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前人对大明宫含元殿考古发掘及复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运用考古学和图像学的方法，将敦煌壁画中平面呈“凹”形佛寺建筑图像及日本相关佛寺建筑的考古资料，与含元殿建筑形制进行对照分析。结果表明：含元殿是一座具有原创性的建筑，并对之后的佛寺建筑形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平面呈“凹”形佛寺建筑盛行一时。在此基础上，含元殿可作为相关历史问题年代判断的标志性建筑。
关键词：含元殿；建筑形制；原创性；“凹”形佛寺建筑；断代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3-0071-08
Abstract： The Hanyuan Hall in the Daming Palace of Chang’an city from the Tang dynasty has undergone both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to date.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combination with related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article us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iconology to compare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the Hanyuan Hall with images of U-shaped architectural forms depicted in Dunhuang mural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of related Japanese temple building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anyuan Hall was an original construc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that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ater architectural form of Buddhist temples， even leading to the popularity of the U-shaped architectural form.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Hanyuan Hall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point for determining the dates of related historical events.
Keywords： architectural form of the Hanyuan Hall； original construction； Buddhist temple architecture form with a concave plan； determining dat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前 言
中國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其多为木结构，易于损毁，所以中国古代建筑实物特别是唐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极其稀少。梁思成先生曾说：“中国建筑属于中唐以前的实物，现存的绝大部分都是砖石佛塔。我们对木结构的殿堂房舍的知识十分贫乏，最古只到五台山大佛光寺八五七年建造的正殿一个孤例（此时，建于公元782年的五台山南禅寺还未发现）。而敦煌壁画中却有从北魏至元数以千计，或大或小，各型各类各式各样的建造图，无异为中国建筑史填补了空白的一章。它们是次于实物的最好的、最可贵的资料。”[1]萧默先生也曾说过：“我们无法统计全部壁画所绘建筑物的数量，但是粗略估算一下，单是在约三百幅的大型西方净土变和东方药师变中，所详细绘出的建筑按单座计就不下四千座；这样看来，若总计全部，至少也当接近万数之多。”[2]由此可见敦煌壁画中建筑资料的重要性与丰富性。敦煌壁画中建筑大多并不是要表现人间的建筑，而是天宫。所谓的天宫，也是按照人间的模式创造出来的，作为具体的建筑形制，它很可能是人间建筑的真实写照[2]61。本文所探讨的敦煌壁画中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也应有相对准确的现实来源，与天宫建筑最为接近的现实来源当属人间的皇宫与规模宏大的佛寺。
