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秦时代由于年代久远，藏书情况只能从传世文献的记载中略知一二，但出土文献为先秦藏书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与新史料。殷墟甲骨的考古发掘与文字研究，使商代王室的所藏之书、藏书之所与藏书之人等问题得到解决。周代出土文献的载体有甲骨、青铜器与玉石等实物，它们为研究周代王室藏书与诸侯国藏书种类与内容提供大量资料。战国出土文献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简帛材料，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战国楚简大量出土，以郭店竹简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为代表，它们是对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也是研究战国私人藏书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出土文献 先秦 藏书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３８（２０10）０5－0156-05
Studied Pre-Qin Collections from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
Ma Yuanyuan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
Abstract: As the aged-old Pre-Qin era, we could only rely on masterpieces of literature to understandcollection of books , but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 for Pre-Qin provided the physical evidence and new historical data. Through the researed and studied of the Yin Ruins’ archaeoological and oracle bones , we had solved many Shang Dynasty questions such as the hidded books ,the place of collections, the persons of collections,etc. Zhou Dynasty unearthed literature"s carrier was made up of the animal bones , the bronzeware, the jade and the other material object, which provided large data for Zhou Dynasty royal collections and the vassal state collections. Jiandu and silks material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In Warring States unearthed literatures, in particular since the 90s , Chu Bamboo Slips entered the bumper stage, represented by Guodian Bamboo Slip and Shangbo Bamboo, which were the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to masterpieces of literatures, were also the significant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private collections of the Warring States.
Key words: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 Pre-Qin Dynasty; Collection of Books
CLC number：G256.1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３８（２０10）０5－0156-05
对于先秦藏书，学术界全面深入的研究著作并不太多。主要是由于先秦史料阙如，许多通史性质的著作对于先秦藏书探讨十分简略，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 ［1］、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2］、徐凌志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史》［3］等，这些著作大多侧重于唐宋以后，犹以明清为盛，对于先秦藏书的论述往往一带而过。值得肯定的是，刘渝生先生的《中国藏书起源史》［4］是一部少有的“追溯远古论及藏书渊源者”，是目前研究先秦藏书唯一较全面的学术成果。除以上专著外，论及先秦藏书的相关文章有以下几篇：郑围《略谈先秦时期的图书管理和特点》，［5］朱根《先秦两汉时期私家藏书论析》，［6］孟雪梅《论先秦史官与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7］林晓平《略论先秦史官与中国古代图书典籍的关系》［8］等，这些文章从图书管理、私人藏书、史官记载等角度对先秦藏书问题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限于史料问题，先秦藏书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讨论也并不深入。
