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危难之时，立志学医报国
1929年，孙燕出生于河北农村一个普通人家。从开始懂事起，孙燕就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肆意践踏和蹂躏。“国破家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41年，父母送孙燕到昌黎中学附属小学寄读。较早的离家生活，这段经历对孙燕的成长很重要。昌黎是一个具有文化底蕴和革命传统的县城，昌黎中学的老师大多是因抗战辍学的大学生，他们通过讲课传授爱国主义，这些使孙燕懂得亡国的痛苦，更向往祖国自由富强。一位受到当地老百姓爱戴的米大夫，成为少年时代孙燕敬佩的人物和榜样。同是济世救人，良医堪比良相，促使孙燕下定决心，立志学医报国。
1948年，孙燕以优异的成绩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同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就读(第四年转入协和医学院)，实现了学医的愿望。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孙燕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各项运动。1952年加入共青团，195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是，1958年，孙燕被“候补”为“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同时给当地群众看病。1959年2月，调到医学科学院西上造林队做医生。1959年10月，孙燕被摘去“右派”帽子。多舛的命运，并没有浇熄孙燕心中的信念之火。孙燕曾坦诚地说“立志学医报国，这一志愿激励我不断学习，同时也部分支撑了我克服后来人生道路中的蹉跎。”
中国肿瘤内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58年12月，已经从协和医学院博士毕业的孙燕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到刚建立的日坛医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本来，孙燕以为可以从事他喜爱的外科工作。可是，院领导却给他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开创一个新的学科——肿瘤内科。虽然条件很差，但是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到1965年，肿瘤内科初具规模有了自己独立的病房。
同时，科研和医疗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从1960年起，他们试用我国研制的抗肿瘤新药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取得突出成果。这项工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卫生部甲级成果奖。此后，他们开创了晚期肺转移化疗及内分泌治疗，胸壁复发的局部治疗，使一部分病人存活期长达10～30年，还开展了胸腔积液的局部治疗和头颈部癌的动脉化疗等，在当时均在国内属于首创。
改革开放使孙燕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1979年孙燕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到美国著名的MD Anderson肿瘤中心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半年后，由于他的勤奋和学识，被聘为客座教授。
1980年5月，孙燕第一次参加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他在圣迭哥有关中国淋巴瘤临床特点的报告仅仅10分钟，但大家的提问却长达2小时。第二年，他在华盛顿的大会上有关云锡肺癌的报告使美国同行对我国在肿瘤高发区的研究有了新的认识。1995年，孙燕在亚洲临床肿瘤学会上报告了我国淋巴瘤特点和治疗结果分析，并提出了治疗淋巴瘤采用中西医结合“祛邪－扶正－强化治疗－扶正”的新观点，被友好的同行赞誉为“中国模式”。
孙燕负责的国家新药临床研究中心，每年都要完成100多项药物临床试验。新抗肿瘤药物卡铂临床研究，获国家“七五”科技攻关成果奖；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与肿瘤预见性化疗新策略，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有关抗新生血管药恩度的研制获国家发明二等奖。由他倡导的美国NCCN(美国全国癌症综合网络)中国版各种常见肿瘤的诊疗方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被国内各大医院广泛采用。在境外，孙燕更是常常被同行尊称为“中国内科肿痛学之父”。
开创“祛邪－扶正”治疗肿瘤新模式
西医出身的孙燕，还师从三代世医姚孝武学习了一年中医。孙燕认为“中医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应格外珍惜。”他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扶正中药的效果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经过与中外同行们的反复试验，终于证实传统中药黄芪，女贞子、仙灵脾等可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恢复，与放疗，化疗配合，可以提高肿瘤病人的远期疗效。