敦煌地处边鄙，画师不可能经常看见规模宏大的佛寺，亦更不能看见宏伟的宫廷建筑，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敦煌壁画中建筑的粉本画稿当是来自中原地区，抑或是直接来源于长安。通过敦煌壁画，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在中原两京地区的盛行情况，亦可看出其建筑形制的原型来自大明宫含元殿。本文仅以含元殿建筑形制为例，来展现敦煌建筑画卷中的大唐长安影像，同时也希望通过敦煌壁画中更多的建筑历史影像，拼凑出一幅属于唐代长安城的“清明上河图”，以此展现出大唐盛世下长安城的繁华景象。
一 含元殿的复原研究成果
含元殿是唐长安城东内大明宫南北中轴线上的第一座正殿，位于长安城外东北，丹凤门正北龙首原南沿[3]。《类编长安志》中记载：含元殿为“丹凤门内当中正殿。阶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至丹凤门四百余步，中无间隔，左右宽平，东西广五百步，东南有翔鸾阁，西南有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4]。
含元殿建成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唐僖宗光启二年（886）毁于战火，历时220余年[5]。今天所看到的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及其复原图，是前后两次考古发掘及众多学者多次考证的成果。1959—1960年在马得志先生的主持下，对大明宫含元殿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基本弄清了含元殿殿址及两阁的形制[6]。基于本次考古发掘成果，对含元殿的形制描述如下：“含元殿利用龙首山做殿基，现残存遗址还高出地面十余米。殿宽十一间，其前有长达75米的龙尾道，左右两侧稍前处，又建翔鸾、栖凤两阁，以曲尺形廊庑与含元殿相连，这个倒凹形平面的巨大建筑，以屹立于砖台上的殿阁与向前引伸和逐渐降低的龙尾道相配合，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雄浑的建筑风格。”[7]此次考古发掘简报发表后，一批古建筑学者先后对含元殿遗址进行了复原研究。郭义孚[8]、傅熹年[5]30-48、杨鸿勋[9]三位先生在考古发掘简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和文学作品的记载，先后对大明宫含元殿遗址进行了复原研究和原状探讨，并绘制出含元殿平面图（图1）与立体外观图（图2），使含元殿的独特形制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此期间萧默先生根据隋东都洛阳则天门的考古发掘报告[10]，并结合敦煌壁画中的阙门形象，推测出则天门是由五座建筑组成，即“五凤楼”{1}形制，又结合傅熹年先生对含元殿的复原考证，进一步推测含元殿也应由五座建筑组成[11]。之后，杨鸿勋先生于1991年发表了《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应为五凤楼形制》一文，其运用建筑考古学的方法对含元殿的形制作了具体研究，得出了含元殿应为五凤楼形制的结论[12]。
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对含元殿形制的一系列复原研究与原状探讨，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次考古发掘未能揭露其全貌，这就对含元殿形制的复原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同时也使含元殿的形制更加神秘。因此，1995—1996年对含元殿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发掘成果十分丰富，弥补了之前的不足，对含元殿的形制也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以考古资料证明了含元殿应为五凤楼形制的论断[13]。随后，杨鸿勋先生在两次发掘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对含元殿建筑形制作出了进一步的复原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含元殿台基复原整修的设计方案，而此次的含元殿复原图（图3、图4）也被学界普遍认可[14]。
二 含元殿建筑形制的原创性
根据上述学者的研究，含元殿是一种平面呈“凹”形的五凤楼形制的宫殿建筑，应该是在隋唐新宫阙流行的背景下，将五凤楼形制的宫门建筑与皇宫的宫殿建筑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新型宫殿建筑。可以明显看出，含元殿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五凤楼形制的宫门建筑，但兩者之间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者为门，一者为殿。所以，对殿堂建筑来讲这一形制是首创，具有明显的时代原创性。
