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普信息化是新时期科普工作的指导方向，不仅体现在科学传播技术手段和传播渠道的新变化，也是科学传播理念和运行机制的深刻洗礼。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形势下，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科学传播体系，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从新媒体如何与现代科学传播体系的融合入手，探讨了构建现代科学传播体系的发展新路径和未来改革方向，为协调社会各方力量，推动共建机制的有效落实，提升科普能力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现代科学；传播体系；新媒体社会企业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708（2015）151-0027-03
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形势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科学传播体系，不仅要着眼于现代科学传播体系中政府、相关职能机构、非社会组织、媒体、科技场馆、学校及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实现各个层面的静态的主体如何充分发挥效能，在科学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实现传播科学精神、科学知识，提高全社会科学素养的目标。因此，从现行科学传播工作如何提质增效切入，从当下科学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回溯当前科学传播体系建设中的短板，特别是注重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的积极作用，应当是问题导向的科学传播体系研究的必然选择。
1 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代科学传播体系发展新路径
1.1 针对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断提高全社会的科学素养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熟悉的，科学直接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人的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爱因斯坦这里所说的科学影响人们的第二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文化，它包括科学的思维定式、科学的价值观、科学的生活理念等等。如果从文化意义上来看，今天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很多问题，包括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宿命论和邪教问题突出、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水平不高等，都或多或少与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不足，科学精神缺位有关。公民的科学素养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基础，是自主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前提。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目标。2011年颁布实施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年）》。中央明确要求，到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5%。
目前，我国的科学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公民的科学素养普遍不高，这就需要我们在科学传播工作中不但要着眼器物层面的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技术，同时，要加强科学哲学、科学思维、科学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精神培育。其中，新媒体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新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更加有利于科学信息的传播和获取，实现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民族文化心理“中西结合”，变革“扬弃”以及全面转型。
1.2 根据公众的需求，分层次、分类别强化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和认同
科学传播工作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传统的单向信息流动，公众的理解、参与和认同对于科学传播体系本身的建设以及科学传播工作的效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在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价中，由于公众的科学传播工作没有及时跟上，造成了政府、舆论以及公众情绪的对立，产生了很多不好的社会影响。目前在科学传播中，沿袭的基本上还是大而化之的传播模式，没有对公众根据其社会阶层、接受能力、区域相关性等因素进行细分，这是造成目前公众理解科学、认同科学的一大障碍。
因此，今后促进科学传播体系建设，应当对传播对象即公众的属性进行细分，根据不同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区域传统以及接受便捷度等选择不同的科学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强化公众对于相关科学观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认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特别地，要通过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等阵地，从科学传播进入领导干部培训的“规定菜单”入手，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相关科学精神、科学素养培训与教育，不啻为目前在科学传播工作中抓住“关键少数”的重要举措。作为执政党的精英，党员领导干部的思维取向具有很强的社会风向标作用，同时，作为“精英阶层”的领导干部，担负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教等综合管理职能，同时又是科教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掌握和具备高水平的科学理解能力和具备良好的科学思维能力对于推动科学传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干部培训、教育工作实践中，我们所能看到的课程涵盖领导干部素质的各个方面，但遗憾的是恰恰缺少了科学教育内容的设置。在“法轮功”“悟本堂”“大道堂”“刘太医”等反科学、伪科学活动中，不乏一些领导干部的参与和推波助澜，不能不说是其知识体系严重欠缺科学教育内容所导致。
在现代科学传播体系建设中，对于领导干部的科学教育应成为必要且十分紧迫的内容予以建构。可以充分运行现代信息社会的理念，推动科学传播信息化工作，充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融合、开发和分享科普信息资源，拓展科普传播渠道，创新科普手段、载体和体制，来加深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科学传播教育工作。务必让该群体加快适应信息化发展步伐，树立信息化科普思维，紧跟媒介融合的整体发展趋势。
1.3 在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上与时俱进，实现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升级转型
