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芷涯 采访、整理:陈 静
【采访前记】
王芷涯,1945年2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同年2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先后任中共上海静常区(后改为静安区)委委员,静安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秘书。1953年7月至1970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工作,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党支部书记、上海分院秘書长。
1953年初,中科院上海办事处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决定抽调各党政岗位上的、具有大学专业知识的党员干部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称之为“技术干部归队”。中科院上海办事处根据我的学历及工作经历,把我作为一名技术归队干部调到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工作,担任所务秘书。并要求在各研究所逐步建立党组织,加强各所的党政领导工作。
到海外“挖”人才,奠定现代生化研究基础
1953年7月我正式到生理生化所工作。我到科学院没有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是去做党的工作,也就是怎么去认识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怎么爱护和使用他们,帮他们创造科研条件,让他们在科学研究方面为祖国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面临的是如何适应科学院的科研环境及融入这些知识分子中间的问题。我到该所时,该所已有归国留学生王应睐、冯德培、沈昭文、曹天钦、邹承鲁等。他们研究的项目及业务情况的交流在他们看来是基本常识,然而对我这个化学系毕业的大学生来讲觉得高深莫测,很难听懂,甚至有一种恐慌心理。当时党组织要求我们在政治思想上要主动关心帮助科学技术人员,业务上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尊重他们的职权和意见,并真诚地为他们服务。我了解到他们当中有些是解放后在祖国的召唤下,不顾艰难险阻,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报效国家,如曹天钦、邹承鲁等,从心底里也非常佩服和尊敬他们。那几年中,我结识了许多留学生,一面向他们学习,一面为他们服务。我与他们相处融洽,直到现在偶尔相见,仍感到十分亲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大大激发了早期归国科学技术人员振兴祖国报效祖国的激情。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王应睐(英国剑桥大学毕业,1941年获博士学位。抗战结束后回国)就感到,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业可以为发展祖国生化事业作贡献,并深知搞科研最重要的是学术带头人。而在解放初,生理生化所的生化部分只有一个研究小组,仅有7人,只是在酶学方面进行一些零星的研究。要想加快科研发展,跟上世界步伐,早出科研成果,需要引进一批在国外有成就的留学生到科学院来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他们为骨干,逐步培养一支我国自己的生物化学专业队伍。1951年至1952年,王应睐已从海外“挖”来了几位优秀科研人才,如剑桥大学博士、酶学专家邹承鲁,剑桥大学博士、蛋白质专家曹天钦。
我到生理生化所后,得知王应睐的想法,就请他出面写信争取在国外的留学生回国。王应睐做争取工作有个原则,就是请回的人一定要在业务上是很拔尖的,专业对口,能出成果。在我们和王应睐的积极争取下,1954年请回了剑桥大学博士、维生素专家张友端,1955年请回了毕业于美国西部保留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已在美国工作的核酸专家王德宝,1956年请回了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别克莱大学工作的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1957年又将从比利时回国后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宇动员到生理生化所。就这样,生理生化所逐渐拥有了一个包括酶、蛋白质、核酸、代谢等领域的研究体系。
对归国留学人员的工作安排是根据他们的专长分配到各个对口专业的研究小组,而且一般都是延续在国外进行的研究工作,发挥其特长。当时开展的研究项目是由他们本人提出,经所务会议讨论列入年度计划上报中科院的。如王应睐的琥珀酸脱氢酶研究,邹承鲁的酶动力学研究,曹天钦的肌肉蛋白研究,王德宝的核酸研究,张友端的维生素研究,周光宇的微生物代谢研究等。这些研究领域都是他们自己原来就有研究基础的,他们写的科学论文也曾发表在世界各国的杂志上。
这些归国留学人员积极承担起生化所学科建设的重任。1956年生理生化所已有两个研究大组和7个研究小组。一个大组是生理大组,下分电生理、脑氨代谢、消化生理、神经组织4个小组;另一个大组是生化大组,下分酶、新陈代谢、蛋白质3个小组。每个小组4至5人,后来发展到20人左右。每个组都是有一个梯队的。当初分为研究和技术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另一个系列是见习员、技术员、技佐。我记得,研究所中主要骨干和高级研究人员全是归国留学生。到了1958年生理生化所分所后,生化所已经建立了蛋白、核酸、酶、代谢、放射等5个研究室和一个研究组,曹天钦是蛋白研究室主任,钮经义是副主任;邹承鲁是酶研究室主任;王德宝是核酸研究室主任;沈昭文与周光宇是代谢研究室正副主任;张友端是放射研究室主任。他们对本部门的研究工作起着决定作用,有的负责筹建国内没有的新的实验室。
