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底层社会的建构过程是多种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主体身份确认、建构和类别化的过程。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的过程体现在: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与代表传统文化的传统乡村的脱榫及自我认同的文化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的隔离与自我认同的重新定位,个人认知结构、语言结构和方向感的丧失以及感受到的认知紧张和情感压力;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过程则体现在: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抗争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实践与再生产过程,即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一种弱者或在边缘建立的认同、一种“主体性空间”边界的建构策略与自我认同建构策略的过程。
关键词:底层社会;自我认同;农民工;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5-074-06
底层社会是基于社会结构研究范式解释社会秩序的一个概念,意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分层结构最下层的群体,他们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不断面临生存生态恶化所带来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理解底层人群的社会心理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农民工的经验,以自我认同作为考察农民工底层社会建构的社会心理变量,试图说明底层社会如何经由结构主义实践、作为主体性行动策略得以不断建构和再生产的过程。
一、自我认同:底层社会建构的社会心理过程
自我认同是建立在“自我”主体性基础上的一种对自己个性品质的知觉或自我概念的生成方式,强调自我意识的心理过程或心理机制,即社会分类或分类的知识建构如何被吸收、内化为主体身份,进而完成自我的确认。自我认同是在社会分类基础上通过主体性建构的结果,即在社会分类或话语框架中完成自我主体身份建构,实现自我的社会认同,更多的是回答“我是谁”的困惑,或者说“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曾经是谁,我现在不是谁”。认同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把认同置放到现代性语境中来思考是现代社会学者比较感兴趣的事实,理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之路,需要对现代性语境中的自我认同的结构性要素、逻辑内涵以及共同的话语有一个框架式的理解。
自我认同问题的提出源自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对于自身生存状况及生命意义的深层次追问,“认同是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注:[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 2 页。)。艾里克森把认同概念引入到心理发展过程,关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把认同看成是在叙事形式上正在进行建构的过程,在叙事这个概念下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是不可分离的,认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它是一项事业和实践,而不是道具(注:Erikson E.,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New York: Norton,1959,p.123.)。哈贝马斯则从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关系来叙述自我认同内涵,强调人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强调人的系统(社会化的人)和社会系统在结构上的共生性;强调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注:[德]尤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不应把认同……看作一个事物,而应看作‘关系与表述的体系’……维系一者的认同是……一个持续重组的过程,而不是个己知物,在此过程中人们一再纠缠于自我认同和确认差异这两个构成元素……认同被看作是动态的、自然发生的集体行为。”认同事实上是一个现代性现象,“现代性生活的社会力量往往是一种导致不稳定力量和从根本上进行摧毁的力量,它摧毁了人们从以前生活中获得的一种意义感”(注:Joseph E. Davis,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Transactions Publishers, New Jersey, 2000,p.185.)。吉登斯从现代性及其影响入手,将个体置于断裂性、动态性、风险性、连续性和关系性的现代情景之中,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的成员是如何变得日益焦虑、恐惧、烦躁、缺乏信任与安全感,如何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建构自我认同的一种新机制,以帮助人们通过自我认同实现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化 (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2页。)。
根据以上自我认同的解释,自我认同变量与底层社会的解释框架表现为:一方面,强调社会化的人和社会系统在结构上的共生性,即体现为一种结构主义实践的逻辑。自我认同始终围绕着各种社会结构上的差异轴(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国家、地域和身份)展开,其中每一种差异轴都有一种社会力量向度,人们通过彼此之间的社会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社会性建构和类别化。另一方面,以自我认同为理论变量解释底层社会的建构,是强调行动主体在流动过程中的主体性行动策略与自我认同重新定位的过程,也是强调如何经由自我认同建构,生产和再生产底层社会的过程。自我认同是指底层社会中的人在底层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同一性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经由社会和行动主体个别化过程而建构以及对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包括个体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影响的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造自己的生存生态,实现自我认同,不断跨越“边界”和结构的宰制,不断开拓个体的多种“可能性”的过程,同样也是底层社会得以建构和再生产的过程。总之,以自我认同作为考察农民工底层社会建构的社会心理变量,来阐明底层社会之产生、发展和维持的种种机制,关系到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日常生活情境,也关系到如何实现社会融合、实现农民工在城市得以发展的问题。