先秦藏书的相关论著多从文献记载来讨论，唯有《中国藏书起源史》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突破，将甲骨、青铜器铭文、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也纳入了讨论范围。不过，此文仍以传统历史文献为主，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来研究先秦藏书还不够深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大量甲骨文、青铜铭文、盟书、简牍、帛书等陆续出土，相关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些出土文献理应成为我们研究先秦藏书的新史料。本文拟从出土文献的角度，在考古学、古文字学、简帛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先秦藏书进行探讨，希望能将此问题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1从殷墟甲骨看商代王室藏书
许多学者认为夏代是我国藏书产生的萌芽期，从先秦和后世的典籍中，还能间接了解到夏代文献的名称，如《夏谚》、《禹刑》、《箫韶》、《甘誓》等。但这些文献记载只能成为夏代有藏书的旁证，缺少直接的考古实物，使得我们对于夏代书籍的印象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商代数以万计的甲骨出土以及发展成熟的甲骨文为我们研究商代官府藏书提供了大量资料与实物依据（图二、图五、图七）。甲骨文究竟是不是书呢？李零先生曾将书划为三类：其一是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和书籍），书籍是指用毛笔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书写的文字；其二是作为档案的“书”（文书）。严格讲起来，“书于竹帛”的“书”本来都是指作为档案或文件的“书”，现在一般叫“文书”；其三作为典籍的书（古书），即历代史志著录的“书”，古人叫“艺文”或“经籍”。这样的“书”，现在一般叫“古书”或“古文献”。［9］甲骨文的内容多以卜辞为主，也有少量记事甲骨，具有王朝档案的性质。这些甲骨应该归于“文书”类，与后世严格意义上的书籍是有区别的，但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甲骨仍然在书的范围之内。
以下从商代甲骨的所藏之书、藏书之所、藏书之人三个方面来具体考察一下商代藏书的基本情况。
1.1 所藏之书
商代甲骨反映了商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就甲骨收藏情况来看，有意识地分类以及有序存放是其显著特点。
首先，先看一下商王室所藏甲骨的分类情况。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可分为四种类型：存储、埋藏、散佚、废弃。废弃的甲骨一般置于灰坑之中，存储、埋藏的甲骨应该是商人重要的文献记录，是有意识地储藏起来的。发掘显示藏于各窖穴的同期刻辞甲骨都相对集中，不会间隔很远，可见同时代的卜辞是存放在一起的。另外龟甲与兽骨分开存放，绝不混杂，这说明商代甲骨文献分类还有一条标准就是按照载体物质形态的科学属性区分。商代甲骨文献的分类虽然还比较简单，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或按照内容来区分，或按照载体形态来区分。
其次，甲骨收藏的管理方面是十分有序的，即分册按干支顺序排放。在小屯南村的发掘中，发现有成套甲骨，将成套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甲骨卜辞成套，就是成册，一册一般由三版、五版组成。成套甲骨卜辞的出现是商代甲骨文献编写的一个飞跃：由单页（一版）走向了多页（多版）。甲骨一般按照时代分开储藏，照干支规律刻写、编排、存放，并不是胡乱堆置。可见当时的甲骨收藏是分册按干支顺序摆放的。
1.2 藏书之所
经过安阳与陕西岐山周原遗址的发掘，可知商、周王室的甲骨文献一般放置于宗庙、宗庙内及附近的穴窟之内。《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下》中对甲骨储藏之地有记载：“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 ［10］甲骨卜辞证明典籍确实放于宗庙之中。卜辞中记载了“大甲宗卜”、“其告于大乙在父丁宗卜”、“祖乙宗卜”，这里的“宗”指的是宗庙，占卜活动确实多在宗庙内举行。《周礼·龟人》：“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11］《史记·鬼策列传》也有“高庙有龟室”的记载。考之于文献，当时藏甲骨之所应该名为“龟室”。将文献与考古发掘结合起来研究，甲骨储藏顺序应当为：近期甲骨文献收藏于宗庙之内，累积多了就放入宗庙内专门存放文献的窖穴中，宗庙内的窖穴收藏不了以后，再将旧文献转移到宗庙之外的窖穴之中。
卢荷生先生认为，图书馆的出现应该有两个先决条件：“那便是有了文字记录的资料，和先民对于这些资料又有了保存的观念。”［12］安阳、周原等地的出土甲骨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出土甲骨不仅规模宏大发展成熟，而且从考古发掘来看，当时人们储藏管理的意识也已达到十分高的水平，可以说安阳、周原甲骨是商、周王室的图书馆与档案馆。
1.３ 藏书之人
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史”字，如“在南土，告史”、“方祸象取乎御史”、“利令，佳太史察令”等，殷商史官常称为史、太史、内史、贞人、御史、作册等等，他们担任秉笔、执简、掌书、守典、奉法、决狱、册祝等不同职责，是文献资料的加工者与收藏者。
从出土甲骨来看，甲骨需要整饬、灼烧、占卜、记载、整理、编辑等多项工序，这些都由商代史官们来担任。商代已经有了严格的库房制度，不管是甲骨原料还是卜用甲骨，进出都记其去向或来源，并由史官签名以后才能入藏或出库。如“甲午，妇井示三屯，岳。”是说甲午日，妇井送来牛胛骨三对，保管者是史官岳。
殷商时期，从事占卜活动，并将占卜情况予以记载者，在卜辞中被称作“贞人”，金毓黻先生指出：“贞人即为某事而贞卜之人，亦即当代之史官也……贞人记其所贞之事于甲骨之版,正为记事者之所司，故称贞人为当代之史官，其说甚确。”［13］同时，金毓黻得出结论：“周代以前凡职司记事之人，皆谓之史；其为帝王记事者，其位稍尊，故亦谓之内史大史；究之其职司记事则一也。”［14］
2从周原甲骨、青铜器、侯马盟书看周代藏书
