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是中国科技“众帅之帅”“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历任中科院与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荣膺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与2011年“感动中国”人物。陈佳洱是我国加速器研究的开拓者、中科院院士，被西方科学家赞誉为“谐波加速之王”。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等。在陈佳洱心中，朱光亚永远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采访中，陈院士向作者娓娓道来朱老与他60年间的师生情。
被王大珩选入物理系
陈佳洱本是上海人，早在上海位育中学读书时，心中就有一种强烈的向往：北京大学。不久，新中国诞生，陈佳洱的父亲有一些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出生入死的地下党朋友，提出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建议：希望陈佳洱报考东北老解放区的大学。因为这个建议，陈佳洱报考了大连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最早的北京大学梦就这样与他擦身而过。
此时，从英国学成归来的著名物理学家王大珩正在该校任教，他向屈伯川院长建议：要办好工科，没有理科不行。大学里应建一个应用物理系，并毛遂自荐出任系主任。学校同意了王大珩的意见，授命他着手筹建应用物理系。在选拔该系学生时，王大珩以平时总成绩达到4分、5分（相当于百分制的80分、100分——作者注）的学生为基础，并参考动手能力与奖励“工分”，进行筛选。就这样，大学2年级时，陈佳洱以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被王大珩选中进入应用物理系。
王老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他最擅长光学物理，而且亲自指导学生做实验。在陈佳洱的印象里，每次做实验前，王老师总是要问同学们准备做什么实验？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这个实验你准备怎么做？回答清楚了，并把实验的数据表设计好了之后，才可以进去做实验。做完了以后，所有的数据要经过他的审核，通过了才能走，而且还要打分。那时候实行5分制，王大珩打分很严格。在这学期的考核中，陈佳洱得了3个5分。
1952年因为全国大学院系调整，陈佳洱随其专业从大连进入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当时，物理系主任余瑞璜提出：“我们要赶超北京大学！”陈佳洱听了很兴奋，决心奋力拼搏。不过老师们出的考试题目形式多样，同学们感到难以捉摸。像吴式枢老师考量子力学时，每人的考题是由抽签决定的。陈佳洱说：“吴老师出的选题大都比较难，大家都感到头痛。我可能运气比较好一点，抽到的题，不是那么难，就给了我5分。而余瑞璜老师的考试不抽签，出了一个比较灵活的题，这个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简单地回答，也可以尽情地发挥。幸亏我准备充分，比较仔细地回答了，全班只有我得了5分。”
口试照片寄深情
到了大学3年级，陈佳洱听说著名科学家、抗美援朝英雄朱光亚教授即将来校任教。
早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想造原子弹，就请吴大猷等知名教授遴选青年优秀学生到美国学习。吴大猷推荐了2个得意门生：朱光亚和李政道。1946年8月，朱光亚、李政道与唐敖庆一行，随同老师华罗庚、吴大猷夫人阮冠世一行从上海乘船赴美。抵美后，华罗庚师徒赴普林斯顿大学与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面。曾昭抡告知：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对外国人开放。于是，朱光亚于同年9月随老师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进行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此间，朱光亚听取了先期到来的西南联大学长张文裕、王承书的建议，选择不是很有名气、却很有实验经验的青年物理学家M.L.Wiedenbeck做导师。果然，朱光亚如鱼得水，其学业成绩几乎每门功课都是A。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作为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朱光亚呼吁大家学成后归国效力。1950年，朱光亚在回国的轮船上，又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不少留学生就是在这封信的感召下回到“月之故乡”的。
朱光亚回国后先到北京大学任教，1951年5月，他撰写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曾令陈佳洱爱不释手。书中介绍了原子能发展、原子弹研制、氢弹秘密等内容，是我国系统介绍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1952年底，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亚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授，参与物理系的组建，后来又担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在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大课的同时，朱光亚也十分重视学科建设。
在陈佳洱眼里，为了给学生讲好每一堂课，朱老师每周总是花大量的时间精心编写讲义、精心备课。陈佳洱回忆说：“朱老师不但课讲得好，还非常注重辅导学生，他每星期会专门找两次时间解答学生提问。有问题的学生会被他叫到黑板旁边。他很仔细听你的问题，然后把关键点用小字写在黑板上。为了启发我把握科学的思维方法，他不是直接否定或给出答案，而是根据我所提问题的症结，逐一反问我，直到把我问懂为止。平时如此，期末考试时要求就更严了。在口试中，他总是多方面检查我们对课程掌握的程度，容不得半点含糊。我有幸留下了一张他对我进行口试的照片，一直珍藏至今。他的课给我的教益太大、太深刻了，受用一辈子！”
