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个地标性建筑——国会大厦。当初扩建国会大厦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由于财力紧张，有人提议停止扩建国会大厦。但时任总统林肯坚持要把大厦标志性的大圆顶建好。他认为，雄伟的大圆顶是团结的象征，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比得上它对国家的灵魂所产生的影响。1863年12月2日晚，当华盛顿市民聚集在一起，目睹6米高的自由女神青铜像被立于建成的国会大厦大圆顶上时，它带给美国民众的心灵震撼和国家认同感难以估量。国会大厦大圆顶的故事，让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了建筑蕴含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一种基于国家认同和团结的伦理力量。那么，建筑还具有哪些伦理功能？当我们认识建筑时，伦理何以重要？
实际上，建筑伦理的兴起，是由现代建筑理论发展与建筑实践中涌现的大量值得人们反思的伦理问题而推动的。可以说，建筑伦理是根植于中西方建筑历史文化传统，并由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者有一种可贵的道德责任感，突出表现在他们背负着社会革新、改造城市的道德使命，希望将建筑作为一种社会改革和公平民主的工具，通过新技术与新的社会价值观的结合，重塑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增进人类福祉。18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所启动的城市化进程，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给城市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出现了被称为“城市病”的一系列城市问题，这其中便有住宅匮乏及城市平民阶层恶劣的居住条件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对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住宅的非人道状况有过犀利揭露。普通民众的住宅匮乏问题到20世纪初都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主义建筑师们普遍有一种改善普通民众居住条件的社会使命感，如勒·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一书中提出：
现代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为普通人，“所有的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人的尺度，需要的标准，功能的标准，情感的标准。就是这些！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切。
可见，现代主義早期，全新的建筑形式以及城市规划思想成为了改善人类福祉状况的物质工具。实际上，西方建筑思想史上古罗马时期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不仅奠定了西方古典建筑学的核心范畴，提出了“坚固、实用和美观”的建筑三原则，而且也开创了通过建筑实现社会福利这一贯穿西方整个建筑史的伦理主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西方建筑界进入了对现代主义建筑运动进行深入反思的时期。美国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一书中颇具耸动性地宣称：“现代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死去……”詹克斯之所以这样说，是以山崎实设计的美国圣路易斯市普鲁伊特-伊戈居住区在这一天被炸毁为标志的。普鲁伊特-伊戈住宅于1956年建成，包含33座11层高的大楼，但短短数年就迅速衰落，贫困、犯罪和种族冲突盛行，最后被迫于上世纪70年代全部爆破拆除。普鲁伊特-伊戈住宅项目的失败，其背后有复杂的社会问题，非单纯建筑师的设计问题。但它的失败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主义建筑的质疑，反映了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功能主义原则及单纯以建筑师为设计主体的局限，即对人的隐私、使用者实际意愿和多样化需求漠然视之，面临人性化空间丧失的困窘。正是在建筑界出现价值标准混乱、建筑职业伦理缺失等多重危机的背景下，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建筑所蕴含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尤其是一些哲学和伦理学者介入建筑研究，引发了人们对建筑本质的深层思考。例如，美国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卡斯腾·哈里斯（Karsten Harris）从1968年起致力于建筑伦理的研究，出版了影响很大的著作《建筑的伦理功能》。他认为，建筑不能降格为只具有技术和功能价值，应是对我们时代而言可取的生活方式的诠释，应帮助人们表达出共同的精神风貌。2001年，我正是接触到这本书而被深深吸引，从此走上了建筑伦理的研究之路。2006年3月，我出版了首部研究成果——《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理学引论》，将我对建筑伦理的初步思考坦诚地呈现于读者，也为自己规划了未来的学术探索之路。