由于以互联网为引领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的科学传播在传播途径和方式上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书籍等，已经不是科学传播唯一的载体和途径，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已经以互联网站、博客、微博、微信、智能手机等新媒体为重要渠道，新媒体所具有的交互性与及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个性化与社群化等是传统媒体所没有的。面对这种转变，科学传播必须围绕新的传播方式在内容、形式上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要适应从“主客体”的单向度传递向“主体间性”的交互式转化，这种转化，需要政府、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学校、科技场馆等相关主体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尽管这种转化目前尚未有确定的模式可以复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容置疑的。如果忽视这种趋势，继续墨守成规，沿用传统的传播手段，科学传播的效益肯定会大打折扣。
1.4 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科学传播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只要涉及到资源配置，就必然会牵扯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科学传播相关资源的配置上，也没有例外。科学传播工作由于其天然地具有公共性，因此在其主体责任分配上，政府当然地具有主体责任。但是，科学传播同时也具有私人性，在其运作的链条上还附属有利益属性，因此市场在科学传播体系的运转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另一个角色。与纯粹的市场体系不同，科学传播体系如果纯粹交由市场引领，必然会导致动力不足，推进乏力。同样，如果忽视市场的魔力，单纯由政府担纲科学传播体系的运转，则有限的资源无法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实际上，美国发展信息技术的模式为在科学传播领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思路，也就是政府通过搭建平台和启动资金，开启市场大门，一旦等市场需求的大门打开，则市场产生的效益足以维持科学传播的自我良性循环。2004年以来，从西方国家传入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公益企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把市场盈利与社会公益结合起来，用企业家精神经营社会公益，被称之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兴起，是“后市场时代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志。市场经济带来经济繁荣，但也有市场扭曲、市场失灵，影响民众的生活。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对于市场扭曲与市场失灵，只有依靠政府干预，社会企业的兴起对这种观点是一个突破性的补充和发展。社会企业强调社会责任，是运用“市场内”的手段达到“市场外”的目的。也就是说，社会企业创造就业机会、采取市场化运作、把部分利润使用到社会福利中去，发挥经济再分配功能，将市场经济与社会公益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弥补企业与政府的不足。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社会治理创新载体，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它充分体现了“企业为体、社会为用”的深刻内涵。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错综复杂，社会建设任务相当艰巨，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发展新阶段，理应运用好社会企业的多重功能，以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和公众的认同感。
目前，尽管社会企业的讨论和实践仅局限在儿童保育、残障就业、社会发展等领域，但是社会企业模式具有的显著特征，即把社会公共性目标与企业盈利性追求统一起来的价值指向，在促进科学传播进程中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非常贴切的选择。而网络化、数字化的新媒体趋势，为社会企业在进行科学传播活动过程中扩大自身社会影响，创新传播理念和活动方式都带来了新的机遇。
1.5 统筹协调不同主体形成合力，实现科学传播体系动力机制的常态化
科学传播体系的有效运转，需要统筹协调体系中不同的主体，同时，这种协调不是单凭某个人或者某个单位的主观热情，而需要把科学传播放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棋盘中统筹，这就需要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顶层设计，通过顶层设计调动一切资源，促进科学传播体系建设和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当前，科学传播体系建设首要的是明确各相关主体在科学传播工作中的责权利，只有这样才会有的放矢，才会有效配置各种资源，才会推动科学传播工作可持续发展。但是责权利的界定必须科学有度，必须系统考虑，不能一味摸着石头过河，尽可能减少工作偏差带来的负面效应。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如果把通过科学传播体系建设，促进全社会科学素养的提升作为一项社会治理目标，那么现阶段推进与科学传播体系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配套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导向把科学传播工作与公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相融合，通过关键环节的促进为科学传播体系的良性运转提供常态化的动力机制。
同时，现代传媒技术实现着文化传播的附加增值，全球化的技术革新使得传播步入了全媒体整合信息的时代，社会公众也享受着多媒体传播带来的信息分解便捷。在此背景下，利用新媒体和新手段来加快统筹协调不同主体形成合力，保障现代科学传播体系的有效运转和高效常态化，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未来对策建议
2.1 通过推进科普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定，强化政府在科学传播体系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我国自1994年国务院颁布综合性科普政策——《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以来，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托干配套政策的通知》以及《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及一些基于《科普法》而制定的若干行业科普要求等，对科普工作发展提出了政策性的指导意见，做出了细化要求和操作性规范。除2002年制定的《科普法》属于法规性文件外，其余均以纲要和方案等形式出现，对责任主体的要求均以“鼓励”、“支持”、“引导”等字眼出现，缺乏对主体履责的明确要求和刚性规范，从而导致在科学传播体系建设中，传播主体贯彻工作要求弹性大、执行力差。按照科普政策“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的十六字方针，要弥补体制上的不足，首先应从政策宏观规划和指导层面，加强政府主导作用，推进科普政策、法规的软性规定走向刚性制约。
2.2 加强重视各相关主体的合力，调动一切资源扩大科学传播的覆盖面
在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学传播作用方面，要依据《科普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强调科研院所和高校是科普资源的重要形成地，理应担负起科学传播的主体责任。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是，我国的科研评价考核机制和经费资助申请中缺失科学传播内容，导致了科研院所和高校并没有将开展科学传播工作作为科学家的天职，科学传播成为了科研工作的“副产品”和“软任务”。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已经在推行科研项目科普化，将科学传播目标和工作内容纳入科研项目中，使得科学家有责任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通俗的方式传播给公众。美国科学基金会还设立了“研究经费追加科普拨款”制度，美国航空航天局近年来要求在其科研预算中给予2%左右的科学传播经费支持。我国近年来巨大的科研投入提升了总体科研水平，相反的国民科学素质水平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众多的科研项目总是以论文、专利、技术报告等形式只在领域内为少数专家所能理解的形式束之高阁，公众难见一二，科研与科学传播长期处于非对称式发展态势。推进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项目科普化，发展科学家与公众对话，将会大大提升我国科学传播体系效能发挥。