在陈佳洱的印象里，朱光亚看上去表情很严肃，但为人十分和蔼。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朱老师是英雄，所以都很崇拜他。时为团组织书记的陈佳洱，在组织团日活动时，就曾请朱老师来给同学们讲述抗美援朝的故事。
1952年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较高英语水平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方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北京大学选派了朱光亚和钱学熙，他们于1952年4月从北京出发，跨过鸭绿江，坐着敞篷卡车沿着崎岖山路，冒着枪林弹雨，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奔波，终于到达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朝鲜开城。在开城，谈判代表团每天晚上都拉着防空帘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碌，一听到警报就马上收好文件钻防空洞。而在谈判桌前，美方代表经常挥舞着“核大棒”。为了不让对方有空子可钻，谈判双方彼此练出了耐力与坐功。在这种情况下，朱光亚养成了耐心听取别人发言的习惯：从不轻易表态，一旦讲话，就能令人折服。朱光亚因此荣立了3等功。
在陈佳洱看来，以东北人民大学为起点，朱老师就成为自己在科学海洋中前行的指路明灯。1953年底，在朱光亚的指导下，陈佳洱将“薄窗型盖革——穆勒核子计数管”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课题。这也是我国第1次做核子计数管探测不同粒子的计数。陈佳洱说：“光亚老师带领我做毕业论文非常负责，他指定了几本书让我看，看完之后还要我每周都把笔记本交给他检查，错误的地方会给我修改。他还把所有从美国带回来的做计数管的材料拿给我，供我研究参考。”
一波三折进北大
大学毕业前的一天，陈佳洱正在聚精会神地做着毕业论文实验，学校突然给他引见了北京大学的2位客人——电子物理专业讲师吴全德与原子物理专业讲师郑乐民。来客见陈佳洱在做核子计数器研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当时北京大学还没有人做这样的论文，二人觉得很有意思，也就此话题聊得很开心。客人走后，陈佳洱这才知道：实际上他们是来为选拔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做准备。陈佳洱不禁怦然心动。
拿到毕业证那天，系主任余瑞璜教授专门找陈佳洱进行了一番交谈。余说，鉴于陈佳洱和宋家树的出色表现，物理系及其党组织研究决定：让他们留在系里工作。并劝告陈说，虽然不能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但是该校正在赶超北京大学，是金子在东北一样会发光。陈佳洱一听，暗自一惊，但自己身为中共党员，党组织决定留下，只能服从。他就这样留下了。
毕业留校后，余瑞璜交给陈佳洱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他和哈宽富一起建立第一个X射线金属物理分析实验室。那时候陈是助教，哈是讲师，他们配合默契，在短短的1年里硬是把这个实验室建了起来，排出了8个实验。这些实验过去他们从未做过，都是一个个边学边干地排出来后，提供给4年级学生做专门化实验的。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要搞“两弹一星”，作出了在我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建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是年春天，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要求在北京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原子能教育基地。教育部一纸调令，将朱光亚调往北京大学，筹建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科学技术教育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
在陈佳洱来到之前，物研室只有5个人：胡济民院士为主任，朱光亚、虞福春任副主任，韩增敏任书记。此时的朱光亚认为，筹建研究室，青年专业人才必不可少。而根据他两年间对陈佳洱的全面考察，觉得他思维敏捷，勤奋敬业，动手能力强，正是研究室需要的人才。所以在他的建议下，教育部于同年5月又给东北人民大学下了第2个调令：调陈佳洱到北京大学。可是，颇有个性的余瑞璜却坚决不答应！他正式向学校摊牌：“谁要调陈佳洱走，我就辞职！”学校没办法，只好把调令暂时搁置起来。再后来，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下令，拖了1个月后，陈佳洱才调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任教。
这时的陈佳洱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由于个子小，又十分消瘦，活像一名中学生。陈佳洱回忆说：“我来报到的时候很有意思。那时候副主任虞福春教授在值班，他是核磁共振领域的著名物理学家。看到我时，不知我是谁，就说哪来的小孩儿，快走吧，我们这里要开会啦。等到他看到我报到的证件，知道我是朱光亚的学生，就十分高兴地接待了我。”
作为国家第一个原子核的教育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名义上设在北京大学，实际上则依托中科院，由副院长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来指导筹建。研究室是白手起家，起初连办公室也没有，物研室就在钱三强的办公室办公，房间号为306。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内，他们叫“物理六组”，对北京大学则称“物理研究室”。那时候对外保密，在此的工作人员对家人与朋友，只能说在“546信箱”工作。
“这个波形很漂亮嘛！”
北京大学一直是陈佳洱向往的学府，他十分珍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以背水一战来回报老师寄予的厚望。对于这段改变自己命运的经历，陈佳洱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到北京大学后，朱老师交给我两项任务：招生和负责筹建核物理教学实验。关于招生工作，叫我到其他学校去，从大学3年级里面挑一些好的学生来。那时的风气是全国一盘棋，所以拿了国家的文件，不论到哪个学校，学校都把最好的学生送来给我挑选，这个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招生工作完成后，陈佳洱临时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接待苏联原子能专家代表团访华。于是，陈佳洱从物理研究室的岗位借调到国务院的相关办公室上班，住在北京饭店接待苏联专家。也因为这次机会，陈佳洱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接待任务完成之后，陈佳洱回到了研究室，朱光亚要求他在8个月之内，负责带领几位刚毕业的助教，筹建原子核物理教学的实验室，排出教学实验来。做实验需要有房间，钱三强就指定从中科院化学所腾出一层房间来给他们做实验室和教室。实验需要的仪器、器材，全部由近代物理所的器材室提供。没有的，就由研究室去采购。
