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谈到拙朴厚古一路的汉碑，首先令人称赞的是《张迁碑》，而同样为汉碑中的精品的《鲜于璜碑》，不常为人所推崇。此碑沉雄严整，方劲朴茂，厚拙古辣，其风格与《张迁碑》近似，尤其是此碑的碑阴。碑刻一般是古代书手先写，然后刻工上石凿刻而成。历经近两千年的岁月变化，此碑昔日原貌不同于今日所见。华人德在撰写两汉书法史时，对此碑这样描述道：“也有刻手拙劣，不能表现笔意者，如《鲜于璜碑》，结体收放随意而生动，其书者水平可与《张迁碑》相颉颃，而刻工不称，用刀平切直下，致使笔画板滞臃肿，大为减色。”正是基于此，后来书家对书写原本憧憬和向往成了艺术追求的内在动力，给予我们更多的解读空间和想象的视野。通过凿刻痕迹，并结合东汉时人墨迹，尽可能还原于《鲜于璜碑》的墨迹真相，或赋予它新的内涵和审美趣味。
关键词：徐无闻;《鲜于璜碑》;书风;美学思想
作为知名书法家的徐无闻，在临写此碑刻时给我辈等人以深深的启发。落款为壬戌（1982年）十月初一的一件《鲜于璜碑》临本，正显示出了徐无闻对碑刻书法艺术的独特理解及其美学思想。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清雅刚正的书风和美学思想;二是文人的高古情怀与学者风范。
一、清雅刚正的书风和美学思想
《鲜于璜碑》是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所立，直至1973年于天津市武清县高庄村出土，出土时保存完整，书写水平较高，风格古朴拙美，不愧为汉隶中方笔流派代表之一。从徐无闻所临的《鲜于璜碑》墨迹来看，他主张师笔与师刀不可偏废，将原碑风貌与自己的精神自然结合，形成自己清雅刚正的书风。其书风文雅颇有君子与名士之风，自然似行云流水之趣，清新如雨后芙蓉无尘，劲挺若荷花玉立于群芳。关于清雅刚正书风的形成，我们不妨从技法层面来分析一下：
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谈到关于作书清雅的问题：
书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则点画不混杂，整则形体不偏斜;第二要温润，温则性情不骄怒，润则折挫不枯涩;第三要闲雅，闲则运用不矜持，雅则起伏不恣肆。
以此三要来论徐无闻书法艺术是最为妥帖不过的。其中先看看第一点：清。纵观徐无闻《鲜于璜碑》临本的全篇，笔笔交代清楚，毫无拖泥带水、迟疑滞留之笔。细究起笔收笔，或是转笔折笔时，都是这样当机立断。也正是刘熙载所说的：“起笔欲斗峻，住笔欲峻拔，行笔欲充实，转笔则兼乎住、起、行者也。”从临本选取以下几个形体较繁复的字，若放大数倍后便能更好说明这一点。
也看得出来，徐无闻用墨也很讲究，墨色自然和润，即孙过庭所说“纸墨相发”。其浓墨生彩，见其精神。墨浓而不滞笔，墨淡之处又不伤其神彩。所以，陈绎曾所讲“墨太浓则肉滞，太淡则肉薄”不无理由。
徐本虽笔画形态较细，但其笔力沉实，笔笔入纸，不浮华，因此感觉字有筋骨而挺立。其用笔沉并非沉而不飞动，又不失刚健和灵动。其实，丰坊说过：
古人论诗之妙，必曰沉着痛快。惟书亦然，沉着而不痛快，则肥浊而风韵不足;痛快而不沉着，则潦草而法度荡然。
或许这也是徐本风格形成的一个原因吧。不失原本的古拙和方厚，也有自己的清雅和端庄典雅之美，这正符合徐无闻认为临作也是书者精神气质的表现这一说法。徐本笔力坚实，有入木三分之感，但不是纯粹含忍之力那样沉厚不飞动，也不是纯粹的果敢之力那样直白无语，而是两种力的至美至善的结合。其整体呈现出刚健之风，不是武士之勇的强取强为所致，只需把徐本笔画放大来看，便发现这一点。
行笔中的提按将其书风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可能与徐无闻深厚的书法功底相关。不说其提按明细的行书书体，就看看他的小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篆用笔的提按幅度和频率相对于其他几种书体而言，一般不是很明显，不是没有提按，而是提按变化的幅度不大，潜藏于行笔之中，提按的频率并没减少，即“无时不提，无时不按”。并且，提与按的节奏很富有音乐美感。徐本笔画硬朗细挺，计黑当白中“白”的成分较多，再加上整体章法疏朗，自然就有空灵之感，从而形成徐无闻的书风。
东晋王羲之认为，作书要十曲五直。若平直相似，则状如算子。平正不是算子似的平正，而是经历奇后之平;竖不是绝对的直，直中当求曲。后来，项穆也在《书法雅言》说道：
书有三戒：初学分布，戒不匀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
“狂怪”就是说的野、奇，这与孙过庭的说法如出一辙。实际上，徐本的绝大多数字重心平稳，横平竖直，真正意义上达到了平正。试举其几例见如下：
其实，孙过庭所讲的平正与险绝的问题，也就是明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谈到的正与奇：
书法要旨，有正与奇。所谓正者，偃仰顿挫，揭按照应，筋骨威仪，确有节制是也。所谓奇者，参差起伏，腾凌射空，风情姿态，巧妙多端是也。奇即是连于正之内，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无奇，虽庄严沉实，恒朴厚少文。奇而弗正，虽雄爽飞妍，多谲厉而乏雅。
徐本气之清、笔之刚、体势之正、格调之雅，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讲的“清”“刚”“正”“雅”，不失为清丽雅正一路的典范之作。实际上，不只是这一件临本是这样，徐无闻的其他书体、形制的作品同样都表现出这一唯美的风格。
