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素质教育大旗猎猎，催得“千树万树梨花开”；21世纪的新课程改革轰轰烈烈，亦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然而，近10年来，围绕教育如何培养有素质的创新型优秀人才这个话题，我们眼前呈现出一道道抹不去的风景——“考试崇拜”、“高考状元”和“三国演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招生竞争），等等。这一切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高考状元”的价值分析
“状元”一词有三个解释。一是指科举时代的一种称号，元代以后限于称殿试一甲（第一等）第一名的人。二是泛指在考试中取得第一名的人。三是比喻在本行业中成绩最好的人。近10年来，“高考状元”的报道频现各大媒体，“高考状元”的造势运动蔚然成风。其实，这就是应试教育登峰造极的结果。而由“高考状元”现象催生出的“状元教育”现象，凸现出一种强大的名利期待，已然泛化为一个社会性的群体效应事件。
其实，“高考状元”具有比“文理科第一名”更为丰富的内涵。从社会层面看，它透视出整个社会人生观、价值观的倾斜与变异。从文化层面看，“知识改变命运”的美丽口号中浸透着“学而优则仕”和“升官发财”的封建观念。此外，近乎全民性的热情期待，使得“状元教育”的狂潮愈演愈烈，让人眼花缭乱而又无所适从。
二、“状元教育”热炒背后的利益博弈
实际上，我们能很明晰地感觉到，由“高考状元”现象催生出的“状元教育”现象背后存在着利益的博弈。这是中国教育体制的劣根性和当下社会的追名逐利心理使然。
1.教育主管部门被“高考状元”现象之利所驱动
能否培养出“高考状元”、能培养出多少“高考状元”，已成为衡量中学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志；能否及时总结“高考状元”的培养经验已成为衡量教育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那些赞美“高考状元”的新闻报道在媒体上铺天盖地，他们不仅是所在学校、省市教育的“骄傲”，更成为衡量这个时代高中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在利益的驱动下，导致了这样的事实：在高考教育领域中，一些重点中学、重点小学成为普通教育中的“特区”，造成本地区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
2.“高考状元”深陷利诱泥潭
有调查表明，“高考状元”所报考的均是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且大多与经济相关。而另外一些有利于未来职业发展和国家前途大局的高校及其颇具潜力的专业往往不被他们重视。其实，大多数“高考状元”也是在为个人将来能获得更多收入来选择所学的专业，而并非本着激发生命的潜能、丰富生命的意义和提升生命的境界之理念去选择必须以艰苦为代价的创新发展之路。值得注意的是，“高考状元”已成为一些中学进行招生宣传和吸引优质生源的法宝。
3.商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充分挖掘“高考状元”的市场价值
能否有效利用“高考状元”，已成为提高商家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有效市场营销策略。借助拥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的“高考状元”，充分挖掘与利用他们的商业价值，可以迅速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国内一些企业通过重金奖励“高考状元”，重金邀请“高考状元”为其产品做代言来提高企业的被关注度，形成了独特的“状元经济”。因此，每年高考揭榜后，“高考状元”都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俨然“快男超女”，星光四射。
三、“状元教育”给素质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1.“状元教育”的思想和素质教育的宗旨背道而驰，与时代要求的创新意识不相融合
市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必然要求人才培养的多元化。社会的高速发展需要一大批人格健全、意志坚强、品质优良、善于沟通、积极乐观和富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可是，当下的“高考状元”现象却如幽灵一般挥之不去，不仅造成社会、学校和学生之间关系的错位，还对推进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构成了有形和无形的障碍。
为了培养“高考状元”，其内外部的功利性要求给学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把本应愉快而有意义的学习生活变成了压抑个人兴趣和爱好、窒息自我想象和冲动的应试生活，使素质教育走向自身本质和宗旨的反面，变成追逐功利和庸俗意识泛滥的合谋者。
教育是为了全体学生的发展，不是为了少数“高考状元”的出人头地；教育是以全体学生的成功和幸福为本，不是以僵化学生的思维，抑制学生的灵气为代价。德国人才学研究学家威尔尼茨教授认为，教育是对人类灵魂的引导和塑造，而不是培养“高分”和制造“升学率”，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是德、识、才和学诸因素的综合效应。
10年来，社会现实中的高考不仅营造了诸如“考试崇拜症”等消极教育现象，而且滋生出诸如“高考移民”、“考场作弊”和“招生寻租”等现象，扭曲教育的方向，背离教育的目的，扰乱教育的秩序和生态，压抑学生的个性和创造精神，折射出教育体制中的深层问题。
2.“状元教育”的过度发展导致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出现
教育应重视培养每一个学生具备健全的人格。当代人才至少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会学习，具有独立获取和运用新知识的能力。二是有进取创新精神，敢于面对挑战，具有应变能力与灵活性。然而，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得教育过度，于是，学校没能成为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的“生命场”，而成了为生存夺得一块敲门砖而设置的“训练场”或“竞技场”。在这里，实验班备受青睐，考分高的学生得到重点培养，而其他学生则被忽视甚至遗忘。这种教育方式必然导致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出现。
