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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方针的理论依据及其当代意义

时间:2022-05-14 08:30:06 浏览次数: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实践,是在教育环境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开展的,其教育方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说为理论基础,紧紧围绕抗战、解放战争形势、边区建设而制定的,本质上是马列主义教育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宝贵结晶。其发展为培养边区建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经济建设人才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关键词: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方针;理论依据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7)04-0191-03

Abstract: The CPC"s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e in Yan"an period was carried out in the condition where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s rather backward. Its education policy w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education theory of Marxism-Leninism, closely concerned about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Liberation War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ew age. It is essentially a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Leninist education theory with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ts development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various wars, leaving a brilliant p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Keywords: Yan"an period;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theory basis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实践并不断走向胜利的辉煌时期,也是我党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10余所高等学校,这些在教育上的伟大实践和意义及创造的成绩与贡献,在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研究延安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及其教育方针,是我们真正深入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路径,并对当前高等教育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方针的确立与发展

延安,从1936年至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在延安,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和各种建设人才,早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扩大和新办了许多所高等学校。延安时期的教育大致上可分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两种。干部教育包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各类训练班。群众教育包括小学和各类社会教育组织。

延安时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正确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边区和其他解放区培养了大批的政工、军事、文化艺术以及专门技术人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第一时间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要改变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同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根据地为了解决物质条件困难的局面,为抗战作出更大贡献,确定了把生产与教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抗战时期,急需大批干部人才,将教育的目的直接定位在抗战需求上,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教育方针。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方针就是在当时特有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的为长期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在教育方针方面有最重要历史意义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的确立。从当时时代和历史特点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土地革命时期确立的教育方针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继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优良教育传统基础上,深刻总结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经验,并对中国革命及其文化教育的性质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概括,创造性的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在1940年1月,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是指“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科学的,是指“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大众的,也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是通过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体现的,从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盲目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文化的思想倾向,在事实上否定了以共产主义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教育方针的“左”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延安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方针的理论依据分析

第一,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方针的理论精髓源于马、恩、列、斯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理论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献中,这些经典著作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并维护其统治,而教育最终要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3],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恩格斯認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4]。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阐述了教育理论与实践过程中的问题,这些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科学基础。

列宁充分应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理论,他在苏俄举行了一系列改造文化和教育方面的运动,在艰苦的斗争实践中将教育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教育和现实中的政治社会相结合,推行义务教育,在广大民众中实行免费扫盲运动,发展普通教育、综合性的技术能力教育、以职业教育为背景的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行发展的政策,充分发展教师的主导作用,尤其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等。

斯大林的教育理论是从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任务和经济发展形势出发的,他的教育理念是完全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沿袭了普及义务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的教育方针,并且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列宁关于教育的思想[5]。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能力,因此教育工作的原则就形成为:理论联系实际、所学结合所用的原则。延安时期的教育正是坚持这一原则,培养学生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革命实践。

1937年春,由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把校址从保安迁到延安。抗大是培养八路军干部的学校,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名扬中外的高等学府。毛泽东依据当时的教育实践需要,将抗大的教育方针定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为抗大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抗大十分注重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从1936年至1945年,抗大总校办学的9年间,前后共培训38期干部,并且先后创办分校12所,共培养20多万名干部,所有的毕业学员都要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并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论去分析革命斗争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并指导实践工作,这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方针的确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实际,特别是与当时延安、边区的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此时的教育理论得到了深化,是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理论。

延安时期的教育方针政策是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思想基础制订出来的,其发展也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延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从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教育思想,比如:培养有政治觉悟的革命队伍、建立文化战线、采取灵活开放的方式制定教育方针等。

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的教育方针,以及实行抗战教育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标志着毛泽东的教育理念开始强调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近代和现代的革命规律,驳斥了反共顽固派的种种谬论,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也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明确了新时期文化的性质,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方向。

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当时的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三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1943年、1944年,又相继并入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院。至此,延安大学成为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延安大学指出了具体的教育任务:“在政治上要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的方针,要学习各种政策与方法;在经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还有文化建设,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识一千字;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乡每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还要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要达到每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从这些规定中就反映出根据地人民的大学和旧型大学完全不同的性质。根据地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要为边区人民服务的,是要在政治战线上、生产劳动战线上和文化战线上发挥战斗员的作用的[6]。延安大学是一所新型的大学,其教育方针概括地说就是学以致用,将教育与边区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为抗战和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1945年后,抗战即将结束,革命重心转移,毛泽东又开始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角度关注教育问题。

第三,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方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江西瑞金时期教育方针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最早提出的关于教育的方针就是苏维埃文化教育方针,这是党在江西时期的教育总方针,史料记载的表述为:“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团体的共同努力下,实验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依据根据地抗战的需要,在总结江西瑞金时期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教育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方针是马列主义教育理论和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需要实际相融合的结晶,也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和国家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完善的体现。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方针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江西瑞金时期教育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三、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方针之启示

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虽然各个学校创办的时间有别、规模不同、性质也不尽相同。但都是在相同的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的,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边区生产建设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场革命,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首先,在高等教育的办学一定要紧扣时代主题,明确办学目标。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不可能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社会要求而发展。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已经到来,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趋势明显,国际间竞争日益激烈。而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人才創新能力的竞争。高等学校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担负着培养高科技创新人才的使命,因此在实践教育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努力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把握时代脉搏,在学校定位、办学理念、培养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多方面,找准思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

其次,高等教育要走与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社会实践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所进行的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在主观世界的作用下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也就是能动地变革现实世界的过程。而促使高等学校培养的大学生不断成长的客观前提就是社会实践[7]。因此,高等教育必须走与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真正作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为只有走这条道路,大学生才能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

再者,办好高等学校的一个决定条件就是要不断提高高校教师的质量。延安时期的高校办学特别注重这一点。要不断改善教师待遇。要确立规章制度,激励高校教师不断学习、研究新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使自身工作能力不斷提高。鼓励教师结合实例,变革教学方法,积极采用讨论式、启发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充分促进和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自主创造性。

最后,高等学校应该形成思想自由与实事求是并存、勤奋自律与团结互助共生的优良学风。这样的学风能让一所高校更好的实现自身的办学任务。这种学风的养成,需要广大教师、管理人员、学生的共同努力。与此同时,坚决反对主观盲从、自以为是、不求甚解的恶习。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在合理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边区建设、解放区建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经济建设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今天,对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方针这一话题进行梳理既有理论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7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周小李.新中国教育方针之“血脉”与“灵魂”溯源[J].社会科学家,2012(12):31-32.

[6]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7]王秉琦.论教育方针新内容对高等学校提出的要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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