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摘要2018年我国经济学界主要研究了全球化再平衡与我国宏观经济态势、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及其宏观效应、货币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平衡等问题，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全球化再平衡;外部冲击;经济波动;政策传导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673-0461（2019）11-0001-08
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再平衡与我国宏观经济态势、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及其宏观效应、货币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平衡等问题上，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全球化再平衡与我国宏观经济态势
黄鹏等[1]从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的宏观层面出发，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详细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以及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随着贸易摩擦程度的升级和范围的扩大，中美贸易摩擦会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产生叠加效应。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并不会完全阻断中美贸易联系，在全球价值链的贸易缓冲带作用下，中美贸易联系能够得到间接的维系。最后他们建议，为了避免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贸易损失及其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应当加快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国内自主产权的保护，探索外资引进机制，通过与欧盟、东盟等国家建立自贸区来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
李成和汤铎铎[2]认为，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第一，我国居民部门已成为最主要的国民财富持有者，但是人均财富规模尚小、结构单一且财富集中度高;第二，资产管理等非传统金融业的膨胀和实体经济的收缩，导致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日渐脱离;第三，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既有我国货币金融实力不足等需求面的因素，还有来自于高端产业竞争等供给面的因素，中美摩擦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不仅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直接影响，而且影响主要在中长期。他们认为，为了应对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应当立足长远，保持战略定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及时阻隔风险蔓延。
陈彦斌等[3]认为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基本保持稳定，就业形势总体向好，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然而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主要面临以下6个风险点：一是房价持续上涨与家庭债务压力不断加大，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的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容易导致居民消费增速过快下滑的风险;二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可能引起宏观税负加重的风险;三是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仍然偏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正进一步加剧，需要警惕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风险;四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局势下可能会带来出口增速的下滑;五是工业企业效益状况存在显著恶化的风险;六是结构性去杠杆容易导致企业信用风险加速暴露，需要警惕去杠杆过程中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风险。因此，他们建议应当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大规模实施减税降负;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配合;将基础性研发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任务，促使产业政策向功能项政策转变;完善居民保障和收入分配释放居民消费需求等政策措施，从而最终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欧阳志刚和彭方平[4]利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轮驱动模式分解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相依周期，并探讨供给层和需求侧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需求层和供给层共同推动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然而目前我国需求侧趋势和供给侧趋势都处于下行阶段，并且供给侧的下降速度更快，这就说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既有来自于供给侧的因素又有需求侧的因素，但供给侧的原因更为重要。因此他们建议，在我国当前的供给层结构性改革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应着重于供给层的优化完善，同时要协调使用需求层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两种政策的协调搭配，双轮驱动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二、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徐现祥等[5]利用经典的增长核算方程，将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发展质量置于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政府管理当局将要素投入作为主要政策工具时，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发展质量是不可兼得的，但是当地方政府转变政策工具，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其主要的政策工具时，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因此他们认为，由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各级地方政府理性地淡化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转而强调经济发展质量目标时，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具备足够的韧性。因此他们建议，当前我国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推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尤其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高质量發展的双重目标，从而终结“中国经济崩溃论”。
李江龙和徐斌文[6]利用2003—2012年间我国275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构造了城市层面的绿色经济增长率指标，从而对资源丰裕程度与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第一，2003—2012年期间，平均绿色经济增长率比同期地级市的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低4.3个百分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进程远远滞后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我国亟需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型;第二，自然资源丰裕度高的城市面临着更低的绿色经济增长水平，这是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分别通过挤出科技研发投入、挤出对外贸易以及提高第二产业比重等途径降低了地区绿色经济增长能力。因此他们建议，要根据地区资源丰裕水平、经济增长以及环境承载力综合制定合理地发展目标，同时应该以绿色经济增长指标取代传统的GDP指标，着力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