二、底层社会的建构:自我认同与结构主义实践
探讨自我认同,必须考虑的是“我是谁”、“我是否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我是谁”的困惑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存在性”的结构性问题,“自我存在的社会建构和结构化”的过程。形成归属感的基本条件是在自己生活的空间中能够拥有“公民权”,而农民工在城市中被剥夺了与分配资源或获得权力息息相关的“城市市民权”,他们往往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农民工的自我意识的困惑,来自一种“正当性认同”被“悬置”和拒斥,这样,农民工只能游离于种种主流的社会力量之外,被形塑为“非理性”的存在,农民工只能在负面的社会结构下建构自我与秩序。
首先,底层社会建构体现在制度的结构性安排和底层身份认同得以建构的双重过程。要解释农民工认同力量的生成,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寻找诠释架构的元素,联结制度变动的宏观过程,即与一种强加的排外“意识形态”有关,然后解释这种外在的结构性事实又是如何经由农民工日常生活实践被内化,铭刻在农民工的身体和行为中,构成了自我认同和底层社会建构的结构性力量。“认同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注:[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制度安排体现在对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社会身份的否定,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类别,是社会制度安排和城市公共政策决策不断予以建构的结果,凭借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管理系统、劳动部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系统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市民”之外,规定农民工为“非城市市民”,使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类别被有意或无意地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实现个人身份认同,无法获得一种“合法性的认同”。中国的户籍政策,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还决定了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和资源获取能力,政府利用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决定了农民工只能是“随时”准备回家的一个“无根漂泊”的群体。农民工体制外的社会身份,使之变成了社会的“弃儿”和驱逐对象,这种畸形的社会身份结构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困境,从而处于一种被剥夺了集体表象和身份认同的两难处境,从制度到自我认同的困惑,体现了底层社会得以建构的外在结构性力量和内在的社会心理过程的双重逻辑,这便是结构主义实践的逻辑。
其次,底层社会建构体现在与传统文化结构上的断裂以及由其带来的自我认同结构中的文化缺失。在异质文化激烈冲突或急剧变迁的时代,往往易产生道德身份和自我认同危机,人们在进行复杂且通常又相互冲突的亲疏远近的交往中,需要突出自我或群体,来自城市文化的成分通过诋毁(denigration)、污蔑(vilification)或理想化的方式将农民工程式化时,农民工便会强烈地觉察到从外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道德身份。源于个人的身份标志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从属地位的象征以及受到歧视与压制的各种负面体验,农民工所居住的空间更像一个充满怨恨、空虚、希望渺茫的游戏空间,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一个复制了褊狭的老乡观念和传统封闭落后的思想的社会。农民工,由于不是“城市市民”,并没有融入本地社会当中,反而致力于建立一个脱离城市、同质性的老乡圈。尽管农民工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空间,但个人还是分裂了,个人的被分裂和认同的丧失带来的是个体的痛苦,“对这种痛苦的感受将愈来愈强烈,因为一方面贫穷、不安全感和被社会排斥的社会现实使两种世界的沟通愈加困难”,“另一方面因文化的分裂将波及所有那些既不能与成功的世界又不能和传统的世界同一化的人”(注:[法]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狄玉明、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6页。),这种认同上的分裂,对农民工来说,并不是一种因特殊情况而产生的病症,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寄寓的社会空间或接触的文化完全失去了乡村本应有的内涵和作用,不能再成为他们精神的“家园”,而是造成他们日常生活中实质上的文化空缺,成为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 在乡村,人之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与邻居或家庭的和谐相处中获得意义和价值,但由于上述紧张、疏离和脱节的存在,导致了“意义的丧失”、“视界的模糊”、“对无意义的恐惧的困境”(注:[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反映到个人身上,就形成了各种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造成理想与现实的严重冲突、内在精神生活与外在环境生活的脱节以及人的身份的多重性与整体性要求的分歧,产生困惑、迷惘、沮丧、孤独、空虚、无助等等心理体验。从文化结构的紧张和断裂到自我认同的困惑,同样体现了底层社会得以建构的外在结构性力量和内在的社会心理过程的双重逻辑,这同样也是结构主义实践的逻辑。
