫张思之，他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大律师，今年已经86岁了。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两堂课，其中一堂国文课教的是李清照的那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张思之先生晚年仍清晰地记得，“吟诵既毕，先生缓缓说道：李易安一阕《声声慢》，绝唱千古，不细细研读，不能有收益。试予析辨——良人远行矣……但似有不信，依稀犹在，于是‘寻寻’；寻之未见，疑果已离去，或匿诸室内，于是‘觅觅’。觅者，寻之不得而细察也。屏后、榻下，遍觅终未得，是真的去了。此时、今后，闺中处处，能不‘冷冷’？冷感既生，必觉‘清清’。冷冷，肌肤之感，外也；清清，已入于心，内也。由外而内，冷清凝积，于是‘凄凄’。凄情凝之于心而不堪承受，故继之以‘惨惨’。凄凄惨惨，肝裂肠断，终至‘戚戚’：伏枕而泣了。……这是六十二年前我的高中老师傅肖岩（庚生）先生一节课的开篇。”张思之先生到了80岁仍然喜欢唐诗宋词，我相信有这堂课给他的影响。他之所以成了中国顶级的律师，不仅因为他懂法律，因为他能在法庭上雄辩滔滔，最重要的是他有人文情怀。就是他的人文情怀让他区分于他的同行，而他的人文情怀最早就萌生于中学时代的这堂国文课上。
重庆南开中学是张伯苓先生创立的私立中学。最受人欢迎的语文老师叫孟志荪，人们称他为“激情孟夫子”。他长期以来主编重庆南开中学的国文教材。他的学生回忆他在课堂上讲《逍遥游》：“孔子抓住一个仁，孟子抓住一个义，庄子什么都不抓，而他拥抱了全世界。”概括精到，用词生动，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的心。他这样讲“诗言志”：刘邦是个泼皮，当了皇帝神气活现，三句话就把市井无赖心态暴露无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这么解释，学生就明白了，并不是只有美好高尚的志，也有低下、卑贱的志。他的学生齐邦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说，她一生受益于南开中学，高二全校的诗选、高三的词选这两门选修课，这些课都是由孟志荪老师教的，学生自愿选择。她回忆当年孟志荪老师“教杜甫诗，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幽怨悲伤，久久难消”，她用了三个强调语句来讲老师给她留下的课堂——“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她认为在她一生中，中学教育给予她的最多，这构成了她一生的精神底色，让她日后成为台湾文学的老祖母。
在课堂外，南开中学举办时事辩论赛。时值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辩题是：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美国是否应该参战？那个时代的学生，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关怀，他们的目光所及是整个中国和全世界。
再说考试。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的一位学生谢邦敏，在物理卷上写了一首《鹧鸪天》：“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物理教师魏荣爵评卷时，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大家一定以为魏荣爵老师很感性，随意给分，事实上魏荣爵是一位特别严谨的老师，他一生中就送过这么一次。谢邦敏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考上了当时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助教。1949年，他成为了北京市人民法院第一刑庭庭长。这个八卦是重庆南开中学可以在教育史上一直流传下去的八卦，一个拥有这样八卦段子的学校，一定是有魅力、有个性的，真正能培养出有创造性、有感情的个人的学校。那样的学校，师生相互成全，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教育图景。
在民国的教育史上，在民国的中小学讲台上，曾经有钱穆、叶圣陶、朱自清、夏尊、丰子恺、朱光潜、老舍、吕思勉、钱南扬，这些人后来都在各自领域成为大有建树的作家、学者、画家、美学家。如果仅仅有这些人，民国教育算不得什么。在那个时代，我更看到了那些一生都留在中小学老师的岗位上，淡定，从容，并且有重要贡献的人，比如王人驹、刘百川、陈适等，他们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教育家和真正的老师。刘百川留下了一本《中学校长的日记》，现在已经公开出版了，那是他在镇江一所学校做校长时每天写下的感想。王人驹一生都在从事教育，最后一个位置是浙江温州永嘉县永昌小学的校长，他有很多关于教育的著作，在那个时代就是正式出版物，影响过那个时代的教育。陈适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是夏承焘先生的学生，他在做中学老师的过程中，出版过《离骚研究》，出版过两本散文集，出版过他收集的温州民谣选，这是一位具有丰富精神世界、富有文学才华的中学老师，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但是他甘心情愿永远留在中学教书，站在讲台上为学生服务，这样的人更值得我们尊敬。老师最大的价值就是要让那些有创造性、有感情的个人成为他们自己，同时也让我们自己成为自己。不一定都要成为叶圣陶、钱穆，因为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但王人驹、刘百川、陈适是多数，是可以模仿、可以效法的。
教育抵达哪里，文明就抵达哪里
百年前的民国教育给当代教育启示良多：重视过程胜过结果；重视内心胜过表面；重视精神胜过物质；重视成就胜过职位……我们还可以一直想下去。
做到这一切，很难，但也并非不可能。只要你把角度调整过来，角度就是一个——自下而上，从自己出发。世人可以不这样看，你自己这样看就够了。你笃定、坚持地这样看，世界将因你这样看而有可能变成这样看。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给出两个字，第一个字是“诚”，这个时代最缺的是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今天的现实，诚实地面对未来。第二个字是“衡”，任何东西都有两面，你要平衡地看待分数和分数以外的东西，平衡地看待物质和物质以外的东西，平衡地看待自己和世界，在平衡中不断地寻找平衡。要把握这个尺度诚然很难，关键是你自己要有标准。每一个人自己有标准，这个世界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准。世界的标准不是由某一个人设定的，而是每一个人标准的总和。《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世界的本体，如果你自己都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那么你说的那些都是假的。过去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诚意、正心，也有一个“诚”字。诚意、正心来自于信，所以我再提出一个“信”字。没有信，就不可能有诚、有衡。
今天这个时代的老师们需要找回职业的自信和尊严。如何拥有职业的自信和尊严？第一，有待于自身的改进，从自身标准、尺度、价值观的改进开始。你要找到自己的标准，你有你自己的标准，你改变了，世界才会随着你的改变而有可能改变。第二，有赖于社会舆论方向的转变，我们的社会、家长、媒体，也要调整他们的标准，甚至设立新的标准。
这两条中，我们自身的改变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自己可以选择的，从自己的改变开始是可以做到的。你只要改变自己的观念，你怎么想，你按你所想的去做，并且按你所想的去判断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这就足够了。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能够找到自信，拥有诚信，找到信仰，从而能够真实地相信。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还是从教育出发，教育关乎千家万户，关乎子子孙孙。教育抵达哪里，中国的文明就能抵达哪里。我相信，你就是起点，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起点，因为你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你可以成为整个中国的起点，中国很可能因为你的改变而改变。不要以为你的改变是微不足道的。你的改变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你自己来说，那就是全部。我们都活在一个时间刻度当中，我们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我们唯一可以告慰自己的就是去做一些最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的一生因为我们独立自主的选择，成为未来新中国的起点，让子孙后代也能为我们而感到安慰，因我们而骄傲。
（本文系傅国涌先生在为先在线第二届教师读书论坛上的演讲，刊发时略有删改）
傅国涌，著名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曾做过中学语文教师，现在杭州家中读书写作，最近十几年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教育史、企业家本土传统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另一种读法》、《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编有《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等，主编的“回望民国教育系列”（包括《给教育燃灯》、《如何培养好公民》、《让性回归常识》）最近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