含元殿原创性的形成与大明宫营建目的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后，高祖李渊退位，太宗李世民即大位，居太极宫。贞观三年（629），太上皇李渊移居长安城西北大安宫。贞观六年（632），太宗采纳监察御史马周的建议，以大安宫“制度比与宸居，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15]。选定长安城外东北角龙首原，营建新宫殿，并于贞观八年（634）开始建造，“以为上皇清暑之所”[15]6219，宫殿还未建成，太上皇李渊于次年病故于大安宫，大明宫营建工程也就此停工[13]343。根据上述史料可知：大明宫修建初衷是太宗为表示孝心，为其父修建的避暑之地，此时大明宫的性质只是皇家园林或避暑山庄。贞观二十三年（649）高宗李治即位，大明宫营建工程迎来转机。“龙朔二年（662）高宗染风痹，恶太极宫卑下，故就修大明宫”[16]，龙朔三年高宗“幸蓬莱宫新起含元殿”[17]，这说明高宗再次营建大明宫之时，其目的与性质已发生巨大改变，根据史料可知，再次营建大明宫是要替代太极宫的功能，所以，此时大明宫的营建是以皇宫的形制和布局为标准的。大明宫自唐高宗龙朔三年建成后，唐代诸帝多在大明宫居住和处理朝政，大明宫成为与太极宫同等重要的正宫，作为大唐帝国的政治中枢及皇帝的居住区，达220余年，对唐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13]343。
大明宫最初的营建目的是唐太宗为其父建造的避暑之所，正因为是出于避暑的目的，所以将宫殿位置选在高处即龙首山。程大昌在《雍录》中对其地势记载十分详细：
龙首山首枕渭之南岸，尾达樊川，首高尾下……未央又东，龙首愈增高，而唐大明宫尤在高处，故含元殿基高于平地四丈，含元之北为宣政，宣政之北为紫宸，地退北辄又加高，至紫宸则极矣。其北遂为蓬莱殿，殿有池，则平地矣，大明之东有苑，苑有池，龙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于此，则可见其不在山上也，惟其三面皆低，而大明之基独高。[16]56-57
但高宗再次营建之时，却是以皇宫为标准对其进行建造。大明宫营建目的及性质的变化必然对含元殿产生重大影响，含元殿作为大明宫的一部，必然要符合皇宫建筑的礼仪空间。皇宫包括了皇城和宫城两部分，大明宫前部的丹凤门相当于皇城之正门朱雀门，丹凤门至含元殿之间相当于一个微型的皇城，而含元殿则相当于宫城之正门承天门，也就是说含元殿处于大明宫宫城正门的位置，含元殿以北就相当于一个宫城[5]46-48[18]。这样含元殿就成为皇城与宫城之间最为重要的枢纽。傅熹年先生对含元殿所处地形进行了详细分析：含元殿建在龙首岗南缘，《唐六典》说它高出前面平地四十余尺，按唐尺折合约在12米左右，正相当于城门墩的高度，需要很长的坡道或踏道才能登上，若在其地再筑门墩建城楼，势成床架屋。殿后的宣政、紫宸等殿也在岗上，比它更高，入宫的道路只得用坡道通到岗上，而不可能在墩下挖门洞。所以尽管从功能、性质、形制、位置各方面看，这里都应建门，却由于地形关系建为殿[5]46[18]78。傅熹年先生强调地形对含元殿的影响，的确地形的影响不可忽略，但这不是含元殿建筑形制形成的主要因素。在龙首岗的基础上也可以筑门墩建城楼，再以坡道或踏道通向门洞，这样宫门防御力量将大大加强，而且符合皇宫建筑的礼仪空间。含元殿之所以没有建成门的形式，是因为在第一次营建大明宫时，含元殿的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第二次高宗以皇宫的标准营建大明宫时，发现此处应建造宫门，但其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除非拆殿建门。也许是出于节省的考虑，也许是为了缩短工期，已完成的部分并没有拆毁，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使其既保留了宫殿的特点，又有五凤楼形制宫门的外观。所以，高宗于龙朔二年重修大明宫，龙朔三年就能入住含元殿。因此，含元殿建筑形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大明宫第二次营建目的的改变与含元殿所处位置的特殊性。这样含元殿就成为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特殊建筑，而这就是含元殿建筑形制的原创性所在。
含元殿这一原创性建筑，显然得到了普遍认可，且影响深远。无论是《唐六典》《两京新记》《长安志》《雍录》《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还是李华的《含元殿赋》、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崔立之的《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等文学作品都提到了含元殿。但从考古资料和现存的故宫建筑群来看，唐代之后皇宫中没有再出现含元殿建筑形制的宫殿。含元殿的建筑形制是设计者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时代产物，它的双重性质造成了它的自我矛盾性：作为宫殿，它与五凤楼形制的宫城正门相冲突，在皇宫建筑的礼仪空间下，宫殿和宫门不会出现相同的建筑形制；作为宫城正门，它的实际功能又没有原有宫门完善。可见含元殿并不能取代五凤楼形制宫城正门的地位，所以五凤楼形制的宫城正门为此后历朝历代所沿用。如北宋东京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图5）、辽中京的宫城正门阊阖门{1}、金中都通天门{2}、元大都宫城正门崇天门、明清紫禁城正门午门。而含元殿只能作为大明宫的一部分而存在，脱离大明宫无法独自屹立于中国古代皇宫建筑群中。
