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4-02-22
作者简介：牛叔文，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与区域发展。
通讯作者：兰忠成，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资源环境。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生活用能模式的变动机制及其环境影响”（编号：41171437）。
摘要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关键词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机制；人口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8-0049-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8007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由过程。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人口增长的收敛，即综合生育率的下降。在先期走上城市化道路的欧美国家，早期的城市化过程与生育率下降虽为正相关，但并不显著。在中后期，相关性显著［1-2］。二战后日本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产生了生育率的明显下降［3］。同样的证据在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充分的表现［4-7］。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并于1979年在城镇地区实行独子政策，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为减缓全球人口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大大减轻了国内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经验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有些研究认为影响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的政策效应［8-11］。另有一些研究基于中国城市化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广阔背景，对政策以外的影响因素给予了较多关注。包括生活质量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多，妇女地位的提高，城市住房的短缺，晚婚和死亡率的下降，孩子的收益和成本的改变，家庭和婚姻制度的变化，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等等，都促进了中国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12-16］。还有研究认为中国的低替代生育率并非严厉的人口政策所致，与其它社会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全球力量所驱动［17］，“政策因素已经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失去影响力或影响甚微”［18］。对于家庭的生育行为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强制性，政策效应属于外部约束。而与城市化过程相伴而来的就业、婚姻、教育、移民、生活方式转变等问题，使得家庭主动节育，可视为内部约束。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需要考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巨大的人口基数及其消费水平提高对资源环境压力的持续增大，给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带来负面影响［19］；二是人口迅速的老龄化使得未来劳动人口供给不足，拖累经济增长，并对公共卫生、社会服务和抚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未富先老”的困局［20］。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三是生育偏好引起的新生人口的性别失调。“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06，“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将使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的困境［21］；四是由于意外伤亡产生的“失独家庭”成为没有欢乐的孤独人群。根据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估算，我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超过百万个［22］；五是代际资产转移产生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异是人口由农村流向城镇的基本动因［23］，城镇居民收入较高，且为独子，家庭资产通过代际转移扩大了积累，农村居民则相反。这意味着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六是大量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管理问题，影响社会和谐。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难以落实，增加了他们的风险和成本。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城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巨大。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定量分析，估算人口增长收敛中的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揭示不同时期约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和变动机制，讨论新的发展阶段上人口增长转型的政策启示，以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1推论、方法和资料来源
1.1推论和计量方法
近30多年来，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显然，这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结果，即新增的城市人口由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净迁入的移民二部分构成。基于这样的基本实事，可以推论：
第一，在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历年总人口的数量不变，城镇和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保持既有水平。如果没有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民，由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低于农村，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不断下降。
第二，由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使一部分具有较高自然增长率的农村人口转变为较低自然增长率的城市人口，由此减少的人口数量体现了城市化约束人口增长的直接效应。
第三，如果在1979年在城乡同步实行“一胎”生育政策，即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城市相等，而移民数量不变，农村人口及总人口的数量会低于目前水平，我国城市化水平会更高一些。
第四，如果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会保持惯性增长，人口群体无疑会大于目前的实际人口数量。近40年来，国际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他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综合生育率都呈下降趋势。假定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这些国家保持同步下降水平，可以估算出在内部约束下总人口的变化，从而把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政策效应分解开来。
基于以上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分析。
Ltu=∑ti=1Pt-1u(1+Utr)PtT=PtT-(Pt-1r+∑ti=1Ptm)Pt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