同时，由于创新不再只是高知识积累群体才能完成的工作，科学传播的实现途径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特别是随着“众创、靠谱、众享”的互联网生态的出现，如何充分发挥各个“连接器”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中国科协在其中完全可以充当好“连接器”的作用，通过充分发挥各相关主体的合力，调动一切资源扩大科学传播的覆盖面。例如，中国科协可以在创新科普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方面，探索运用PPP模式，发挥科普的政府与市场之间“连接器”作用；可以在创新C2B为主的科普服务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云技术等，发挥科普内容生产与科普需求之间“连接器”作用；可以在推动科普融合发展方面，搭好平台，激励动员，发挥科技工作者与媒体传播者、科普内容生产与传播渠道之间“连接器”作用；可以在推动科普众创、激活科普创客方面，发挥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之间“连接器”作用。进而满足公众个性化、便捷获取科普信息资源的要求，关注民生焦点话题，更好地把科普各项服务做到手机等移动端上，顺应信息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趋势。
2.3 充分发挥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科学传播优势
在发挥企业科学传播作用方面，要注意到企业尤其是高新企业通常拥有大量科技资源，结合企业的产品、文化等资源进行科学传播是企业具有的独特优势。企业作为营利性经济组织参与到科普活动中来，是推动科学传播事业发展的新力量。企业科学传播内容多依托于企业的经营内容进行设置，由于企业行业涉及多个领域，因此科学传播内容涉及的知识领域也较为广泛；同时单个企业是专注于特定领域进行科技开发而创造价值的组织，其领域分类甚至可以精细到特定的一种动物、酒、电器或食品，而依托企业资源进行的科普活动也相应地具备了新颖而专业的特性。如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依托自身经营葡萄酒的专业优势，以红酒为载体讲述红酒的制作工艺、文化品鉴及科普保健等内容，为公众提供了红酒的专业科普；北京乐平农产品公司借用企业在西瓜培育方面的资源优势，为公众普及西瓜的生长环境、生长期、生长类型等相关的农业生产知识。企业组织的科学传播活动多数在企业生产、销售区域内部或与生产、销售区域相邻，因此部分企业为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体验企业部分生产过程的机会，形式与效果上具吸引力，也可以让公众更容易理解科学知识。如松下科普展厅，通过松下相机的体验和解说员的讲解，让公众了解光学防抖的实现是依靠特殊的镜头组或者CCD感光元件的结构变化来完成；通过松下洗衣机的内部结构造型和松下冰箱中使用的新型保温隔热材料介绍，让公众理解相关的节水、节能知识。企业科学传播的目标具有双重性，首先是有效合理地为公众普及科学，其次是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价值。对于企业而言，两个目标是并重而缺一不可的。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影响着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同样企业的科学传播活动通过科学的力量也会影响公众对企业产品和文化的态度。借助企业产品普及的科技更容易被公众理解，公众在接受科普的同时，也悄然接受着企业产品和文化的宣传。因此，企业参与科学传播既是其实现自身价值诉求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今后政府应加大放松对社会力量、企业的管制，吸引、鼓励和支持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科学传播活动，在科普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注重协调解决不同参与主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科普资源的分配。不断完善科普相关政策，以形成社会广泛动员的科普发展新机制。
2.4 完全释放媒体融合的潜在优势和最大活力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如何利用数字技术、网路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路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将媒体融合的优势和潜力最大化释放出来。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由于其具有交互性与及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等特性，使得现代科学传播体系的理念、内容、渠道、形式、方式、机制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目前，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与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和4G技术的出现，正在不断提升信息传播的速度；云技术的应用实现分布式计算、海量存储、动态扩展和范在服务；WEB3.O时代的到来，正在使互联网从互联、互动走向更加平等、自由的大跨度融合；3D打印和物联网的应用，正在加强信息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用户的终端设备从PC发展到可携带的笔记本、平板电脑、手机，再到可穿戴设备和体感控制器，已逐渐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度，无时无刻都在扩大信息传播的渠道。在此背景下，为传统向现代的科学传播理念、内容、渠道、机制等各方面的改变，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可以让科普对象在视觉和听觉上都获得较好的体验，实现所谓的“媒介即人的延伸”。
3 结论
总之，科学传播体系对于中国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意义不仅停留在各种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实际上由于科学传播体系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以及科学素质的提高作用，它甚至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要理解这一点，回顾一下20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五四”运动的时候，就高举了两面宣传鼓动的旗帜，其中一个就是被称之为“赛先生”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传播不仅仅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器物层面的技术，它更为重要的是传达给人们一种科学的观念、思维方式甚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传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也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然而，科学传播或者说科普工作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不同主体和各方面要素的协调，其中，特别需要强化新媒体在现代科学传播体系中的融合和建设，推动科学传播工作提质增效。
世界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可见，媒介技术对于媒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要充分利用网络等新媒体的开放性特点和传播优势，扩大全社会科普资源共享范围，实现科普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为丰富和完善现代科学传播体系做出有益尝试。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媒体形式运用在科学传播工作中，这也将是现代科学传播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