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邓小平执政方式建设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持有相同的立场、共同的着眼点和一致的追求。同时,由于党执政环境时代的变化,毛泽东、邓小平的执政方式建设思想在环境的影响、道路的选择、形成理论的侧重点等方面又呈现差异。认识这些,对今天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执政方式
[作者简介]张永刚,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610031
[中图分类号]A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0-0015-06
历史不能割裂。执政方式问题是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之一,作为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与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理论主张。本文通过对二位伟人执政方式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力图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渊源的新维度。
一
中国共产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执政,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虽然其间有过失误,但毛泽东依然为此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使我党执政方式的理论体系初步得以形成。归纳起来:
(一)在党政关系上强调党、政之间的非隶属性,反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政关系问题是执政方式建设的核心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型政党,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立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现象,认为“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毛泽东指出“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他进一步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42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个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再次强调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更加关注党政关系问题,1951年2月,在《河北省委关于改善领导方法的决定》的批示中,毛泽东指出党委应主要掌握全面工作、政策的领导,凡属政府日常的工作统由政府部门办理。同年11月,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和组建党委会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党政之间不是隶属关系,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在政权机关中由担任公职的党员发挥作用来实现的。如果把党对国家的领导看作是直接执掌政权、管理国家,实际上就否定了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这是对执政党地位的错误理解。
毛泽东反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做法,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呢?对此,毛泽东强调两个方面:其一,以党的示范作用实现党的政治领导。毛泽东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建议。”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内部团结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向群众学习的模范;清正廉洁、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实事求是、远见卓识的模范。其二,通过党团员进入政权机关实现党的组织领导。毛泽东认为党的主张应通过政权机关里的党团员组织转化为政府行为,而党团员进入政权是关键。为此毛泽东强调选择精兵强将,认为“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同时要求“保持党的高度统一,在政权系统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服从党委和党团的决议、决定与纪律”。
(二)在民主执政上要求处理好党内、党与人民、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毛泽东的民主执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处理好党内、党与人民、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首先,党内关系。毛泽东认为党内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基础,没有执政党党内民主的保障,民主之路永远是个死胡同。在毛泽东看来,影响党内民主的首要因素是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为此他号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要求在党内坚持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颂德等六项建议。其次,党与人民关系。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应服务人民。他很早就提出了群众路线,认为没有人民的支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就不能得到巩固。而获得人民支持的途径就是要促进人民民主。为了实现人民民主,毛泽东强调群众监督的作用,认为“群众监督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良药”,并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政党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最后,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建立和初步完善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针对党内有的同志存在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示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证明政协是需要的,它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毛泽东还重视民主党派的监督和舆论监督,他认为“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政府就不行”。
(三)在依法执政上强调通过法律途径保证党的领导。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他就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人员公约》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等法令和条例,以确保政务人员能够依法行政。全国解放后,他又领导制定了《共同纲领》《宪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同时把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和一些重要的法治精神写入了《宪法》,为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改善提供了法律依据。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重新制定了有关国家机关的一批重要法律,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机关上升为法律意志,对党从依靠实施政策来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逐步转变到依靠法律来实现党的执政方式奠定了法律制度基础。在制定法律的同时,毛泽东十分强调法律的执行,主张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要求做到执法必严,确保法律的实施。薄一波曾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
二
邓小平对党的执政方式建设问题也始终高度重视。早在1941年,他就在《党的生活》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指出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这已显示出他的民主执政思想。全国解放后,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国执政,此时党该以什么方式执政?邓小平与其他领导人一样积极进行探索。1950年,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报告中,他提出:“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这显示出他对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的合法性的思考。1956年前后,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党不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应有的界限。这反映出当时他已对党政关系高度关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国家的建设步伐。在随后的十年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蜕化为“政党取代”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内,党内权力又高度集中于个人身上,国家缺乏民主和法制,导致公共权力的运作和社会生活均缺乏应有的秩序和规则,致使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根本任务,对党的执政方式作出了深刻的思考。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86年前后,他又多次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邓小平执政方式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党执政方式。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始终予以坚持。“文革”结束后,面对当时国际环境由战争向和平转,国内经济社会由于阶级斗争而受到极大破坏,特别是党的领导地位因“文革”而受到冲击的局面,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认为十年浩劫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丢掉了实事求是,因此他号召在看待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并强调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算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命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里邓小平显然是在告诫全党:时代发生了变化,不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谈党的建设、谈执政方式的转变和完善显然是没意义的。
