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邓小平对党的建设的思考贯穿于1975年整顿的全过程，涉及到党的工作纲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些思考对整顿工作的有效推进，对后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以及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1975年整顿；邓小平；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8-0013-04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节点。研究1975年整顿，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考贯穿于整顿的全过程，融入于各条战线的整顿中，对整顿工作的有效推进，对后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以及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
一、党的工作纲领：把党的建设同党的中心任务有机结合
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第9年，因动乱蕴藏着的各种矛盾到这时已经积聚得越来越深刻。党的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广大党员长时间停止过组织生活，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1]干部群众对这场运动的厌恶情绪不断发展，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愿望不断增强。1975年初，先后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
整顿之初，邓小平淡化和回避了盲目脱离生产力发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认识和做法，同时重视并强调一些原本没有突出的问题。1975年3月，他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2]邓小平以此统一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将党的建设同党的中心任务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建设提到政治高度，彻底否定那种政治运动高于一切、抓“革命”不抓生产的错误做法，有效减少“文革”对生產造成的各种损失。整顿开始后，“四人帮”把“四化”建设和整顿措施攻击为“经验主义”，并挑起“反经验主义”和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浪潮。邓小平承受着巨大政治压力，创造性地把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做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联在一起，概括为“三项指示为纲”，去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三项指示的最大特点是，突出了“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曾因为运动而被忽略的重点，这为各级党委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提供了理论武器，为整顿的深入创造了条件。他又提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3]，高屋建瓴地把党的建设与发展经济、实现安定团结这一中心任务结合起来，这为以后党的建设始终与中心任务有机结合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党的组织建设：
把反对派性、增强党性与领导班子建设有机结合
一些“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在各地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使大批有野心的“反潮流”分子混入党内和干部队伍中。[4]在相当多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针对于此，邓小平强调坚决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一）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反对派性是贯穿1975年整顿始终的，而且在不断深化。邓小平从整顿一开始就认识到派性的危害，并将其作为整顿的切入口。他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闹派性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是不行的。[5]为解决一些地方派性严重的问题，中央决定在浙江、河南等省进行整党试点，并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将此作为全国反对派性、纠正“双突”的有力武器。邓小平在《报告》的党中央批示上加了一句醒目的话：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6]在他看来，派性问题是关系到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组织建设的全局性问题。他认为“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7]在如何处理闹派性的人方面，强调要区别不同情况对待：对于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大部分人是可以教育过来的；但是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他强调“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8]，不能总是等待，要“该调的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9]他还将反派性斗争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指出：“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10]对干部提拔反复强调“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 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11]这些反映了邓小平在解决派性问题方面，态度坚决，注重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注重与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等全面、系统的思想。
（二）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邓小平认为，很多行业生产搞不好，关键还是领导班子问题，是由于领导班子的软、懒、散所导致的。领导班子就是一个作战指挥部，如果指挥部不强，那么作战就没有力量。他把整党作为全面整顿的中心环节，指出：“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12]这就把领导班子建设放在全面整顿的重中之重，抓住了整顿工作的关键环节。他指出一些单位存在很多“怕”字当头的干部，要求从全党的角度，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他还进一步明确挑选领导班子的标准和原则：必须建立一个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13]，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14]，“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15]对于那些坚持派性的“反潮流”分子和“双突”对象，那些“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领导干部”[16]，必须坚决清出领导班子。
既要把“反潮流”分子和“双突”对象清出去，还要尽可能让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出来工作，要“安定，包括落实政策”。[17]通过反对派性、调整班子、落实政策工作的开展，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加强，例如福建省，省、地（市）、县主要负责人全部换了老干部。[18]当然，这些政策仍是初步的，很多冤假错案还不可能复查和平反，一些派性问题也不可能根除，但它的开展为后来党所进行的拨乱反正伟大斗争，从思想和组织等方面做了重要的准备。
三、党的作风建设：
把作风建设与领导责任、制度保障有机结合
邓小平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被削弱，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被破坏，一些领导班子存在软、懒、散等问题，指出“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19]
邓小平从整顿的实际出发， 认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针对“四人帮”等人搞宗派主义、打派性斗争的问题，强调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20]，要求联系批评宗派主义；认为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21]他把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上升为整顿的纲领，强调“每个党委第一条是要安定，要团结”[22]，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他强调党的作风建设要同高级干部的领导责任有机结合。针对军队中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等问题，认为是因为一些单位和部分同志丢掉了好多优良传统，进一步指出：“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 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 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23]针对一些单位纪律松弛、作风懒散问题，强调改进作风必须以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作为保障，“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24]通过整顿软懒散的工作作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措施，扭轉了一些部门单位的混乱状况，生产和经济出现了良好发展势头。
四、党的思想建设：把恢复党的思想路线与
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有机结合
准确理解党的指导思想并科学指导各个领域实践，是邓小平在整顿中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有效措施。他坚决反对林彪、“四人帮”等人把毛泽东思想进行肆意歪曲和任意肢解，提出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并着手对党的思想领域进行整顿。
（一）不能庸俗化和割裂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一直强调的是思想的整个体系，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思想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认识。他反对那些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做法，20世纪60年代时就曾提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25]1975年整顿，他仍坚持过去反对把理论教条化，反对抓住领导人的只言片语去指导实践的做法。1975年9月至10月间，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他认为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问题，强调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和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26]
