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历史思维的工具和方法就是我们撬动历史的支点，对支点我们应有自觉的反省意识。
一、中学与西法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未曾断绝，清代乾嘉学派“小学”功底深厚，与西方兰克史学交相辉映，在考史、证史上取得了辉煌成就。迨至20世纪，释史取向成为更高层次的追求，史学与社会科学联姻，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倾向日趋显著，分析工具和方法也得以大幅扩充，专门史如经济史等甚至从传统史学中脱离出来，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对经济史的研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与此同时，西方史学典范在20世纪更迭的速度加快，回首西方史学发展漫漫长河，曾经先后经历六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分别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公元五世纪前后、文艺复兴时期、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其中，有三次发生在20世纪。
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正如杨奎松所说，“今天，我们只要想对以往的历史进行解读，就势必要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不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纯粹虚构的结构，就不可能处理任何复杂的历史课题，甚至无法将散落的看起来各自孤立的事实，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做出合理的解释。”[1]作为中学老师，我们并不需要也无力追逐纷繁的史学前沿理论，但对主流的工具与方法应有清醒的认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唯物史观列为历史核心素养的首位，而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社会史观等回归史学方法的合理位置，从而确立了一种史观、多种视角的权威认识。
二、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1.分析工具的历史
任何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我们需要回到理论创生的历史现场去了解其原生形态。以“现代化史观”为例，现代化理论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改革开放后逐渐流行于中国学术界，新课改以来全面影响到中学历史教学领域。回顾新中国的历史，周恩来早在1954年就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65年1月4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奇怪的是，中国却长期拒绝接受并严厉批判现代化理论。我们可能将原因归咎于当时“革命史观”的主导地位，但据罗荣渠的研究，现代化理论“反映了强烈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战后‘美国第一’的自大狂思潮的产物”。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情势下，现代化理论受到严厉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2.分析工具的前提与预设
西方理论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有其不证自明的前提预设，如果抽离了理论情境，往往容易导致“误用”和“滥用”。以交易费用理论为例，它适用的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第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因此，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具有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作用的观点“走火入魔，从不许弱者讨价还价以降低‘交易成本’，发展到剥夺弱者的生命权利来降低‘信息成本’”。可见，我们不能仅仅就理论谈理论，还需要对整个西方历史文化传统有整体的认识。
3.分析工具的内涵
厘清分析工具的内涵是我们恰当运用分析工具的前提和基础。以“文明史观”为例，通过阅读李剑鸣《文明的概念与文明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我们发现，文明史研究面临着三重难题：历史学家尚未就文明的概念取得稳定的共识，文明史缺乏确定而丰富的题材来源，文明史缺乏系统而自足的方法论。这说明，文明史要成为一个自主的研究领域，形成某种有影响的研究范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然文明史研究存在很强的模糊性，远没有达成共识，还停留在百家争鸣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能形成什么样的文明史观呢。望文生义、一知半解、囫囵吞枣是我们在使用分析工具时常见的弊病，这需要我们沉下心来，以“板凳需坐十年冷”的决心和勇气突破知识和理论储备不足的关卡，回到分析工具的内涵上来，搞清楚之后再谈运用。
4.分析工具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分析工具普遍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
第一，工具的发展性。人文社会学科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时间纵轴上不断演进，另一方面在空间横轴上百家争鸣，从而显示出流派纷呈、色彩斑斓的景象。以心理学为例，计有实验心理学、意动心理学、符兹堡学派、构造心理学、机能心理学等数十种流派。因此，我们若将社会分析工具引入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需要关注工具本身内在的分歧和发展。
第二，工具的有限性。面对丰富复杂的历史面相，每一个特定观照角度，都好比投射到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探照灯光，它当然不会是面面俱到的，只能照亮一个侧面，提供一幅其他角度看不到的特殊景象。因此，我们要避免把单一工具神圣化、绝对化的倾向。
第三，工具的适切性。以阶级分析为例，传统观点认为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钱乘旦认为，“现在英国学术界一般的说法是，英国革命不是一次阶级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从史学史和发生学角度来看，阶级分析方法产生于19世纪，以近代晚期的观念追溯考察歷史，其局限性值得警惕。理论作为预设的分析工具，它必须切合于特定对象才有意义，我们应当汲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训。
其次，我们需要注意西方理论在分析中国历史时还面临两重特殊的困境。
第一，史料的充实性。以计量分析为例，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必要的计量分析是复原历史的有效途径。不过，中国古代史料缺乏必要的数量，或者虽有数量却不可靠。因此，计量分析绝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原始数据非常有限、结论又无法得到验证的情况下，应该特别谨慎。其他史学分支，诸如心理史学、社会史学等等也面临类似的困境。
第二，工具的问题意识。西方理论产生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背后存在着一整套西方的观念或解释体系，这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难免存在着差距或矛盾。以宋明理学研究为例，20世纪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没有注重研究宋明理学自己所重视的问题和讨论，而是从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或社会变革的要求出发去决定研究的方向和问题。中国学者的著作面向中国读者，服务于中国读者，应该有自己内在的和独特的问题意识和解释框架。
5.分析工具的层级关系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于2018年正式颁布，唯物史观置顶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这表明只有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所谓“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革命史观”等等都是观察历史的视角，唯物史观是上位概念，各种视角是下位概念。在确立唯物史观的引领性和方向性地位的同时，并不代表唯物史观可以包揽一切。以“全球史观”为例，在谈及世界从分散逐渐走向整体的历程时，我们常常引用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了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创生世界史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并不能将其等同于全球史的方法论，全球史在五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即“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重新审视地区史和国别史”[2]。可见，在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之下，我们不能固步自封，需要充分吸取西方史学理论中为实践所证明的有效方法。
6.逻辑自洽与史料实证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逻辑上正确的未必是现实的，现实的未必是符合逻辑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将“史料实证”列入历史核心素养，“求真求实”“论从史出”是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规范，逻辑自洽只是正确分析、解释历史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以1927年至1937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例，1929年至1933年间，西方国家爆发了经济大危机，各国纷纷以邻为壑，发动贸易战、关税战、货币战，世界经济秩序陷入紊乱，逻辑推理，中国经济也会遭受重大影响，但这期间却正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十年”。可見，“以论带史”虽然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甚至能够得到史料的支持，但难免将历史片面化和简单化了。
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
英国史学家卡尔说，“历史就是不断地与现实对话”。《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解释“家国情怀”时要求，“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价值关怀，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注现实问题，以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使命。”历史与现实总是纠缠在一起，强烈的现实意识是历史教育的题中之义。唯物史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和认识的目的，要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分析工具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也在现实中汲取力量、不断发展。
以阶级分析为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大声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毛泽东也认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但美国黑人运动斗士罗伯特·威廉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与白人工人阶级团结这个观点。根据他的切身经验，最歧视黑人，对黑人最残酷的，正是白人工人。白人工人歧视黑人，“一则在心理上是足以体现其优越性的对象，二则在实际上是威胁自己利益的劳工预备队。”从美国黑人的斗争史来看，从反对蓄奴制一直到后来的民权运动，除了黑人自己的组织之外，为黑人权利鼓与呼的是几代白人精英。可见，纯粹的阶级分析方法无法完全解释美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所以，“‘种族’（race）、‘性别’（gender）和‘阶级’（class）成为基本的史学分析范畴”。[3]
在现实中，我们不断地获取灵感，现实是我们通向历史的媒介和桥梁。我们并非躲在象牙塔中从事历史教育！
参考文献
[1]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J].历史研究，2004（4）.
[2]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750年至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Ⅳ-Ⅶ.
[3]李剑鸣.“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