在后续对建筑伦理的研究过程中，我日渐感受到，虽然作为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建筑伦理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但中国传统建筑及城市营建作为礼制秩序的象征，内含丰富的伦理资源，是有待开采的“富矿”。梁思成说，“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详尽梳理中国传统建筑的伦理内核，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从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建筑文化出发的建筑伦理观念。基于此，我进一步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伦理，不仅全面阐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伦理内涵，而且提出“宫室之制”与“宫室之治”两个概念，详细解读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伦理品性。我提出，“宫室之制”指的是古代建筑的礼制化，即宫室建筑在形制上的程式化和数量上的等级化，以宗法伦理制度形态表现出的一整套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是其典型表现。“宫室之治”指的是在“宫室之制”的基础上，使建筑发挥维系宗法政治秩序的显著政治功能，并成为划分和巩固等级人伦秩序和推行道德教化的伦理治理方式。“宫室之制”与“宫室之治”两者相辅相成。宫室之制蕴含着一种借建筑以划分、确定、保障、巩固社会等级序列的有效治理手段。与此同时，建筑等级制度还有节制器物使用和建筑消费的独特作用，这方面被认为同样具有治国安邦的重要价值，并成为仁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室制度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还具有明确的伦理功能。《荀子·富国》中讲宫室有“养德、辨轻重”的功能。《礼记·祭义》中说：“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礼记·坊记》中说：“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这说明，无论是在明堂祭祀祖先，还是修建宗庙进行祭祀，目的都是要教育人们遵守孝道，追思祖先。同时，中国传统建筑还重视“比德”之美，善于运用题名、题对、匾额，以及富有寓意的木雕、石雕、砖雕等多种装饰手法，把人生哲理、传统美德、儒教家训等价值观念与建筑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反映“善美同意”的原则，从而形成强烈的环境氛围和艺术感染力。因此，“宫室之治”虽然是依托建筑等级制度而形成的一种伦理治理方式，但其最终要落实到社会伦理秩序层面并达到德治教化的目标。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这一典型特征，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建筑伦理思想的关键。
对建筑伦理的纵深研究，不仅要将建筑历史观引入建筑伦理研究之中，将建筑伦理现象同延绵不断的建筑文化史连接起来，揭示建筑与伦理的历史关联，还要构筑建筑伦理的价值基础，提出建筑伦理的基本原则，阐释建筑的伦理功能。我于2018年9月出版的专著《建筑伦理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建筑伦理的价值基础，就是确立一种有关建筑善恶的价值观，以此判断建筑发展是否促进和提升了人类的福祉状况。建筑伦理的基本原则要解决建筑活动的基本规则问题，即告诉人们在建筑活动中应当做什么，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为其行为提供一般性和原则性指导。我提出并详尽阐述了建筑伦理的三组基本原则，即安全与行善原则、适用与人本原则以及美观与和谐原则。建筑与伦理的“相遇”，还需要从哲学高度探讨建筑的伦理功能问题，以此寻求对建筑活动的性质、意义及发展方向的根本性阐释。对此，我提出了建筑所拥有的三种力量，即“栖居的力量：建筑作为存在之家”“象征的力量：建筑作为一种伦理叙事”以及“礼仪的力量：建筑的社会调控功能”。总体上看，虽然现代建筑的伦理功能是隐性和有限的，但建筑的象征功能和叙事功能仍强有力的存在着，如前所述美国国会大厦曾经所具有的表达国家团结形象，让民众体会到一种认同感的价值并没有消失。建筑让人们在地球上的存在找到自己的“位置”，它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担负着其他艺术无可替代的审美教育、情感熏陶和教化功能。
建筑伦理的研究虽然不能忽视价值理论层面的探讨，但更应注重问题意识、实践导向，注重反思当代建筑的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一些紧迫而重要的伦理问题，强调对当代建筑实践活动中具体伦理问题和伦理困境的指导与解决。因此，在最近几年对建筑伦理的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扩展研究视野，从狭义的建筑伦理研究走向广义的建筑伦理研究，将研究视域从传统建筑学的对象扩展到城市規划、城市设计及范围更宽泛的以人类聚居为研究对象的人居环境层面，思考并探讨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的伦理问题。2010年9月，我出版了我国首部城市规划伦理学专著——《城市规划：一种伦理学批判，致力于探寻美好城市之道》，2018年，我以“基于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设计伦理研究”为选题，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获得立项，旨在从城市设计伦理视角回应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理论与实践命题。
对建筑伦理的研究，必然涉及建筑学和伦理学，因而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对两者的不同偏好，决定了对建筑伦理研究的两种致思方向：第一是从建筑理论或建筑实践出发，主要关注建筑理论及建筑活动中存在或面临的伦理议题。第二是从伦理学的视角关注建筑，这种研究取向期望伦理学能够为建筑及建筑活动提供价值理论和价值准则。我的学科背景决定了我主要是第二种致思方向，即从伦理学视角关注与思考建筑。这两种研究取向有各自的优势与局限。对我而言，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忽视对建筑本身内在具有的伦理性质的思考与研究，正是在这方面，我一直在努力探寻，游走于古今中西的建筑丛林之中，挖掘其中蕴含的伦理性因素。
1954年，海德格尔在自己的《演讲与论文集》的前言中说：
对思想道路来说，过去的东西虽然已经过去，但依然在未来保持为曾在的东西。此种思想道路殷殷期待，直到某个时候有思想者来行走。
虽然我不敢贸然说开辟了建筑伦理学的研究之路，但在探寻建筑伦理的道路上，我同样殷切期待，希望有更多的学人沿着这条充满跨界魅力的道路继续前行。
（作者为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级建筑伦理学学术创新团队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