在治疗上，他遵循根据病人情况采用综合治疗的原则。他主张肿瘤较大时，应最大限度地消灭或降低肿瘤负荷，随后帮助病人恢复，重建骨髓和免疫功能，即扶正，最后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提高病人的免疫功能，同时使肿瘤负荷降低到最低。应用这一模式，他对淋巴瘤和小细胞肺癌进行综合治疗，治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所从事的扶正中药研究被评为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成果。孙燕等为配合临床治疗所研制的贞芪扶正冲剂(胶囊)、扶正女贞素和固元颗粒等中药制剂畅销国内外，并获得4项专利，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已进入我国基本药品目录。
目前，孙燕仍努力研究中医“阴虚”的本质和扶正中药对抑癌基因的调控作用。
最看重“医生”这一称谓
尽管身兼荣誉“头衔”众多，但孙燕最看重的还是“医生”这一称谓。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孙燕就承担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目前还担任保健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的职务。但在他眼中，病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允孙燕对待每位病人都认真负责，热心帮助，精心治疗，
多年来，孙燕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全科工作人员，“绝对不可以向病人发脾气”。对待病人，他总是面带笑容，嘘寒问暖，充满信心，所以，不少病人成了他一生的朋友。他还经常教导他的学生“穿上白大衣，你就是一位救死扶伤的战士，应当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孙燕认为：“医生道德的底线是不能损害病人的利益。”他鄙视那些为了拿回扣随便给病人开药的医生，坚决反对收受红包，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2008年，孙燕被评为“北京市医德楷模”。而在医务人员被称为“白狼”的岁月里，孙燕则总是为同行们说话
“我们这个队伍总体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孙燕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得到了病人的回报，他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经他治疗痊愈的老病人来看望他。有的小病人认他做义父，长大成人后，带领自己的孩子来看望他或给他寄来全家福照片，他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幸福。在定西，一位得了败血症的妇女已被家人穿上了“寿衣”，孙燕妙手回春，硬是把她救活。为此，老乡们把“定西名医”的称号送给他。1993年，孙燕被评为协和医科大学“名医”。如今，行医50多个春秋的孙燕，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挽救了无数肿瘤病人的生命，深受病人和同行们的尊敬和爱戴。
治学严谨，桃李满天下
为普及肿瘤内科治疗和综合治疗知识，孙燕笔耕不辍，先后参与编写了24部学术论著，发表300多篇论文。作为中国肿瘤内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每次讲课前，孙燕都认真备课，哪怕是讲了多年的课题也要重新准备资料。“肿瘤综合治疗”他已经讲了30多年，但很多听过他讲课的主任医师，有机会仍愿意再去听听。有的青年医师就是听了他的课后报考了-他的研究生。很多学生说：“听孙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不但学到新知识，而且学到方法，终身受益。”
多年来，孙燕最重视的事情是每周科内大查房，无论多忙，他总要设法参加，对于一些疑难病例，他会一丝不苟地与其他医生进行多次沟通，尽善尽美地完成每一项医疗工作。很多进修医生在完成一年学业临离开时都深情地说，他们通过大查房收获最大，学到了很多书本没有的知识。现在，孙燕已培养了多名博士生、硕士生和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生。很多同行开玩笑说：“你和孔夫子一样弟子三千”
孙燕医术高明，敬业和医德有口皆碑。从医60年，谱写了一曲“大医大爱”的辉煌篇章。
防癌心得
提倡锻炼身体每天只吃七分饱，感觉吃得差不多，就马上离开饭桌，绝不久待。频繁的宴会其实是“毒药”，会导致肥胖、动脉硬化和脂肪肝。在控制饮食的同时，注意锻炼身体，尽量“以步代车”。锻炼的方式可因人而异，走路、游泳都可，动比不动强。而且工作间隙、闲暇时间都可适当进行些小运动。
每年至少查体一次，最好两次，而且要有动态的记录原因是有的疾病包括肿瘤隐蔽性比较高，偶然一次体检未必能发现，增加体检次数可提高早期发现肿瘤的机会。特别是老年人随着身体功能下降、器官老化，体检的项目应尽可能全面、频率增加，特别是肛门等一些比较隐私的地方也要检查。常规的项目更不能少。
保持愉快心情现在的生活节奏快，每个人背负的压力都不小，建议大家不生气。不折腾、不钻牛角尖，凡事都想开点，做个“没心没肺”的人。因为精神愉快、身心健康确实能给你多工作的机会。人生总会遇到挫折，应当把困难、坎坷当作“财富”，这样就能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保持心态平和。
