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来源于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了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再次强调，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精准扶贫正逐渐成为我国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切入点，并且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针对精准扶贫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和观点，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总结和概括了其中的代表性观点，进行整理和归纳。
关键词：精准扶贫；实践困境；实践路径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界定
精准扶贫最基本的定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汪三贵（2015）认为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包括：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众多学者对此概念界定基本认可并无太大异议。郑瑞强（2016）通过历史性分析准确把握精准扶贫的生成逻辑，从政策角度认为精准扶贫是对接经济新常态要求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和发展质量提升的一种政策回应。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扶贫开发工作需要进行理念更新和认知提升，因时因地因人展开针对性扶贫，转变传统“普惠式、社会运动型”扶贫为“普惠式与适度竞争式”扶贫相结合、彰显扶贫开发责任担当与权益保障的精准扶贫，立足于但又超脱于传统扶贫。吴华（2018）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精准扶贫是传统扶贫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刻改革，是扶贫治理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关键举措的重大变革和突破。白维军（2019）提出了精准扶贫是一种国内国际消除贫困的战略诉求，对理论研究做出了进一步的补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从2012年到2018年我国建档立卡贫困村脱贫退出10万左右，截至目前仍有2.6万余贫困村。方菲（2018）认为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之举，精准扶贫即是当前国家层面的政策回应。以上国内学者的观点认为精准扶贫主要是以贫困村、贫困县、贫困农村人口为主的扶贫工作。
二、精准扶贫的困境分析
基于宏观视角，国内研究者分别在“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帮扶”“精准考核”四个方面遇到的困境展开了相应分析。汪三贵（2015）认为我国目前的精准扶贫存在识别标准不合理、贫困人口参与项目程度低、贫困人口增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林忠伟（2016）认为精准帮扶过程中存在结对帮扶尚未全面落实、到户定责机制尚未完善、定点帮扶和干部驻村帮扶考核激励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李延（2016）认为精准扶贫绩效考核机制中公平性、效率、绩效考核方法三方面仍存在难点。刘斐丽（2018）认为扶贫政策执行者虽然严格执行上级的精准识别政策，但存在执行结果与地方实际发生偏差的问题，这一现象使人们认为精准扶贫不精准不公平。在精准扶贫的制度保障方面，梁成义（2018）认为部分农民缺乏法治意识、个别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资金缺乏法治监管、少数扶贫干部没有很好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的政策，严重干扰精准扶贫工作，必须运用法治方式不断推动扶贫工作改革发展。
基于微观视角，国内研究者因时因地的对某些代表性现象进行了研究。马志雄（2018）对精准扶贫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脱贫认同才是反映农户是否真正脱贫的重要标准，农户不仅关注当前的收入情况，他们更关注长期的收入能力，因而具有良好发展能力的农户更容易认同脱贫。脱贫政策实施中的不公平问题，农户会通过公平性感知而降低脱贫认同的可能性，从而对脱贫退出工作造成影响。曾小溪（2019）針对易地扶贫搬迁进行了分析，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但却存在着搬迁对象、住房面积、安置方式、新老政策衔不精准；搬迁户参与较少；涉及土地较难调整；搬迁涉及税费较高；搬迁农户收入来源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问题。瞿连贵（2018）针对教育扶贫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贫困人口思想保守，精准扶贫环境受限；社会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贫困地区教育资金投入不足；农村职业教育机制不健全，精准扶贫效率不高。农村高职教育的缺失是脱贫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育是一种脱贫的根本方式，虽然耗时长但产生的效果却非同凡响。
三、精准扶贫的路径创新
王志建（2018）总结了国内研究者对精准扶贫的一些公认建议，在精准识别上要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将农村真正的贫困居民识别出来，要做到宣传到村、公开评选、入户调查、数据分析、公示公告等五个环节；精准帮扶要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充分利用好各方面人才、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精准管理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精准考核要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健全考核制度、激励和问责机制。
除此之外，国内研究者还创新的提出了建议。瞿连贵（2018）对职业教育扶贫前景进行展望，对开展职业教育扶贫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随着教育扶贫理念的深入和反贫困实践的推进，职业教育成为扶贫的一种有效方式。职业教育因关注贫困者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赋予贫困者技术技能进而促进就业，成为有效解决因能力不足贫困者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秦中应（2019）提出了高职教育服务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五条基本对策：一是革新观念，消除贫困人口对高职教育的偏见；二是改革招生，扩大对贫困地区的招生规模；三是完善资助政策，提升资助体系的针对性；四是优化培养机制，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性；五是完善扶贫机制，强化多方协同效应。王伟（2019）针对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的产业路径创新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村精准扶贫更要因地制宜，要实现精准脱贫，应强化市场化思维，借助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提升农业定制化服务能力和水平，鼓励和扶持创建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经营主体的、多元主体参与的、产供销一体化的、一二三产互融的产业脱贫模式。周婕（2019）认为随着国内的电子商务进展迅速和“互联网+”战略在全国各地不断推进，农民可以根据当地特有的优势产业，在网络上贩卖富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帮助脱贫。然而在两者彼此融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基于此她在阐述了精准扶贫政策内涵的基础上，研究讨论了农村电商的推进策略。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作为重要主体，把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和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以引导贫困农民科学地脱贫致富，进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147-150.
[2]郑瑞强，王英.精准扶贫政策初探[J].财政研究，2016（02）：17-24.
[3]林忠伟.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6，14（01）：7-13.
作者简介：
沈星蔚（1995-），女，山西长治人，山西财经大学2018（管理学）学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