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戏剧类型，元代青楼戏剧历来少受研究者关注。当青楼戏剧的内涵和外延被予以界定后，其存在的合理性遂被引入了文学视阈。20世纪以来的元代青楼戏剧既注重剧作中青楼女子的形象分析，又重点关注青楼女子所蕴涵的文化特质。扼要勾勒元代青楼戏剧研究之现状，实为探究其存在之价值与影响。
关键词：元代青楼剧；青楼女子；妓女形象；叙事艺术
综观百余年元剧研究历程，学术界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众多学者和研究人员主要着眼于元剧史、元剧的总体状况、元剧的演出、改编问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传播、一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考证等；亦不乏文本体制、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及艺术成就之研究，甚至涉及元剧的悲、喜剧的界定问题等。随着研究元剧的角度不断深入，元剧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重叠，缺乏新意，甚至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局面。鉴于此，笔者认为，元代青楼戏剧仍是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所谓青楼剧即以青楼为青楼女子的活动场所和生活环境，作品的主角和写作重心一般限于青楼女子。青楼女子的生活氛围、情感体验和命运遭际，是剧作家关注的对象。据统计，元代青楼剧现存21本（元杂剧20本、宋元南戏1本），佚本或残本39本（元杂剧17本，宋元南戏22本）。
20世纪以来，元代青楼剧未被予以准确界定，研究资料鲜有见到，但并非意味着已有的研究完全“隔绝”其存在。青楼剧的研究，历来不受重视，对它的研究散落于一些著作之中，最为突出的是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和龚斌的《情有千千结：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研究》，前者通过唐宋艳诗、唐宋艳词、元明艳曲及娼妓小说的发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并对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索，揭示了“历代妓女的灵魂的历史”[1]；后者着力于研究中国古代青楼之产生及其沿革、递嬗的历史，探讨青楼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多种动因，重点关注妓女与士人的浪漫纠葛生出的大量文学作品，揭橥其中绮思丽情的心理脉络与文化积淀。两部力作均涉及青楼文化与元代戏剧的关系，运用聚焦的方法，着重考察元代戏剧出现的青楼女子形象；以点带面的方式，较为详细地展示出青楼中元代社会文化的背景，反映青楼与元代社会的勾连。当然，张维娟的《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著作中也涉及元代青楼剧的一些重要内容。这些研究虽未冠以“青楼戏剧”之名，但已从以下几个相关层面上对元代青楼剧进行了一番审视：
1．妓女文化意蕴。从妓女文化意蕴层面去分析元代戏剧，是研究较多的一脉。张维娟的专著《元杂剧作家的女性意识》、高益荣的专著《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以及王俊德、顾荣梅的《元杂剧妓女形象的文化意蕴》，代表了这一研究方向的主要路数及成果。当然还有杨宁、王莉的《元杂剧娼妓形象的文化解读》、杜宏权的《元剧妓女戏文化背景分析》以及张胜林《娼优与元代戏曲文化》，前两者通过对青楼女子生活、情感和命运的描摹，突出了她们身上所蕴涵的强烈社会现实意义和文化意蕴，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后者通过《救风尘》中赵盼儿的形象，反映了同一阶层市民之间的相互同情，是侠义文化的代表；《刘行首》和《度柳翠》反映了宗教文化；其他的婚姻爱情剧是婚恋文化的代表。伍光辉的《从元代涉商“三角恋杂剧”看作家商业文化心态》，文中主要描写妓女（小姐）、书生、商人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被称为涉商“三角恋杂剧”。透过这些杂剧作家商业文化的心态，可以看出作家对商业和商人的鄙夷与无奈以及对商人的愤嫉。然而，其中许多的评论文章出现了论点重叠的现象，缺乏新意，甚至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局面。
2．妓女形象分析。在本论题界定的研究范围之内，对青楼剧中青楼女子形象考察为数最多。张维娟的硕士论文《元杂剧中的妓女形象》、冯晓玲的硕士论文《元杂剧底层女性形象分析》和陈瑛硕士论文《元杂剧女性形象探微》，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张维娟的文章侧重从文化和心理的角度对元代杂剧中的妓女形象进行分析，进而论及元代杂剧作家的复杂心态。该文多层次、多方位地提示了这些青楼女子在男权文化中的种种不幸遭遇，并通过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透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元代文人的心态，这是元剧作家从妓女特异的性别遭遇出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洞察，从而将对女性的性别体验转换为对种族生存的关照，体现了元代士人阶层的酸甜苦辣。冯晓玲的文章侧重描述青楼女子在遭遇不幸人生境遇的情形之下，并没有屈服于不公平的命运，也没有放弃对幸福生活和美好爱情的向往，而是表现出极强的抗争意识，甚至不惜失去生命。她们大多具有大胆果决、机智勇敢、主动执著、泼辣豪迈、乐观率直的性格特征，善于依靠自身的智慧和顽强的意志抗拒不公平的社会，争取幸福的生活，成为中国古代妇女形象画廊中一幅幅光彩耀人的形象；陈瑛的文章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背景、市民意识的高涨和市民文艺的兴起、元代文人与青楼艺妓的联合三个角度出发，探讨元杂剧女性形象的独特之处，并指出元杂剧中女性形象具有社会地位下层化、思想性格的平民化、语言本色化的平民色彩以及元杂剧中体现出来的女性的新型爱情婚姻观。