(二)以改革开放的视角看待党的执政方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建设指南,也是新时期探索改进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理论基础。邓小平认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应探索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这一关键问题。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党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立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不仅从国内,而且从国际来看待党的执政方式建设。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虽说不好,但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认为在此方面,我国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邓小平进而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可见,邓小平在探索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时,持的是开放的态度,主张借鉴西方国家政党的执政经验,大胆“拿来”,并把它们改造成适合我们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三)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党的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方式是否完善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到党的执政合法性,因此应有一个衡量标准。1992年,邓小平提出了衡量人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这也应是衡量党的执政方式建设是否合理的标准。“三个有利于”中最根本的、首要的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在这个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是最关键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更,进而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中国要尽快摆脱贫穷落后,尽快走向现代化,一切改革都要有利于促进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个有利于”标准,把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作为“三个有利于”中极为重要的标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先进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活动的唯一宗旨和根本出发点。邓小平提出的这三条标准,充分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符合党的执政方式建设的规律,党执政方式建设应把这个标准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做法都应坚持和推广,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做法,都应当坚决改进或革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党的执政方式建设同经济工作的最佳结合点,才能把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以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把握党的执政方式。邓小平是从国家政治发展的大格局来看待党的执政方式。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前后,他又多次指出“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改革的内容,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在邓小
平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绘出了政治改革蓝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这里,邓小平显然将党的执政方式建设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视野,概括起来:其一,在党政关系上强调各司其职、各就其位。邓小平一贯反对以党治国,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党政分开,二是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明确提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必须改变。他深刻地指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样“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性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应该是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宏观领导,不是事无巨细的介入政府的活动中。其二,在党群关系上强调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工具”角色。邓小平始终从“工具”的角度来定位中国共产党,认强调党应该是社会组成要素间沟通的桥梁,是社会与国家能量转化的中介。邓小平认为党的工作在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并反复强调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其三,在党内关系上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动摇。邓小平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理想的党内生活模式,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质上是要正确解决党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党的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以及领袖与党的关系,目的是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为此他要求:适当划分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职权范围,重申党章草案中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级关系的三项规定,坚持党的集体领导。他指出党的任务是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其四,强调法制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邓小平明确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
三
作为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执政方式建设思想是一脉相传的,但也存在着创新和发展。厘清他们执政方式思想中的共性和差异。对今天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执政方式建设思想的相同之处
第一,立场相同: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是站在服务于人民的立场来思考党的执政方式建设,他们认为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建设目的都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毕生致力和追求的人生准则,为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党,他要求全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把它写入党章。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邓小平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理想和追求。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党内一些党员公仆意识淡薄、忽视人民利益、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邓小平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继承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论何时都要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第二,着眼点相同:建设一个强大的党。毛泽东与邓小平都认为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裕需要有党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他们在思考党的执政方式时所持的共同观点。谈及中国革命,毛泽东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1957年,他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邓小平在1979年也深刻地指出:“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为此,他们围绕着改进党的思想作风、提高执政本领、健全领导体制、完善工作机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图把各级党委建设成为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使党能够担当起肩负的历史使命。
第三,最终追求相同:引领时代,实现国富民强。在毛泽东、邓小平看来,党之所以要不断改进执政方式,最终目是领导人民实现国富民强、民族复兴的梦想。党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为其使命,但毛泽东与邓小平十分清楚,我们的国家人口多,底子薄,面临的经济建设的任务相当艰巨和繁重,要把中国领导好、建设好、发展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就要求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只有如此,党才能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二)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执政方式建设思想存在的差异
第一,受环境的影响不同。作为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与邓小平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很大不同。毛泽东的时代,革命与战争是当时的主题。国际上帝国主义与各种反华反共势力对中国实行长期封锁和包围。在国内,新生的红色政权面对多种挑战。此时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一切都靠摸索。严峻的形势使得毛泽东更多的从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角度去思考党的建设,设计党的执政方式。邓小平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环境的主题。当时国际形势明显缓和,特别是“苏东”巨变后,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同时,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各国政府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而此时,“文革”使国家境况变得更加糟糕,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为人民的普遍要求。基于此,邓小平在考虑党的执政方式时,重在什么样的方式更加有效,更加合理,使党能够团结、带动人民加快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以增强我
国的综合国力。
第二,选择的道路不同。毛泽东选择的中国发展道路是计划经济模式。经济作为基础,必然决定上层建筑的运作。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在政治体制上采取高度集权的党内领导体制。195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规定:“政府各部门……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同时,毛泽东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要求保持党的高度统一。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选择的是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发展市场经济就要求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要求,具有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为此邓小平指出要完善党领导的体制和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理顺党政关系,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不能包办一切,党主要把握方向,管大事,同时要有适当的权力分配,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
第三,形成理论的侧重点不同。上述差异也导致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执政方式建设思想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色彩。毛泽东是从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来强调党的执政方式建设,因此,他在党内抓政治思想教育多,抓规章制度建设不够;搞政治斗争、群众运动多,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由于未能从制度上、从体制上高度重视和解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的问题,最终发生了“文革”,酿成了他晚年的悲剧。当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形势已大不相同。此时开放改革、发展经济也成为人们的共同要求,作为对人民诉求的回应,邓小平选择了改革开放,主张用改革开放的理论引导国家的运行。在党的执政方式建设上,他不仅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更强调制度建设和党内纪律的完善;他力图从制度上规范党与政权的关系推进到从体制上来约束党与政权的关系,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革进入到体制调整阶段,从而更具操作性;他把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转人选拔任用的任期制,为民主选举的执政机制创造了条件,用民主和法制取代个人集权和人治,奠定了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的基础;他放眼世界,在党的执政方式的建设上主张大胆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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