不沾烟酒，治疗癌前病变不少肿瘤，可以说是被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诱发出来的。因此，绝对不要吸烟、喝酒。同时，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该睡觉时睡觉、该吃饭时进食。另外，一定要及早治疗胃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肝炎、宫颈糜烂等癌前病变。
老人听力损失及常见疾病
老年性聋是指随年龄老化而出现的听力损失。典型的老年性聋临床表现为逐渐加重的双侧对称性感音神经性聋，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多伴耳鸣及言语识别力下降。老年性聋的发病与个体遗传及生命过程中的有害因素如噪声、耳毒性药物、疾病等密切相关。
目前认为，老年性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遗传、环境噪声、慢性病、心脑血管病、感染、耳毒药、代谢紊乱、饮食营养，生活条件、劳动强度、精神压力、情绪及气候变化等等。
老年性聋的主要病因有：
听神经退化，即当人体衰老时，中枢神经发生不同程度的萎缩，耳蜗基底膜的柯蒂氏器及支配基底膜的耳蜗神经也发生萎缩。
动脉硬化，可引起听神经组织的变性和内耳血液循环障碍，导致听神经缺乏营养物质。
代谢障碍，随着机体衰老退化，机体代谢发生障碍，不能充分供给听觉器官所需的能量，结果导致内耳感觉器萎缩变形致聋。
噪声刺激下，听觉器官和脑血管处于兴奋和痉挛状态，长期持续，听觉器官及脑部供血不足，听觉细胞萎缩，听力下降。
维生素缺乏可致红细胞弹性降低，难以通过末梢微血管，导致听觉细胞缺氧及发生退行性病变。
对于老年性聋，老年人不要回避，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应正视它，并积极地改善这种状况。由于老年性聋属于感音神经性耳聋的一种，目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愈，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佩戴助听器。
所以，老年人发现听力损失后，应及早佩戴助听器进行康复，同时应配以健康的饮食及生活方式，多参加运动，多吃鱼类、维生素类食物，要限制脂肪的摄入，还应该戒烟戒酒，不喝浓茶、咖啡等其他刺激性食物。
相信有了助听器的帮助，加上合理的饮食，健康的生活习惯，老年人一定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保肝药滥用成“伤肝药”
大众医学：大多数药物都是在肝脏代谢的，这可以增加肝脏的负担。保肝药，顾名思义是保护肝脏的药物，它会不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呢?
缪晓辉：肝脏是最重要的药物代谢器官，绝大多数保肝药同样要在肝脏细胞内代谢并从胆道排泄，过多使用保肝药当然会增加肝脏负担，尤其是在肝脏本身已经严重受损害的时候，例如，肝硬化和重型肝炎病人。另外，无论什么药物都是有机或无机化学物质，两种化学物质在体内相遇一定会发生化学反应，并生成第三种物质。用药品种越多，药物之间反应后的产物越多。而化学反应后的产物还要参与化学反应，这时人体就变成了药物－药物，药物－产物，产物－产物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化学反应器，因此，可能造成各种复杂的反应甚至产生不良反应。此外，药物在生产过程中，不可能绝对保证没有有害物质掺入，包括药物的赋形剂和溶解剂也不可能绝对纯净和安全。
大众医学：在临床上，肝脏疾病的种类很多。是否所有的肝病病人都需要使用保肝药?使用保肝药后。真的可以使肝脏功能恢复正常吗?
缪晓辉：毫无疑问，只要肝脏受到损害，就有“保”的理由，问题在于未必能够保也未必非保不可。人们往往忽视人体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多情况下，肝脏之所以受到损害，实际上是人体对各种致病因子做出反应的后果，是一种“过激”反应。致肝损害的因子一旦侵害肝脏，机体立即启动很多“开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很多炎症细胞及其产生的炎症物质，它们会很快集聚到肝脏，在与肝损害因子较量的过程中难免伤及无辜，于是就出现了“肝炎”。
例如，乙型肝炎病毒导致的肝损害实际上不是病毒所为，而是体内的细胞免疫功能在清除病毒过程中伤害了肝脏；自身免疫性肝炎纯粹是“自己人攻击自己人”；药物性肝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药物的直接毒性起作用，而是药物引起的过敏或变态反应性炎症；非酒精性脂肪肝所导致的肝损害，形象地说是由于过多的脂肪“撑坏”了肝细胞。可见，以上这些常见的肝损害或肝炎，实际上并不是靠保肝药就能保住的，必须针对病因治疗才能使肝脏恢复到正常。
大众医学：目前，医药界将保肝药分为几类?
缪晓辉：针对不同保肝原理，有不同类型的保肝药。目前，保肝药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①抑制炎症反应，减轻炎症损害；②结合体内代谢产物或外来化学物质，辅助肝脏解毒；③提供肝脏细胞膜修复所需要的物质，以利于肝细胞修复；④改善肝脏微循环，纠正肝脏缺血缺氧状态；⑤促进肝脏细胞再生和修复；⑥减少肝细胞凋亡等。实际上，还可以列出更多机制的保肝药。
目前，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保肝药物种类很多，不少医疗机构还有自制的，名目繁多的保肝药，品种不在百种之下。品种多，自然增加了用药的选择机会，不是坏事，但是也给选药带来难处，于是就有可能出现不合理用药的现象。因此，我们建议病人最好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保肝药。
大众医学：临床上医生如何为病人选择保肝药?保肝药使用越多，效果越好吗?