实际上，对于原子核物理实验，陈佳洱只在做毕业论文中学到一些有关制备盖格核子计数管的知识和技术。于是，虞福春教授给了他一本英文书籍《实验原子核物理》，让他参照书上的几个实验去筹备。
那时候条件艰苦，大家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好在陈佳洱在东北人民大学的时候，排过专门化实验，打下了一些基础。但因任务繁重，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也都非常卖力。为了节约时间，陈佳洱在实验室里放了一张床，一天到晚拼命干，实在困了，就躺一会儿，醒来后接着再干。经过大家连续七八个月的奋力拼搏，终于准备出了8个实验。每个实验几乎都要用到核子计数管，所以陈佳洱专门搞了一个小车间，来生产核子计数管。各种实验对计数管的要求不同，有的是探测α射线的，有的要探测β或γ射线，还有的要探测不同粒子的符合计数。最难的是α射线的探测。α射线的射程很短，需要极薄的云母窗，才能让它透过薄窗为计数管接受，产生计数。由于极薄的云母窗难以承受大气压，于是，陈佳洱想了一个办法，在相对较厚的云母箔膜上面开个洞，再粘上一层极薄的云母膜，这样既能承受大气压，又能接受α射线。后来的试验结果也令人欣慰。
有一个实验是要做计数管的工作特性。计数管在进行了大量放电计数之后，需要有一段时间恢复，在这段时间内，它是不灵敏的，被称为“死时间”。这个“死时间”有多久，怎么显示出来，怎么让学生知道计数管有这个特性呢？为此，陈佳洱专门设计一个电路，进行试验。经过多次调试和调整后，波器上出现了“死时间”的图形。正当陈佳洱为首次得到的波形激动不已时，蓦然听到：“这个波形很漂亮嘛！”他回头一看，没想到朱光亚不声不响地站在自己身后观察多时了！陈佳洱回忆说：“当时，我有幸得到朱老师多方面的精心指导，带领几位刚毕业的助教，从无到有地排出第一套我们自己都从未做过的8个核物理实验。我们师生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心里特别惬意！”
师生各自显身手
陈佳洱所在的研究室，虽然打着北京大学的招牌，但实验楼并不在校园。陈佳洱真正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员，是在1958年陆平校长来了以后。陆平将研究室更名为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后来又改名为技术物理系。1956年，为了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想要搞加速器，用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1957年时，系里只有1台从苏联进口的25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这是胡济民到苏联去考察时，苏方推荐的。后来陈佳洱和同事们觉得它的加速能量不够高，并且发现这台加速器本来是为了无损探伤而制造的，并不适合研究核物理。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做1台适用核物理研究的，能量稍微高一些的电子感应加速器。
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到处轰轰烈烈。北京大学师生的热情也都很高，大家渴望把中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使国家强大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佳洱和几个年轻教师把学生组织起来，“照猫画虎”，竟然把1台30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建起来了。陈佳洱因此被选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建设积极分子，并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朱光亚不愧为伯乐，曾经身材单薄、名不见经传的陈佳洱，逐渐成为科坛的“千里马”。4年后，陈佳洱首次提出了开展等时性回旋加速器研究课题的建议，并得到领导的支持，这成为他从事的第一个加速器研究课题。
而朱光亚真正的大手笔是1957年后离开了北京大学，先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领导反应堆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后又经钱三强先生推荐，担任“两弹”的研制科学技术领导人。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我国“两弹”的研制工作。陈佳洱非常清楚，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被称为“纲领性文件”的《原子弹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等，都是经朱光亚亲自主持编写完成的。尽管当时的条件异常艰难，但他认真贯彻周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方针，团结诸多科学家和全体试验人员奋力拼搏，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在1964年10月16日炸响了。
当时，陈佳洱正在英国卢瑟福国家实验室作访问工作。陈佳洱回忆道：“我记得消息传来时，英国的电视立即终止了其他一切广播，播放了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两行大字。这也一下子使我成了实验室同行中的中心人物，他们一方面钦佩中国的伟大成就，同时也都想向我了解中国的核弹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那时我走在路上，感到腰板更挺了。朱老师和两弹元勋们的巨大成就，使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只有祖国的强大，才能使中国人在发达国家的人民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