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 刘增杰
主持人的话：2006年9月，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文学分会联合召开的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折点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行，这里发表的一组短文，是从会议发言中选出的。
如果说两年前在河南大学召开的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对重视文献问题的呼吁几乎还是会议关注的中心话语；那么，两年后召开的这次会议，着重点已不再彰显不同论点的交锋，而是着重展示从事近现代文学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实绩。这些研究者所做的工作，成绩也许并不显眼，但却是认真的，切实的。他们寂寞而孤独地思考着、辨析着，同时也享受着学术发现的乐趣。这组文章还收录了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等人的文字，显示了重视文献问题已日益成为海内外近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
这组文章再次证明，文献不仅是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可以帮助人们走出褊狭的研究视角，进而生发学术、成就学术。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2—0009—22
孤鸿遗韵——诗人刘梦苇生平与遗作考述
解志熙
一、小引：被埋没的“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
在层出不穷的新文学史论著中，刘梦苇总是被附在新月诗派或者说新格律诗派里一笔带过，仿佛是一个无关紧要而又必不可少的陪衬人。这对于他是不公平也是不合实际的。其实，不论是早年的新月社，还是后来的新月诗派都别有圈子，刘梦苇与其中的一些诗人虽然有交往，但他并未加入也不可能加入那个上流社会的文艺圈子。也因此，尽管刘梦苇对《晨报诗镌》的创刊及新诗形式运动确有筹划与开创之功，可当他不幸病逝之后，徐志摩等新月巨头却并不把他当作圈内人，因而也就“没有尽力纪念”他。为此，耿直的朱湘曾经忍不住在1928年撰文为刘梦苇打抱不平，批评人们把新诗形式建设的开创之功归于徐志摩、闻一多是不明真相，而推许刘梦苇才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朱湘的话或许不无个人情绪，但也不是没有根据。其他几个当事人的回忆也都证实刘梦苇对新诗形式运动的突出贡献。如蹇先艾当年纪念刘梦苇的文章中有云：“我们在《晨报》出《诗刊》的时候，同人中最热心的总要推你了。每次在志摩家开会，你到得比谁都早，而且每回都有几篇诗带来给大家传读，当时几乎没有人不惊诧你的创造力的。”另一个知情人于赓虞也说：“那时候，大家都很推重梦苇，因为他是给诗以整齐的形式的第一人。”。也许是直接或间接听到了一些不满之声吧，所以，当新月诗派的后起之秀陈梦家在1931年编选《新月诗选》时，才将刘梦苇收入，但置之于许多后辈之后的篇末，而在长长的“序言”中则对刘梦苇的开创之功闭口不提。从此，这位“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就附新月诗派之骥尾以传了。这固然使刘梦苇幸免于完全被人遗忘，但也几乎使他永远定格为新月诗派之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所以，就刘梦苇而言，新月诗派的这一举措既是显然有心的补救，而又暗含着不免刻意的贬抑。好在谦逊的刘梦苇未必会计较，何况他也没办法计较这些个身后是非了——1926年9月，正当新诗形式运动强劲崛起之时，他就不幸病逝了。时光无情，至今，刘梦苇去世已逾80年了，而其流风余韵仍可追寻。故谨撰小文，对其生平与创作情况略作考述，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新诗人。
二、飘零—孤鸿：刘梦苇生平事迹考述
按说，这位薄命诗人的短暂生涯并不复杂。可是由于长期的埋没和不经意的失察，遂使今人说及他的一些基本情况时，往往语焉不详或转述失实。
诗人刘梦苇本名刘国钧，湖南常德安乡县城关驿门口人。关于他的生年，目前通行的记载大都说是生于1900年，但也有人说是1901年。可诗人自己在《(孤鸿集>自序》里明确说，《孤鸿集》“是从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一月，我十八岁至二十二岁时所写的”，据此上推，则他的出生年应是1904年，而据他写于1926年4月26日的诗《生辰哀歌——遥寄我底妈妈》第一句“今天，是我这无尽期的飘零人底生辰”，则他的生日应是1904年的4月26日。至于刘梦苇卒于1926年，人们并无异词，但具体时间不清楚——有人推测他死于该年5月，其实不确；据1927年8月12日《世界日报》副刊“文学”第19期所载刘梦苇遗诗《慰语》后编者(于赓虞)的附记所述，“梦苇是去年九月十号下午十一时死去的”。所以，刘梦苇的生卒时间应是1904年4月26日至1926年9月10日：他在人世只活了短短22年。
对薄命的刘梦苇来说，孤苦的遭遇更是来得特别早。据说他3岁丧父，旋被母亲遗弃——其母可能扔下孩子另嫁了。这可以从刘梦苇的诗《生辰哀歌——遥寄我底妈妈》得到印证。诗中写道，“三年，我便离去了您孤身到处飘零”，因此，他怨愤难释地质问母亲：“既生了就该永恒不该让我离开您底身，／为什么早把我抛弃?那时尚行步不稳!”幸亏有老祖母抚养和其他亲友的帮助——幼年的刘梦苇可能就靠他们轮流抚养，他才得以上完了小学并至少念完了初中。自小就失去父亲并且失去母爱，刘梦苇的幼年生活自然是很不幸的，但不一定很穷困，因为那个时候能够上小学和中学，也得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才行，不是真正的穷苦农民家庭可以办到的。推测起来，刘梦苇的家境或许原本还不错，只是父死母走，家道中落，生活日渐艰难。据其早年同学回忆，刘梦苇正是因为“日子不大好过”，所以“民国七年，他进北京留法预备学校，想到法国勤工俭学，未几，回长沙进第一师范”。他改进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其实也是考虑到经济上的困难——当时的师范学校不收学费。既日“未几”，则刘梦苇“回长沙进第一师范”的时间可能在1918年的夏秋之间，而非现在一般所说的1920年。因为当时的师范加一年预科，一般要读五年的，而刘梦苇师范毕业可能在1923年夏。
“梦苇在一师读书时，正是湖南闹新文化运动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他显然深受新思潮的影响，迅速成为一个爱好新文学并且关心社会改造的新青年。所以，他积极参加当时湖南的新文化活动和反军阀的学生运动，被誉为“湖南新文化运动中主要脚(角)色之一”。从1921年起，刘梦苇开始在《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如《湖南女校底复古》等文，批评旧势力，鼓吹新文化，还“做了一次《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编辑，著论力诋赵恒惕之横暴。后又办《自由的园地》(长沙某报副刊)，态度亦如办《学生会刊》时。旋某报以宣传某种主义被封，而《自由的园地》遂亦随之而短命”。按，所谓“某种主义”可能暗指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湖南长沙，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劳工运动蓬勃开展，刘梦苇也深受感染，并与同好的师友如沈仲九、杨人楩等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安社”，而湖南劳工运动的领袖黄爱、庞人铨也是他的好友。所以，当1922年1月17日凌晨黄爱和庞人铨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后，悲愤的刘梦苇当夜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