第三,底层社会建构体现为一种社会认知结构、社会语言结构与自我意识的社会心理建构。即体现为身份的认知结构紧张、话语结构紧张,也体现为把这种认知困惑反馈到参与者的理解和自我意识之中,产生一种新的认知结构和情感压力。G.H埃尔德在解释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们提出,“自我意识和意象角色的扮演,代表了对令人恐惧的、新鲜的或者异变的情境的适应,在这种认知情境中,他人的行为和态度是未知的,或无法预测的,与不确定性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紧张感”(注:[美]G.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身份认同焦虑”是指身份的不确定性,即人和其生活世界联系的被意识到的障碍和有关生活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认知、行为和心理的冲突体验。身份的焦虑源于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困惑、不安和惶恐,也源于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性焦虑,一种源于不安全感的漂泊与孤独感。农民工不只是由于体制性的社会排斥游离于城市居民的边界之外,而且由于他们长时间脱离原来家乡的社会环境,对家也产生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对家庭的认同也日趋减弱,逐渐形成一个游离于城市和农村家乡之间的“独立社会单元”。在话语结构层面,农民工来到城市后,传统熟悉的乡音不再存在,面对融入地语言的那种语调和交流方式,他们失去了表达自己的最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因语言问题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冷遇,主流社会的看法进一步强化其建立独立认同的选择,包括文化壁垒、结构性的弱势地位、“他者”错识,这是一种认同危机的处境,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
最后,底层的社会建构体现在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与自我认同的困惑。由于在城市中,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遭受社会排斥,存在一种排斥性壁垒,农民工参与的社会活动多以局限于老乡或建基于传统的那种血缘或地缘关系,交往的圈子亦多是与自己相似的农民工,参与的活动多以老乡之间的可接触“生活半径”为主,大都集中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且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愿性的隔离区”或自我交往的封闭群体。这样,农民工在城市中由于体验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冷漠、疏离,以及这种冷漠和隔离导致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空间边界被关闭。“在一体化社会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就是被孤立和被抛弃。在我们的文化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就是主体的崩溃和主体的丧失,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遭受到了破坏,再没有什么来对市场与社群或种种推进之间的矛盾效应加以滤除,从而使个体走向消沉”(注:[法]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狄玉明、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9页。),在不同的空间中,人与人之间不是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而是关系冷漠、相互疏远,接触的是一种身份上的不合理存在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社会歧视,缺乏认同所需要的基本的精神归属感、本体性安全和温暖幸福的心理体验,个人对社会和他人充满了“敌视”,在这种缺乏团结、宽容、互助、内部和谐的良好的外部环境的社会关系背景中,出现自我认同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中,存在一种明显的城市市民、城市管理者、国家、社区和农民工的“紧张”关系,使得农民工不能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城市中一个边缘化的“他者”,一种边缘人的缺乏自我认同的处境与身份。底层的社会建构体现在农民工群体社会关系内部也难以建立一种可以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情境。
三、底层社会的再生产:自我认同与主体性行动过程
底层社会的建构同样是农民工作为主体行动的过程与自我认同建构的过程,体现了结构的二重性逻辑,即通过个体的行动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底层社会的建构,是主体性行动策略与自我认同重新定位、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是通过主体性空间的营造不断实现一种底层防御性认同的过程;是一种弱者或在边缘行动建立底层认同的过程,即一种弱者的主体性建构与底层社会得以再建构的过程。
首先,底层社会的再生产是农民工在城市中主体性行动与自我身份建构策略选择的结果,涉及了自我认同建构与个体行动的过程、底层社会不断被其行为建构与再生产的过程。 认同是指社会行动者自我辨认和建构意义的过程,主要是奠基于既定的文化属性或一组属性上,而排除了其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参照点。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包括跨越时间和空间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也包括跨越传统文化特质建构意义的行动过程。同样,身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由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过程。(注:Paul Gilroy,“Dia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Kathryn Woodward ed., Sage Publications and OpenUniversity,1997.p.301.)“身份”更多地是考察那些在明显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的裂缝之间漂移运动的“主体”——移民、亚文化成员、边缘群体——所必然面临的生活重建经验。