三 含元殿与平面呈“凹”形佛寺
建筑的关系
根据上述论证，大明宫含元殿似乎是唯一一座平面呈“凹”形的殿堂建筑。有趣的是，我们在敦煌壁画中却看到了类似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建筑形制的历史影像，不同的是敦煌壁画中是以佛寺建筑的形式出现的。这种相似性是偶然，还是两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萧默先生歸纳描述了隋及初、盛唐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变中，建筑平面布局大致呈“凹”形的佛寺。隋代莫高窟第433窟（图6），中间大殿左右各有一座小殿，三殿平面组成倒“凹”形；初唐时期与隋代有所区别，在三殿间连以廊庑，如第338、68窟；有的左右二殿是二层楼阁，与中间大殿以弧廊相连接，如第341窟；还有的三座建筑都是楼阁并以廊道相连，如初唐莫高窟第321、205窟（图7）；盛唐第217窟，正中是一座二层佛殿，佛殿后的回廊前折成倒“凹”形，与楼阁相连，佛殿后回廊又向东西延伸出去；盛唐窟第45窟北壁中央也是一座两层殿堂，左右斜出呈八字形的两层廊道，其左右又有单层廊左右延伸出去；盛唐第225窟，中央是单层佛殿，左右端各置一座二层楼阁与单层殿合成倒“凹”形，并以弧形廊庑相连[2]64-67。
此类佛寺建筑形制与含元殿的形制十分相似，但以第433窟为代表的隋代寺院建筑形制，其平面虽然也呈“凹”形，却与初、盛唐时期的佛寺形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隋代第433窟的佛寺是三座独立建筑的排列组合，而初、盛唐的佛寺建筑是以廊庑相连接的建筑整体。所以此二者不属于同一种建筑形制，隋代佛寺的简单排列组合是比较常见的佛寺建筑类型，而初、盛唐这种以廊庑相连接的佛寺建筑却是颇为独特新颖的。
敦煌壁画中的佛寺建筑主要来源于现实中的佛寺建筑，但“敦煌地处边鄙，画家不可能经常看到大寺院的气象，壁画中佛寺的宏大规模适足以证明壁画底本实来自中原两京。两京绘画，既能传至敦煌，更西还要到达新疆，又能东渡扶桑。此又可进而知大唐文化势力之雄厚”[2]91。由此看来，应是中原两京地区首先出现这种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此后这种特殊形制的佛寺建筑开始流行，传入敦煌，并大量出现在敦煌壁画中，成为敦煌壁画中盛行一时的佛寺形制。其传播之快，影响之大，几乎一夜之间颠覆了此前敦煌壁画中的佛寺形制，正说明这种特殊佛寺形制的来源具有非凡的时代影响力。初唐时期，形制与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相类似，且具有非凡时代影响力的建筑，似乎除含元殿之外别无他选。佛寺建筑之所以模仿含元殿，是为了借助含元殿恢弘大气又能给人以极大震慑的建筑形制来表现佛教世界的庄严大气。就如李华在《含元殿赋》中所写“捧帝座于三辰，冲天街于九达。进而仰之，骞龙首而张凤翼；退而瞻之，岌树颠而萃云末……排层城而廓帝居，豁间阖而面苍苍。左翔鸳而右栖凤，翘双阙而为翼，环阿阁以周墀，象龙行之曲直”[19]。又如唐代诗人崔立之在《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诗中所云：“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亦如王维在《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均表现出了含元殿的宏伟壮观与非凡的时代影响力。昔日（西晋）左思写《三都赋》人们争相传抄，一时之间有了“洛阳纸贵”的美谈，李华的《含元殿赋》虽不及《三都赋》，但也应有一定的时代影响力。所以，当《含元殿赋》等文学作品和中原地区含元殿建筑形制的佛寺粉本画稿一同传入敦煌时，很快就被敦煌所接受，并迅速流行开来。
此外，含元殿建筑形制应首先影响到中原地区的佛寺建筑，进而西传敦煌，甚至东渡日本。遗憾的是，由于国内佛寺考古资料的缺乏，似乎看不到含元殿建筑形制对中国古代佛寺建筑的影响。有趣的是，在日本佛寺考古资料中发现许多类似含元殿建筑形制、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有唐一代，大唐文化对外影响巨大，特别对日本影响最为深刻。日本佛教来自中国，其佛寺建筑也多仿制中原两京地区，所以可以用日本佛寺考古资料来论证含元殿建筑形制对国内佛寺建筑的影响。