就这样,现代生物化学研究的框架在生理生化所搭了起来,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学科和人才基础。1958年,在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沈昭文、张友端、王德宝、周光宇和徐京华(不是归国人员)等9名研究员的带领下,老、中、青三结合,开始了艰苦的基础科研工作。1960年,由于种种原因重新组建,以王应睐、曹天钦为总指挥进行“大兵团作战”,集中力量搞胰岛素的人工合成,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天然胰岛素的折合工作,为全合成牛胰岛素铺平了道路。
精心服务,全力支持科研人员工作
科研经费是保证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归国留学生到生化所开展研究工作,科研经费都是保证的。当时国内科研条件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他们回国后要开展什么研究工作,只要自己提出研究方案,科学院就会尽力支持。这些科研经费都是中科院直接拨款的,包括仪器设备的添置,图书杂志的购买,办公条件的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我记得1960年前,我们的经费好像是50万元左右。如1958年是35.1万元,1959年是59.1万元。到1960年我记得申请了167.1万元,翻了一番还多一点,那时候已经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了。当时分院专门有一块外汇经费,主要用于进口国外的先进设备,如1962年申请经费79.8万元,其中25.2万元用于国外订货。
为了了解世界最先进的科研信息,分院的图书馆订阅了大量的进口杂志和书籍。生化所的这些归国留学生看国外图书、杂志是非常积极的,总是在第一时间内就抢先阅读。以此了解了当时世界上研究生化的最新信息,知道哪些领域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突破等。在了解了国外的最新研究动态后,由他们提出需要引进的仪器设备,再由分院进出口办公室具体办理引进设备事宜。我记得,尽管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但为了搞科研,进口的高档仪器设备还是比较多的,国家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为这些归国留学生提供较为先进的仪器设备,确保科研项目的研究能够顺利进行。另外还为每位归国留学生配有专门的实验室。
有了经费和设备还要配备年轻的助手,以保证研究工作的开展。生化所专门给归国留学人员配备助手。每个归国留学生的助手至少配一个,都是由王应睐分配的。当时,科学院招来的研究生还能指定由归国留学生当他们的导师。生化所第一批招收进来的研究生李载平(北京大学医学院考进的研究生)就指定曹天钦当他的导师。王应睐还把他自己的助手彭加木给曹天钦当助手,因为彭加木的物理化学非常好。配给邹承鲁的助手是伍钦荣,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业务非常好。周光宇也招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后来都成为生化所的骨干。除了配给研究生当助手外,还配备技术人员及见习员等。
为保证归国留学人员能够集中精力于科学业务工作,生化所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61年7月发布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明确要求保证研究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我记得,针对当时过多的政治運动,生化所就是政治学习也都安排半天,甚至有时安排在下班以后,这样就确保了科学家的主要精力和工作时间用于研究工作。王德宝就在一次参加留美家属联谊会成立会上介绍说,我现在在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进行科学研究,研究的条件很好,工作得很愉快。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还注意解决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科学院在保证归国留学生的必要工作条件外,在生活、住房、工资待遇上也给予了相应的保障。如曹天钦、邹承鲁回国后,科学院就分给他俩一套房子,是独用公寓,日本式的,在建国西路上。后来分院又帮他俩调整为一家一套独用公寓。王德宝、张友端到科学院后也分到一套住房。他们的住房条件比我们好。工资待遇方面也比一般的研究人员定得高。我记得冯德培是特级研究员,工资是363元。王应睐是一级,曹天钦、邹承鲁、王德宝、张友端是四级,周光宇、钮经义是五级。当时级别是根据他们的专业水平,由各研究所所长提出,上报至中科院批准。