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用品和食物的变化等实际问题,而且是关于“我是谁”的问难。在乡村,人们是通过与家庭、邻里、生活群体、同乡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来构建自己身份,而在城市中,与传统的社区文化突然发生断裂,变得枯竭、解体、失去魅力,人们不得不通过与陌生人的交往来构建自己的身份,从异质性交往中获得自己的社会角色模型、言行举止的模仿对象及奋斗目标。“每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注:[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后记》,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9页。)。如果我们不去诊断背井离乡的农民工群体固化的身份本身,而是将身份视为不断变化动态性的连续体,将农民工背井离乡的能力视为“创造性地建构他们历史”、“主动建构他们的归属感”的依据,是根据多重空间和多种目的而主动规划建构的从属感,我们就会有一种新视界,我们就会重新理解“家园”的概念,即“家园”是包括了实践、回忆和传说的整体,是某种在一个“移动的世界中”随着移民和放逐而具有地域多重性的空间概念,是一个从事生产的地点,是一个重新凝聚亲情和情感的地方,是一种意义的重新构建,是一种重新确定他们的身份和与新地方关系的意义上的新身份。这种新视界无疑将有助于重新思考农民工群体如何在非固定的土地上,在非固定的社会关系中重建他们“家园”的能力,即建构底层社会的能力。
其次,底层社会的再生产可以理解为一种“主体性空间”边界的建构策略与自我认同建构策略的过程,即通过空间边界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使底层社会得以再建构。外在于人的变动的市场现实、新的生存方式、异质性的生存体验空间会打破固定的自我认识,打破人们基于传统地域的认同感、家园感和归属感。农民工在城市中所感受到的市场和经济的变化无常与冷漠冲突、传统的理想的家园与劳作的现实之间的冲突、生存空间与合法性身份的社会对抗,倾向于利用自己对已知事物的认同来对抗未知的、难以控制的风险,这是基于保护自我的一种“防御性认同”,或者说是一种“拒斥性的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 “拒斥性认同促成了公社或社区的形成,这是我们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认同建构,它建构集体的抵抗力量以对抗无法承受的压迫,通常,认同以从历史、地理或生物等面向能够清楚界定而划定抵抗的边界为基础……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注:[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这种认同表现为农民工通过空间边界的营造,从城市空间中自愿隔离开来,集中到城市边缘区、被遗弃的老城区,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与城里人交往,囿于习惯性的同乡交往而拒绝突破这一交往圈,形成自我隔离状况。将自己置于私隐的、避开“外界”眼目的秘密飞地里,或者暗藏在个人心灵居所的地窖里,暗藏在那个半意识或无意识之中,这种行动的后果就是,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心-边缘的话语支配权,其力量在于对这种支配权的破坏和挣脱,主观建构一种虚拟的、不受中心边缘限制的地域,使得他们不得不承受被边缘化所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虑。这也同样具有一种新的空间隐喻,即农民工又是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交流和联系的方式,谋划先前的期望与压抑、机会与排斥,不断逃避城市化理性话语的压制,逃避抽象的城市冷漠和无助,重建新社会空间来改变认同感、家园的意义、归属和权利,来重新寻求一种社会意义。
事实上,农民工并没有建立一种理论框架中的认同实体,只是存在一种新的认同正在被建构的事实,这种建构,不是回到传统,而是运用传统的材料在一个陌生的空间中形成的一个暂时的、可以寄寓的临时性空间存在。这个空间只是农民工在不能融入城市时的一种追求意义与认可的根本架构和基本来源,作为获得意义与认同的基础,以与其他群体区分。这样,对建立在传统乡村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自我认同进一步在城市空间中扩大和复制。这些群体建立了自己的新的地缘性空间,并且以此形成了各自的身份认同,加上在城市中所遭受的社会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源于城乡二元结构上的文化壁垒和结构性的弱势,促成了这样一种寄寓在城市空间中的新的“认同关系”,这种认同关系已经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基于血缘、地缘上的身份认同关系。王春光认为,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原来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加之在城市社会遇到的制度性社会排斥,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化”的建构,从而形成“底层”的社会认同。(注: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最后,底层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是作为社会弱者在边缘建立自己生活世界的过程,即一种弱者的主体性建构与弱者的认同策略选择的过程。认同不仅意味着对自己形象地位的某一固定的认识,更是包括对生活叙事、对闯入自我感的他人生活的一种认可,城市作为一种不同于乡村的表征现代生活的一种文化意象,为农民工提供了羡慕、希望、冲动的对象,提供了他们生活格调层面的可供复制、仿效的母本,但同时它又是一种具有压制功能的意象。农民工的生活目标的设定以及在城市中生活原则、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基本上是以农村、农民为参照的。他们往往将城市市民称为“他们城里人”,而称自己为“我们外地农民工”,他们更多是认同自己是城市的“局外人”,或直接说自己是“农民”,更多接受自己的原来的农民身份。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解释,可以说是一种弱者的话语系统。“弱的认同意味着恪守某一自我形象,缺乏随环境变化而修正生活故事的能力”(注:[英]理查德•森尼特:《街头与办公室:认同的两种来源》,载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编《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达巍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9页。),这样在农民工的生活世界,我们会经常听到作为弱者的话语:“我经常感到自己不如别人”、“由于贫困,我不愿与人交往”、“经常有孤独无助的感觉”、“我感到自己改变不了贫困的命运”,等等,这些话语反映出他们所具有的自我认同困境:较低的自尊心、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冷漠的人际交往观、孤独无助感、压力感、宿命感和不公平感。这种认同也是一种在边缘建立的认同。农民工往往居住在城市环境最差的地段,如城市边缘区、老城区或者生存环境恶劣、与城市隔离的城中村,在那里,住房、供水、排污、卫生条件极差,呈现为住房破败,街区凋敝,残损严重,布局与设计不合理,缺乏通风、光线和排污设施,对居民的安全、健康和道德构成威胁;各种疾病、犯罪与社会问题也最突出,那里的农民工与城市中的贫困者一样被隔离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的“孤岛”上,形成了城市中新的底层社会。
(责任编辑:薛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