缪晓辉：一般地说，选择保肝药时，医生会遵循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根据病因和病情选择保肝药。除了先天性肝病以外，几乎所有
肝病都是有炎症的，所以抗炎类保肝药可以被视作通用药。当然也不完全如此，例如，脂肪性肝炎和自身免疫性肝炎就不是以“消炎”为主，而是要保护细胞膜和抑制异常免疫，如果肝炎已经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进入了失代偿阶段，那么，在保肝药的清单里就得增加一些可以协助肝脏解毒的药物，对于重型肝炎(肝衰竭)，此时的肝脏已经不能维持基本功能，就需要在保护残存肝细胞的基础上，采取促进肝细胞生长和各种替代治疗的措施，例如，使用改善肝脏微循环、促肝细胞生长因子的药物，以及补充白蛋白和凝血因子等，这些手段也属于保肝范畴。
第二，减少同时用药种类。保肝药绝对不是多多益善，过多保肝药同时使用会适得其反。单纯的转氨酶轻中度升高的非进展期肝病，不超过两种药物足矣。如果台并黄疽或病因比较复杂，或多种肝损害因素同时存在，或肝病很严重，可以适当增加保肝药种类，当然，医生会根据药物不同作用原理进行配伍。如果是重型肝炎，同时使用5种以上的保肝药就很不合适。肝衰竭病人，肝脏中存活的肝细胞已经寥寥无几，病理学上通俗和形象地称之为“一片荒芜”，这种情况下用药需要特别谨慎，一定要以避免进一步加重肝脏负担为首要，多用药物有害无益。通常，对这种病人，医生会减少保肝药的数量和种类。
大众医学：肝病病人是否需要终身服用保肝药?目前，临床上停用保肝药。主要依靠哪几项指标?
缪晓辉：一般地说，肝脏炎症持续存在也就意味着肝脏损害不断加重。由此可见，只要病因不能被及时清除，那么，保肝药的使用时间就应该是持续和长久的。相反，病因一旦消除，肝脏炎症反应就会终止，就没有理由继续使用保肝药。
一般地说，转氨酶和胆红素是保肝药停药和换药的参考指标。一旦这两个指标恢复正常，保肝治疗目标达到，医生就会考虑给病人逐步减药直至停药。事实上，把转氨酶和胆红素是否正常作为停药的标准也有一定局限性，最可靠的、被称之为金标准的应该是肝脏穿刺病理检查(肝穿刺)，也就是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来判断肝脏的炎症是否好转。不少病人转氨酶虽然正常，但是病理损害却很严重，这类病人需要继续保肝治疗这正是不少医生在病人转氨酶正常后仍然嘱咐其继续使用一定时间保肝药的根据。如果能够对每一个病人用肝穿刺病理结果来确定保肝治疗时间当然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目前还不能给每一个病人做肝穿刺尤其是二次以上肝穿刺，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病人或家属对肝穿刺有恐惧心理。
大众医学：既然无法让每个病人都做肝穿刺，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方法来确定保肝药的使用“疗程”?
缪晓辉：当然，也可以根据治疗肝病的三个方向来确定保肝药使用“疗程”。
第一，病因治疗加保肝。例如，慢性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时，一方面肝炎本身表现为转氨酶明显升高，另一方面在抗病毒药物使用之初，不少病人会出现比治疗前更高的转氨酶水平，这两种情况都需要辅以保肝药，一般在转氨酶恢复正常后就可以停止使用，而没有必要与抗病毒药物全程合用。再如对于超重(肥胖)相关的脂肪肝病人，如果肝损害比较严重，转氨酶水平较高，可以适当使用保肝药，在节食和运动疗法取得明显效果后，可以不再使用保肝药。
第二，单纯保肝。药物性肝炎的主要治疗措施是停止使用导致肝脏损害的药物后采取保肝治疗，转氨酶或胆红素正常后就可以停药。酒精性肝炎的处理与此相同。对于一些无法确定病因的所谓“不明原因肝损害”、病因治疗失败或者不适合针对病因治疗者，可能要长期用药，以减轻炎症，延缓肝损害进展和加重。
第三，预防性保肝。结核病和肿瘤病人，可以在抗结核和化疗之前短暂或治疗期间预防性使用保肝药，停止抗结核或化疗之后就可以不再使用保肝药。
总之，保肝药本质上也不是治本药物，仍然属于辅助用药。无论是选择药物，还是配伍用药，或者是用药时间，只要能够根据具体的肝病和病人的实际情况，结合病因治疗和保肝治疗的效果做出决定，就可以避免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