教育不公平现象主要表现为校际发展的不平衡，教育资源配置比例失调。一是有“高考状元”的学校，优秀生源滚滚而来；而师资贫乏的学校，不要说好学生不愿意来，就是普通学生也不想来。二是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的经费投入悬殊较高。唯分是论、唯“高考状元”是瞻日渐成为社会的大气候。“高考状元”何等重要！一个“高考状元”足矣！“状元中学”、“状元师父”,这就是梦寐以求的金字招牌啊！如此一来，有“高考状元”的重点中学自然会获得较高的教育经费，而没有“高考状元”的普通中学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就这样，恶性循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于是，就出现如下三个不良后果。首先，使得学校办学目标窄化。其次，造成学校性质异化。再次，阻碍合作精神的培养。
总之，“状元教育”的过度发展导致了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就是压抑人的自由个性、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3.“状元教育”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高考状元”自身的发展
“状元教育”现象体现了我国目前考试制度对学业能力评价的不确定性。据权威教育机构调查，“高考状元”毕业后很少有出类拔萃者，他们的职业成就、创造能力远低于高中时广泛的社会预期，众星捧月使得“高考状元”几乎失去了创造的能力。此外，经济社会的功利化倾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些“高考状元”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高考状元”的产生需要学生的天赋、情商、志向、勤奋、生存环境、生活条件、教育方式、就读中学的办学理念、教师水平和教学方法等诸多因素达到完美的结合。“高考状元”的出现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少年英雄固然可喜，大器晚成依然可乐。
其实，人人都可以成才。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布卢姆（B.S.Bloom，1913—1999）及其助手在《人类特性与学校学习》（1976）中指出：除了1%～2%的超常儿童（即所谓天才儿童）和2%～3%的低常儿童（包括智力、情感和体格等方面有缺陷的儿童）以外，95%以上的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速率和学习动机等方面并无很大差异，“只要有适合学生个别特点的学习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杰出人才能学会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学会”。
回溯以往，20世纪上半叶，没有高中文凭的何其芳，被北京大学考察后录取，终成一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数学考试得零分的历史学家吴晗仍被清华大学录取；没考取大学的梁漱溟一样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小学没毕业的沈从文却执掌中国国立大学的教席； 作为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却成为“教授中的教授”。
反观当代，张非因为沉溺网络而两度被名校劝退（2003年考取北京大学后被劝退，2005年考取清华大学后被劝退）；2010年7月，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数学天才柳智宇遁入空门。面对这些现象，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他们自由个性、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受到应试教育阻滞而产生的一种宣泄与反叛的行为？
综上所述，“高考状元”的自身发展被扼杀，充分体现了“状元教育”思想的弊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教育的严峻现实，折射出教育的无奈，刺痛着教育工作者的神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4.我们要理智地看待当前的“状元教育”现象
教育不排除竞争，但我国教育要健康发展，必须走出过度甚至极端的竞争误区。“状元教育”绝不是现代教育的全部，指望以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中国真正需要的杰出人才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从东莞时间网“教育人才”板块转载的《2011状元去向统计 清华北大港大：3:2:1》一文的“状元去向统计表”中可知：根据目前对报考意向的统计，各省市第一名报考意向分布格局为清华大学35人、北京大学23人和香港大学10人。可能，最后的结果会与此有出入，但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状元教育”现象不可能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虽然，状元之争无可厚非，但我们要对“状元教育”现象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其中的利弊，总结内在的规律，理性对待高考“状元教育”现象，使我们的教育变得公平，更加平民化，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素质教育的阳光。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和培养创新能力的环境，从精神层面、素质层面和能力层面，交叉渗透、互为补充和相辅相成，培养能够合乎时代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优秀人才。
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回避应试教育，但我们要学会在素质教育的框架内应对考试与升学，以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科学方式，帮助学生获得更多、更好的机会，提升发展空间，培养创新能力。
总之，我们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不仰望星空我们会失去方向，不脚踏实地我们将没有立足之地。只有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我们才能充满底气地回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此一来，才是教育之大幸，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阳逻校区）
（责任编辑：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