日本奈良大安寺考古复原平面图中，出现了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而且有史料记载日本奈良大安寺是仿制唐长安西明寺建造的，“圣武天皇天平九年（737），帝将新大官寺，下诏觅伽蓝式，时无知者。兹奏曰：‘臣僧在中华时，见西明寺，私念异日归国，荀逢盛缘，当以此为则，写诸常之规，袭藏中笥，今陛下圣问，实臣僧之先抱也。’以图上进。帝大悦曰：‘朕愿满已。’诏任律师监造寺事。历十四年而成，赐额大安，敕慈主席”{1}。另有文献记载：“大唐西明寺以彼祇园精舍为规模焉，本朝大安寺以彼西明寺为规模焉。”{1}十分幸运的是，在对唐长安西明寺东面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其中殿台基南侧除中廊外，左右两侧都有南伸部分，这种特殊建筑形制曾让考古队百思不得其解，认为现存的中国建筑中没有这种形制，最后参照日本佛寺考古资料，推测出中殿堂左右以回廊相接南伸的部分很可能是钟楼和经楼[20-21]。这一问题看似已经推断的很清楚，但却没有说明这一特殊佛寺建筑形制的来源。现存的中国建筑中确实没有发现这种形制，但在此期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备受学术界关注，在1995—1996年含元殿第二次考古发掘后，其建筑形制已基本确定。含元殿的建筑形制与西明寺的中殿堂建筑形制十分相似，所以笔者大胆推测西明寺的这种特殊建筑形制来源于含元殿。其平面呈“凹”形的中殿建成时间应在龙朔三年（663）之后，应是在含元殿的影响下新建或翻修而成的。西明寺作为一所皇家寺院，其建筑形制模仿宫廷建筑形制是很有可能的。除此之外，日本相继出现了许多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如兴福寺（图8）、法胜寺、圆隆寺等。由此可见，此种形制的佛寺建筑在日本十分流行。只有在中原地区盛行的佛寺建筑才有可能传播到日本，并在日本流行开来，可见在国内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并非西明寺一个孤例，只是尚未发现。
最为有趣的是，建于天喜元年（1053）的日本平等院凤凰堂（图9），因形如凤凰展翅，故称凤凰堂，又名阿弥陀堂。凤凰堂的名称应与五凤楼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外观来看简直就是含元殿的缩小版。所以，这种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是受含元殿建筑形制影响而产生的结论是十分合理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含元殿通体由五座建筑组成，并以回廊相连，但无论是敦煌壁画中的佛寺建筑，还是国内和日本的佛寺建筑遗址，都是由三座建筑组成，并连以廊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含元殿的五座建筑组合代表了皇宫的建筑等级，只有皇宫建筑才能出现此等建筑规格，从“五凤楼”形制的宫门只在宫城正门（南门）使用[11]81-86，就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建筑等级制度的森严，建筑等级是不可僭越的，侧面反映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所以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受含元殿的影响，形制虽然类似，但建筑数量却由五座缩减到三座。
四 结 语
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制，成为中国古代皇宫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从含元殿营建目的的变化和所处位置的独特，可看出含元殿自身拥有一种自我矛盾的双重性质，正是这些特点使含元殿建筑形制具有了时代原创性。但这又导致它与五凤楼形制宫门的矛盾无法调和，在五凤楼形制的宫门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含元殿建筑形制作为一种另类消失在皇宫建筑的历史之中。有趣的是，含元殿的建筑形制十分符合佛教天宫的形象，所以这种建筑形制被佛教寺院所仿制，并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佛寺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大量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但这些考古资料只能呈现一个平面图，并不能直观地把它的庄严与大气展现给观者。十分幸运的是，敦煌壁画中建筑图像却弥补了这一遗憾，同时，通过敦煌壁画中大量建筑历史影像让我们了解到，唐长安地区曾一度盛行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
含元殿作为一座具有原创性的建筑，有着不容忽视的断代意义：
其一，中原地区应存在一批平面呈“凹”形的佛寺建筑，而且这些建筑都应建于龙朔三年（663）之后，也就是大明宫含元殿建成之后。这对佛教寺院考古有一定意义，同时也需要以后的考古发掘来印证这一观点。
其二，敦煌壁画中出现平面呈“凹”形佛寺建筑的洞窟，其壁画绘制年代也应晚于龙朔三年（663），此观点对石窟断代和壁画绘制时间的判断有一定意义。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導师沙武田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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