（二）建立宣传阵地，发挥思想舆论引导作用。整顿的全面铺开和深入发展，势必会触碰到“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思想理论领域，在那里进行短兵相接的舆论战和争夺战。当时，“四人帮”手里控制着国内有影响的媒体《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要想整顿工作顺利推进，掌握思想舆论宣传的主动权，就必须开辟宣传阵地。邓小平在整顿之初，就曾交代胡乔木，要求组织一个写作班子[27]，负责政治思想理论方面工作。这表明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加强思想理论工作，积极准备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中夺回来。整顿中期，他又领导成立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带有抓理论旗帜性工作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与“四人帮”展开思想舆论斗争。[28]1975年7月，邓小平还在重新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将整理补充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指出这篇文章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想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他还强调要结合形势需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9月，他要求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学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撰写文章[29]，撰写关于党的作风和“双百”方针的两篇文章[30]，认为这些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不难看出，邓小平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行当时条件下有限度的拨乱反正，这些思考为后来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31]随着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势必会触及并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发展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也是渐渐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加之当时存在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影响、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等历史环境和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使得整顿不得不中断，刚刚有所好转的社会经济秩序重新陷入了整顿前的混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五、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对党的建设思考的基本特点
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对党的建设的思考，在时间节点上贯穿整顿全过程，在行业领域上融入于军队、铁路、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整顿，内容上涉及到党的工作纲领、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关于党的建设的整体性思考。总体上看，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与当时存在的极“左”思潮和错误做法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力图扭转党的建设被严重破坏的局面。从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讲话、批示和文章可以看出，他力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整顿，拨乱反正。例如，在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纲领上，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在思想建设上，针对割裂和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和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在组织建设上，针对各级党组织出现的派性问题，提出要加强团结，反对派性，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把各级领导机关变成敢于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方针、带领群众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指挥部；在作风建设上，针对党的优良作风被严重破坏，强调将党的作风建设同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结合起来。无论是对党的建设的总体性思考，还是涉及组织、思想、作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阐述，邓小平都力图与当时存在的极“左”思潮和错误做法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加以甄别和澄清。当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思考很难直接去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是这些有限度的拨乱反正，进一步促进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醒，使他们更加清晰地看见党和国家的希望，为以后的拨乱反正创造了积极条件。
（二）在党的建设史上是连接“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新时期的重要节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1975年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考，既是对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积累的执政党建设的正确思想观点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成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先导。邓小平在整顿中强调的增强党的团结，将党的团结放在第一位，用“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来达到团结的目的；重提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提出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强调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都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执政党建设思想观点的恢复和坚持。应该说，1975年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考，为后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做了更为直接的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新时期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各项重大举措， 包括全面学习、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在领导班子建设中注意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等，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1975年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合乎逻辑的发展。
（三）为后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邓小平理论形成及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孕育了一种新的思路。1975年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考，不仅在内容上为以后党的建设提供借鉴，更重要的是孕育了一种新的思路，这种思路为后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邓小平理论形成及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方法论指导。其一，确立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把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有机结合起来。1975年整顿，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突出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重点，并为此提出推进经济建设的许多带根本性的观点和主张，其核心就是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总纲。尽管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邓小平关于工作重点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尚未正面、直接地提出来，更没有深入展开，但是这些重要思想无疑是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在理论上的酝酿、准备和实践上的尝试阶段。龚育之曾指出：“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32]这个新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其二，把领导班子建设放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1975年整顿，邓小平强调“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33]，“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34]等，这些思想对改革开放后始终把领导班子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邓小平针对领导班子建设所提出的“敢字当头”“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35]，选年轻干部进班子等许多重要思想，也发展成新时期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三，要从整体上而不是局部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1975年整顿，邓小平从党的建设的整体性出发，提出包括政治、思想、作风、组织等关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这些不同的方面相互影响，紧密联系，有效推进整頓工作。这些思路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视从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重视从各个方面整体推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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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