刘渝生认为：“两周时期王室所藏文献是很多的。当时文献的载体，主要为简册，其次为青铜器（主要为礼器）、甲骨；还有绸类，因当时亦有帛书。周代典籍载体还当有“方”。还当有玉，《韩非子·喻志》记‘周有玉版’即为明证。”［15］两周时期各诸侯国所藏文献载体基本与王室一样。从出土实物来看，两周简册、帛书鲜有发现，出土多为甲骨、青铜礼器和玉片盟书。甲骨集中出现在陕西周原遗址，这批甲骨反映了周王室的藏书情况；传世与出土青铜礼器中既有周王室也有各个诸侯国的；侯马盟书的出土为史籍记载的“周有玉版”提供了实物证据，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的。
以下从周原甲骨、青铜器、盟书等方面来考察周代藏书的情况。
2.1 周原甲骨
周原甲骨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商、周王室藏书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这批周原甲骨虽然有17000多片，但有刻辞的卜甲仅为160多片，共600余字，字数最多的一片有30个字。这些刻辞甲骨涉及内容很多，有反映殷周关系的，有卜殷王田猎的，有记载周初的重臣和地名的等等。古文字专家王宇信指出：“周原卜甲刻辞是记载周初历史活动的大事记，所记周初重大历史事件，不少可以和古文献的记载相印证，对周初历史研究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16］
另外，在周原的有字卜甲中还有殷商晚期的卜辞，学者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殷末叛臣携来，还有一种是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劫掠来的。甲骨卜辞或者作为叛臣降周时带来的礼物，或作为武王灭商的一种象征，总之当时的人们将这些卜辞作为国家十分重要的文献而珍藏至宗庙。
2.2 青铜器
青铜器多被用作礼器，贵族浇铸、收藏青铜器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是当书籍使用，但青铜器铭文却具有了原始书籍的基本要素。
首先，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可以证实诸侯常以青铜器为载体铸书（图三、图六、图八、图九、图十一、图十二）。《左传·昭公六年》载：“郑人铸刑书。”［17］《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谓刑书焉。”［18］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出土的铁足大鼎、方壶和圆壶三器，外部铭刻长篇铭文，共1099字，铭文记载重要史实还有中山王世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些长篇铭文可以说是书的原始形态。学者宁登国就认为商周铭文是后世“序体”的起源，［19］可见铭文是孕育后世书籍的母体。
其次，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宗庙之内收藏铭文。《周礼·秋官·司约》云：“凡大约剂，书于宗彝。”［120］注曰：“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说苑·敬慎》云：“孔子之周，观於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口多败……戒之哉！戒之哉！’”［21］可见宗庙之中所藏铭文既有诸侯之盟约，又有道德劝诫之语，内容十分丰富。这些青铜器铭文是当时人们有意识地收藏的。
从以上两点来看，青铜器虽是重要的礼器，但是青铜器铭文却已经具备了原始书籍的基本要素，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收藏青铜器铭文的意识，更使得青铜器具有了藏书的性质。
2.3盟书
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22 ］目前大规模出土的盟书有侯马盟书、沁阳盟书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侯马盟书（封面图）。
侯马盟书，1965年出土于山西侯马晋国遗址。经研究认为是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 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这批盟书共5000余件，用毛笔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有重大意义。
从侯马盟书可以看出，当时各个诸侯国所藏的官方文书档案中，盟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盟书应该是国家收藏的重要政治档案、文件与契约。盟书的出土为研究文献中记载的“玉版”提供了实物证据，使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玉版”的形制、规格以及晋国末期规范的官方文献盟书文体的文本写法。
周代甲骨、青铜器铭文以及盟书等出土文献作为传世文献的补充，为研究周代藏书提供了更多的线索与资料。
3从出土简帛看战国私家藏书
《墨子·尚贤》中说国之大政“书于竹帛，镂于金石”。［23］可见，缣帛与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并行于世。从文献与出土甲骨记载来看，商代应该已有简帛等书写载体，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实物。出土简帛年代基本集中在战国、秦、汉，还未发现早于战国的简帛。进入20世纪，考古学兴起，直接促进了简帛的陆续发现。特别是70年代以来战国楚简、帛书大量出土，甚至已经达到了“材料如山”的地步。
大量简帛书籍的出土为我们校勘、辑佚整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图一、图四、图十）。对于书籍的成书、流传、抄写等情况我们也有了远比前人深刻缜密的考虑。战国简帛多出土于墓葬，这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的私人藏书提供了大量文字与实物资料。我们将从这些资料的分类方面来谈谈战国私人藏书的大致情况。