为了让归国留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我记得当时在320号中科院内,单独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好像是在1954至1955年成立的。还成立了学习委员会,由冯德培任学习委员会主任。参加的人员有:各所的所长、解放前后从海外回国的留学生。如冯德培所长、王应睐副所长,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朱洗、植生所的罗宗洛、药物所的赵承嘏等。中科院华东办事处领导李亚农、王仲良均亲自参加学习会。当时这些归国留学生也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条件和氛围。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多,各所高级研究人员单独编组,集中学习。每周六上午保证半天的政治学习,结合当时形势主要学习有关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情况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等;20世纪60年代,结合形势主要学习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如上海召开的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精神,《1960年至1967年的科学发展纲要》,《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等等。
那时就强调,我们这些党的干部要为科学家服务,要保证科学家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只是跑腿的,不是领导。特别强调不要指手划脚,不要以领导的面貌出现。我们的工作就是不要干扰他们的工作,要帮他们拎皮包,为他们打电话,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尽量满足。我记得有一次冯德培让我帮他打个电话。当时会议很多,要他去北京参加一个会,他认为是干扰他的工作。我就去帮他打了个长途电话,请了假。他高兴得不得了,并说:“王芷涯是我的保护人”,因为保证了他不中断他的研究工作。
发挥党组织作用,积极培养科研人才
1953年我刚到科学院时,就听说原中央研究院只有两个半地下党员(其中一名为候补党员),军代表李亚农来接管时,连一个通风报信的党员都没有。所以上海刚解放时,党在这些研究所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我们要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工作十分艰难。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必须团结好这批老科学家,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又要不断加强壮大党在研究所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初,生理生化所当时只有两名中共党员,一位名叫杜锦珠,是研究实习员,是解放前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在邹承鲁一个室里。另一位名叫陈远聪,他是邹承鲁、曹天钦合用的一名技佐,是四川来的归队干部。这两位党员都在留学生的身边,对我全面了解留学生的情况是有帮助的。1958年7月,生理生化所划分为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我担任生化所的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杜锦珠是组织委员、李载平是宣传委员。党支部的主要工作是做研究人员的思想工作,为科学家服务,尤其是对留学归来的科学家,帮助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并协助解决实际问题。1961年8月,中科院扩大会议通过的“七十二条”又特别强调行政领导,行政人员要牢固树立为研究所服务、为科学家服务、为科研第一线服务的思想,以提高行政管理及后勤工作的水平。
1956年9月,根据中央及市委指示精神,中科院上海办事处党委制定了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规划,定出年度发展计划,排出发展名单,并将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归国留学生曹天钦等发展入党。1958年发展所长王应睐入党。王德宝、张友端“文革”后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海分院的各所都非常重视在加强基础研究中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尤其重用和培养解放初期的留学归国人员。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在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等归国人员共同努力和其他单位通力协作下,历时六年克服无数困难获得成功的,大长了中国人民志气。与此同时,在他们领衔和指导下,为祖国培养出一批刻苦钻研、有一定水平的中青年专家,逐步成为发展祖国科研事业的栋梁之材。如曹天钦所带的研究生李载平,是国内最早开展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研究的科学家之一,1995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解放初进研究所的研究生龚岳亭,在沈昭文、钮经义领导下,多年从事代谢与多肽的生化研究,是1965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研究组B链合成的负责人之一,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1964年分配来的大学生洪国藩,长期在王德宝的领导培养下,在我国DNA研究和基因组科学方面做出了贡献,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采访整理者单位: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