其余论文如牛晓霞的《捣麝成尘香不灭——从性别角度关注元杂剧中的青楼女子形象》一文运用了性别学角度关注元杂剧的青楼女子形象；孙艳霞的《卑贱者人格意识的觉醒——元杂剧奴婢和妓女形象之特点》通过对作品中这些“卑贱者”形象性格的分析来表现她们身上所蕴涵的人格意识的觉醒，从而更好地理解元杂剧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价值；张红霞的《不许那等闲人取次展——元杂剧作家笔下的妓女形象及其人文品格》认为，元杂剧作家笔下的妓女形象冲击了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模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魅力。这些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妓女的现实处境和心理欲求，但也被试图在她们身上寻回失落自尊的作者蒙上了一层理想化的光晕。以此为基点，进一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元杂剧妓女形象的文化内涵予以深入发掘。除此之外，一些论文还论及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以上论文，对元代杂剧中的妓女形象分析，重在对妓女性格等的研究，注重分析她们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但缺乏系统性的分析论述。
3．叙事艺术。陕西师范大学王建科的专著《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为这方面的代表，此书涉及元代青楼剧的叙事模式，但将它纳入家庭家族剧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作者把元代家庭家族剧的叙事线索分为以下几种：单线家庭叙事线索、旦末家庭双线叙事线索、以结构核为中心的叙事线索和抒情为主情节淡化的情感结构线索。郭英德的专著《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则认为，元杂剧分为旦本或末本两种。旦本中，末角形同虚设；末本中，旦角也形同虚设。因而旦末各有偏重，呈现单线直进的叙事模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张宪光的硕士学位论文《元杂剧叙事模式研究》和谭臻的硕士学位论文《元杂剧叙事结构研究》，前者从元杂剧叙事时空、叙事视角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剖析，并以才子佳人、士子与妓女、负心故事三类婚恋杂剧为样本对杂剧故事结构的共性加以归纳分析，提出了圆型等三条结构原则，甚至把杂剧置于虚构性叙事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对它与小说、诸宫调等文体之间的关系加以讨论。这种对元杂剧叙事艺术的宏观和微观的概括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后者先从剧作者的全知视角出发，探讨代言形式之下人物视角的超越，次而从剧本题材出发，探讨剧作者对情节结构模式的营造，最后着眼于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独特体制，揭示音乐体制对剧本叙事情节结构的影响。
其余的研究成果，如李日星的《元杂剧代言体叙事结构的形成》、赵建坤的《探子何以唱主角——推论元杂剧形态和讲唱文学的关系》和徐大军的《元杂剧演述体制中的说书人叙述质素》等，皆认为元杂剧受到了叙事文学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叙事性。但他们忽略了对元杂剧的具体叙事艺术特征进行深入探究。
关汉卿杂剧的叙事艺术尤为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韩丽霞的《试论关汉卿杂剧叙事的时空控制机制》和周秋良的《关汉卿杂剧的叙事品格》，两者皆从叙事时空入手，对关汉卿的叙事手法做了一个总结，但没能将关汉卿杂剧叙事艺术的其他特点如“一人主唱”与叙事视角的问题、叙事话语和叙事结构等方面的特点归纳总结。这方面的研究以高原的硕士学位论文《关汉卿杂剧时空研究》为代表作。该文主要着眼于关汉卿杂剧的时空处理方式和方法，并对关剧的写意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虽运用了叙事学相关的理论对元杂剧进行研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但大部分研究成果停滞于表面上，有些研究者甚至生搬硬套叙事学理论，并没有层层推进，也没有对叙事艺术的意义进行具有价值性的探讨，使研究的成果不彻底。
总体而言，迄今为止，虽已有学者在元代青楼剧的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但并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且存在着以下三个明显的问题：
1．研究文章比较零散，为数不多且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夹杂在一起，没有一部论述青楼剧的专著，其余的相关研究文字散见于各种著作和论文之中，这充分表明元代青楼剧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2．研究对象略显单薄，覆盖面也并不广。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关汉卿的青楼剧以及李行道的《灰阑记》，其余的剧本鲜有研究，甚至未曾涉及，显示出元代青楼剧的研究仍有颇大的拓展空间。
3．对叙事模式的关注接近于空白，除了王建科的专著《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和张宪光的硕士学位论文《元杂剧叙事模式研究》之外，尚未见到。事实上，以上研究者涉及对元代青楼剧的叙事模式研究也仅是单一的叙事结构研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青楼剧有其独特的叙事模式，这方面可做的工作仍有很多。
注释:
[1] 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