首先，从书写载体来分，可分为简牍和帛书两种。简牍与帛各有优缺，简牍具有取材容易、制作方便、价格低廉的优点，同时也存在体积大、笨重、易散乱的缺点；帛虽然具有轻软平滑、体积小等优点，但也有价格昂贵、产量少等缺点。
“简”是竹简，但也包括木简；“牍”是木椟，但偶尔也有竹牍。战国简牍多出土于战国楚墓当中，比较重要的有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九店、包山、湖南慈利、湖北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战国简，还有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的战国楚简。帛书，是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出土帛书有两批，为子弹库帛书与马王堆帛书，属于战国的仅有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缯书。
其次，就简帛所载内容来分，可分为文书与书籍两大类，由于战国楚简多出自墓葬，所随葬简策多属于私人文书和藏书。这些私人文书有占卜简、日书与丧葬简牍等，官文书不多，包山楚简中有一部分，应该是墓主人没有处理完的文件。私人藏书应多为墓主人生前所读之书，死后作为随葬品置于墓中。
3.1占卜简、日书与丧葬简牍
占卜简，主要记录当时人们进行占卜的过程与结果，包山楚简、望山楚简、江陵天星观等地出土的楚简中均发现有占卜简。
“日书”是古代日者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实用手册，属于十分流行的数术方技类实用书籍，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遣策、赗书及告地书，是目前已知主要的三种丧葬简牍。“遣策”，就是墓主人随葬品的清单。遣策是楚地战国、西汉墓葬出土比较多见的一种简牍文字资料。在战国简牍中，遣策也最早为人们所认识。因为在70年代战国古书大量出土之前，遣策是墓葬中出土的主要实物。除遣策外，《仪礼》同时还提到了另外一种重要的丧葬记录，即赗书，所谓“书赗于方”、“书遣于策”，指的就是这种赗书。赗书是针对助丧的赗赠物品的记录，而遣策是针对送葬的遣送物品的记录。“告地书”，乃是写给地府冥王的“介绍信”，记录的是墓主人的基本情况。
3.2包山楚简中的官文书
包山楚简中的官府法律文书中，除了有记录当时司法诉讼的一些档案材料外，还有一些涉及名籍登记、黄金借贷、核查记录等内容的官府文书。通过这批官府司法文书，我们可以了解到楚国的司法情况、诉讼程序以及楚国的司法制度。同样通过这些官府司法文书，陈伟先生研究了当时楚国文书的处理程序，他指出其中存在着上行文书与下行文书。［24］应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书处理制度，但是在楚简中表现出的这些文书制度还比较原始，并不是十分规范，其具体实行中的程序与规则还不很完备，将这些法律文书用于私人随葬，反映了战国时期官方档案管理还不是十分严密。［25］
3.3书籍
严格意义上的书籍，直到战国才有出土实物。［26］李零先生将古书发现史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01－1949）是以西北简牍为主，古书很少，只有楚帛书和一点汉代古书的残简；第二个时期（1949—1970），古书开始增多，但战国古书很少，只有长台关楚简《申徒狄》和磨咀子汉简中的《仪礼》和《日书》；第三个时期（1970－1990）是西汉古书的大发现（以银雀山、马王堆的发现为标志），战国古书还是很少。第四个时期（1990至今）是战国楚简的大丰收（以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为标志）。［27 ］郭店竹简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是战国书籍的代表，也是研究战国私人藏书的重要资料。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从已公布的材料看，这些简中的《尚书》和类似《竹书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战国私人藏书十分发达，与私学兴起这个历史大背景有关。周代后期，以政府官员为师的官学被孔子等人私人讲学活动所打破，孔子弟子三千便是由私学培养出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士。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分立争雄，各个政权为巩固和壮大自己，很需要有才识的士，这就推动了私人讲学活动私学的兴盛，图书也开始由官方传入民间。从文献记载来看，诸子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墨子、苏秦等都有藏书，他们应该是最早的一批私人藏书家。这些“士”针对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种种对策，需用大量图书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论点。因此当时私人写书、藏书的风气很盛，爱书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死后随葬古书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90年代以后出土的郭店竹简与上博简中有大量战国古书，根据已经整理公布的资料来看，这些古书与传世文献在文句上有很多出入，为了解战国书籍的成书、流传与抄写情况提供了线索。还有些古书是传世文献中所没有的，这些应该是在历史长河中消失的战国佚籍。
郭店楚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的竹简有726枚，字数有13000余个，主要为儒道两家的典籍，而以儒家书居多数，共18篇。儒家典籍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等。
上博简共1200枚，保存文字35000多个，参加整理工作的李零先生认为简文所含古书，种类至少在105种以上，［28］包括儒家、道家、兵家、杂家等门类的作品，其中大多已经亡佚，少数见于今本。篇名有：《易经》、《诗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子路》等等，整理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但这已经引起了学术界非常热烈的讨论。
