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热情的双重诱惑下,连续登山下井,脑血管受到损害;第二,他忽略了内地的西式壁炉烧煤的危险,晚上紧闭窗户睡觉;第三,衡阳的路局医生和教会的外国医生缺乏煤气中毒的常识经验,鲁莽地对他做了五六个钟头的人工呼吸,敲掉门牙,折断肋骨,种下“胸脓”的祸根;四,中国内地最完善的医院(长沙医院)、最尽心的医生看病人情况有所改善,忽略了他左胸的肿起和剧痛,让胸脓一旦溃裂而不可救治。胡适最后沉痛地指出:衡阳医生的糊涂鲁莽,长沙医生的疏忽,都是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淘汰医学生,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和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胡适的话很精辟: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还要有一整套的知识、技术与方法,更要有人道主义的医德。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要做到这一切是谈何容易!作为一种舶来品,西医在中国尚处初级阶段,水平低下是正常的。而再进一步看,西医本身也有局限,比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将人体视若机器等。总之,西医骨子里带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傲慢,缺少中国传统医学身心合一、重视根本、整体把握的辩证法和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底蕴。这种科学主义的傲慢一旦与无知相结合,就会产生极大的负作用,轻则损害人的健康,重则危及人的生命。丁文江之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丁文江是一位彻底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能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从黑暗的变成光明的,从笼统的变成分析的。”然而,他的这种态度反而使科学变成了宗教,变成了拯救人类的惟一的灵丹妙药。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他本人,却恰恰成了“西医”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