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末年爆发的“苏州哭庙案”是清朝四大案之一。但刚开始，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普通的读书人群体上访事件。
吴县（今苏州）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税任务，不恤民情，动用武力，把不按时交税的民众统统拉到县衙打板子，甚至还打死了一个人。同时他自己却盗卖官米，中饱私囊，弄得怨声载道，骂声滚滚，连一向和官府一个鼻孔出气的苏州士绅都看不下去了，愤愤地说道：“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定鼎以来，未有如维初之典守自盗者也。”
谁来为民请命呢？苏州的读书人拍案而起了。他们继承苏州学界遇到不平事就哭孔庙的传统，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四日，即全国官员为刚刚驾崩的顺治皇帝哭灵的最后一天，组织了百余人集体到孔庙哭诉痛斥任维初暴政。为了将下情上达，他们从孔庙一直哭到江苏省巡抚大堂，沿街还散发传单，大呼口号。事情闹得有点大，但它还是一桩上访事件，虽然过激了点。
巡抚朱国治是怎样处理这次群体性上访的呢？孰是孰非可以慢慢处理，当务之急是驱散人群，防止群情失控。他一面下令逮捕知县任维初，一面悍然出动兵卒强制驱散人群，并捉拿了领头的11名读书人。
应该说，朱国治的处理是妥当的。逮捕任维初，可以平息民愤；捉拿领头的读书人，则显示了政府不允许群众随便闹事的态度。
然而，拿人容易定罪难。为什么呢？那任维初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税任务，才对群众动武的。换句话说，他若不动武，怎么完成征税任务？因此，任维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作。对于这样忠于职守的干部，怎么能惩处呢？再说，顺治皇帝驾崩后，新登基的康熙小皇帝连发圣谕，督促各省尽快征税，上交朝廷。若让朝廷知道他朱国治惩处了这样卖力工作的干部，会有他朱国治的好果子吃吗？
既然不能惩治任维初，那就只好惩治闹事的人了。但肯定不能说读书人是为了抗击暴政、声张正义，必须另做文章。朱国治大笔一挥，将哭庙案定性为抗税谋反行为，上奏朝廷。巡抚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接到奏报后，朝廷辅政的四大顾命大臣之首的索尼觉得案件的定性还可以，但事由不对。怎么能说是为抗税而谋反呢？根本就是企图反叛朝廷，根本就是有组织、有蓄谋的！
索尼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清朝刚入关不久，许多汉人依然存着反清复明的心，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依然视满人为夷狄，瞧不起他们。索尼觉得必须借此案打击汉人的这种民族心理。朝廷当即责令朱国治上升到政治高度，从严办理此案，并派钦差南下，协同办案。普通的群众性上访案件变成了政治案件。
但是，将案件定性为反叛朝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必须得有证据。朱国治知道，在那群闹事的读书人身上找不到什么证据，他们平日循规蹈矩，遵纪守法，都是好群众。那该找谁要证据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枪打出头鸟”。在苏州，谁最出风头？当然是金圣叹。金圣叹名气大，曝光率高，而且素行不端，离经叛道，他参加科举考试，竟然骂题骂考官，明明考上了却不去报到，接着又考，分明是藐视朝廷。据说他还私下里批注《水浒传》，颂扬梁山好汉，真是岂有此理！不是谋反是什么！
于是，朱国治锁定了金圣叹。但金圣叹并没有参加哭庙事件，他当时正在家里呢。但这会是个问题？朱国治强令参加闹事的读书人诬告整个事件是金圣叹指使的，并说他蓄谋已久，意图造反。
一桩反叛罪就这样坐实了。朱国治当即下令逮捕金圣叹，将之定位为哭庙案件的主谋，造反集团的首领，处以死刑。为了迎合朝廷，朱国治这大刀一挥，就杀了一百多人，着实剿灭了一个“反叛集团”。朝廷的目的达到了。
金圣叹当然是被处死了，而且死得比窦娥还冤，无来由竟然变成了政治犯。但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朝廷又强令朱国治将案情扩大化，以收税为由，大肆捉拿江苏省内的读书人，祸及一万多名江南乡绅士子，搞得人文荟萃之地的江苏一时衣冠扫地，江南文气士气为之颓废。
苏州哭庙案本来是一桩普通的群众上访案件，按照法律程序，江苏巡抚朱国治应该严格执法，公正审理，满足群众的合理需求，惩治草菅人命的县令。然而，朱国治没有这样做。考虑到朝廷谕令的紧迫形势，从政治大局出发，他歪曲事实，践踏法律，将之定性为谋反案，这样既服从了朝廷大局，又保證了自己的前途。至于因此要冤死多少人命，朱国治不管。而清政府为了打击震慑不顺从者，巩固统治，又进一步将此案拔高，将之打造成“反清复明”性质的蓄意谋反事件，杀戒一开，血流成河。案件发展到这一步，可以看到，封建专制时代没有什么公平正义或者法律精神，刑事法律不过是政治的奴隶，必须为政治服务。
办理此案甚为卖力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当然得到了朝廷嘉奖。十年后，他调任云南巡抚，加太子太保兼少保。在云南，他克扣军粮，导致生变，平西王吴三桂起兵时欲胁降，他严词拒绝，最后遭吴三桂杀害。据说，他的尸体被吴三桂的将士分而食之，骸骨无存。《清史稿》将他列入“忠义传”。他懂政治讲大局，是朝廷的好干部。
编 辑/葡 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