看一下徐无闻的书学之路就会明白他书风形成的原因了。他秉承家学，得名家周菊吾、易均室、沈尹默、方介堪亲授，篆书攻工稳平整《峄山碑》一路，楷书得力于细挺刚健褚字，行书浸淫于温润秀雅二王书风一路。这在他的书论中都可得到明证，有《秦峄山刻石、泰山刻石考辨》一文，以及在其所临《九成宫》《温泉铭》《玉版十三行》等后面的跋。试看其一则关于行书的学书见解：
行书必当以羲献为宗，反复临写《丧乱》、《孔侍中》、《二谢》、《频有哀祸》诸帖，可得笔法。临《兰亭》及《圣教》，可尽体势。参之以唐太宗《温泉铭》和米南宫墨迹，三年可望有成。
一個书家书风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书者的精神风貌、审美取向和长年累月积累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徐先生的清雅刚正之风也是与他的学识、人品、才情和美学思想分不开，这将在下文进行论说。
二、文人的高古情怀和学者风范
在传统书画艺术圈中，似乎都有一种书因人贵、书因人传的现象。这恐怕与人们常用“书如其人”的艺术评判标准来衡量其人相关。清代刘熙载说过：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书法不止是技巧水平的事情，还关乎书者的学识、才情、风度、道德等。的确是这样，徐无闻在《徐无闻论文集》中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人品高其书才为人所重：
人品很重要，会反映在字上。弘一法师就是这样。仅论书法，比他功夫深的人多得很。但他的人品高，从字上体现出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字如其人，人品高，其书自然格调高，自有一种清刚之气，少俗气。苏轼在《苏东坡集》中说的很明显：“世之小人，字书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非子所谓窃斧者乎？亦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也。”由此可证之。
书法是技巧，不归于技巧，则由技进乎道。只重视技巧，不求学识，终成匠人。真正的书法是得靠书者的阅历和学识来“酿”成的，徐无闻说过：
要学书法篆刻有关的各种知识。我国独有的书法篆刻，是在幾千年整个文化历史环境中酿成的，犹如泸州特曲必处于陈年老窖。要学这各种，必须长期积累。否则，最后只能成个写匠。
显然徐无闻说这话不是没有来历的，其本人坚守这一条。看一下徐先生的著作论述，便可知此话不是空穴来风。他广泛涉猎文字学、文学、金石、书画、篆刻、考古鉴藏。在书法方面，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务，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并发表过许多书法考辨论文;在文学方面，担任过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和唐宋文学研究生导师，也有《试谈<琵琶记>》《唐诗辑佚十三首》等文章发表，还有许多精辟的韵语和联语，更有应他人所邀写的序言。从中可见其文识之广博和精要、人品和地位之高。
书者的学识多，学问广，反映到书作上，就表现出一种书卷气。在不以书取士的宋代，像苏东坡一样寄其书、乐其心的文人便把书法拓展到一种新的艺术审美境界，其书正有一股书卷气。黄庭坚在《跋东坡墨迹》中讲道：“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明代董其昌也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
与此同时，徐先生不只是在书法、文学方面造诣较高，在绘画、篆刻方面也一样精通，学识和人品为人所重。其风格清新自然，精美至极，文人气十足，淡雅古远。这在徐先生《题自画竹》中讲过的话可看出，“潇洒出风尘，我思文与可”，可见其思古、怀古之情怀，与古人比肩的胸襟和气魄。
还是用徐先生1985年所作的诗——《与学书者》来说明较为妥帖：“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坡公此语真三昧，不创新时自创新。”
近观徐无闻《鲜于璜碑》的临本，我们感受到了字中一股灵气与清刚之气在飘荡，仿佛见其音容笑貌，见其儒雅、坦荡、醇古、自然之风。纵然有高超的技巧行事，而无深厚的学识和超然脱俗的独立品格，难以作此佳作。这正是徐先生不同于一般书者重技轻文的地方，其作品是道技互修、人艺双重的结果。“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这也正是徐无闻文人情怀的真实流露和再现，也令今之众多书者难以望其项背。正如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道名誉千古的品高者：“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头关。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
参考文献：
[1]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
重庆三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