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的儒家著作，为研究早期儒家“七十子”提供了新资料，它们中不但有与《论语》相似的辞句，而且和大小戴记也有密切，因此“它们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其中也包含子思一派的东西。”［29］孔子后学既是孔子思想的传承者，又是儒家典籍的记录撰写者，他们出身背景不同，性格志趣各异，因此所写著作的思想也各不相同。郭店楚简和上博简正是这些后学者的作品，通过这些楚简可大致了解早期儒家思想脉络。
如果说郭店楚简与上博简的内容多为战国时期诸子思想，可称之为思想类书籍的话，那么清华简就是历史类书籍。这批简中除发现有《尚书》外，还有一种编年体类的史书及其他类似《礼》、《乐》、《周易》相关内容的书籍，都很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这批竹简为战国藏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目前，清华简正在紧张的保护整理过程中，我们期待这批竹简能带来更多的战国藏书信息。
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甲骨、青铜器、简帛等书籍载体陆续被发现，它们为先秦藏书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和资料。总体来说，对于青铜器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发展得也最为成熟。早在西汉，就已有人研究，到了宋代，金石学发展成了一门独立学科，清代达到鼎盛期。甲骨学的研究开始于清朝末年，到现在也有了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而简帛学随着大批简牍的出土，目前更是进入了研究繁荣期。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与相关研究的深入，使得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来研究先秦藏书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对出土文献所反映的先秦藏书情况进行了大致梳理，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从而推动先秦藏书研究的继续深入。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2］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3］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社,2004.
［4］［15］刘渝生.中国藏书起源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80
［5］郑围.略谈先秦时期的图书管理和特点［J］.阴山学刊,1999，（3）：110-112.
［6］朱根.先秦两汉时期私人藏书述略［J］.盐城师专学报,1994，（1）：117-120.
［7］孟雪梅.论先秦史官与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J］.图书馆学研究,1999，（2）：87-88.
［8］林晓平.略论先秦史官与中国古代图书典籍的关系［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3，（1）：44-46.
［9］［27］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4：39-51，97-98.
［10］焦循.孟子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21.
［11］［20］［22］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54，535，536.
［12］卢荷生.中国图书馆事业史［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21.
［13］［1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5.
［16］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1.
［17］［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74,1504.
［19］宁登国.“序体”源于商周铭文考［J］.宁夏社会科学,2009，（3）.
［21］赵善诒.说苑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292-293.
［23］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120.
［24］陈伟.包山楚简初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61.
［25］赵超.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10.
［26］宁登国，赵立伟.先秦口头传播与“事语”类史料的形成［J］.甘肃社会科学，2008，（4）.
［28］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0.
［29］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
作者简介：马媛媛（1980－），女，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商丘师范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先秦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