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帝酷爱书法艺术，其书法活动与权力有一定关系，存在着“包装机制”，康熙帝形象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赏赐书法“制造”的。康熙帝赏赐江南织造、步军统领、钦差大臣以及皇子、宗室等御书作品，将这些人视为亲信，臣下得到御书受宠若惊，通过共赏御制书法，交流感情，建立亲密关系。通过在教育机构、祠庙、名胜等文化场所，外交场合赏赐御书，表达对于儒学正統意识形态的尊崇，以自己深厚的汉族文化修养，隐喻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康熙皇帝也通过书法反映其崇儒重道，以接续中华文化的道统。
关键词：康熙；御书；御赐；金石略；形象制造；道统
以新文化史著称的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XC正文数字-.TIF；%100%100；Z-*5；Y-*5]），著有《制造路易十四》①，着力于路易十四公众形象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历史。作者论述了17世纪的形象制造者如何推销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识形态、宣传广告、操纵民意来包装君主，呈现了权力与艺术的互动关系。伯克在书中还对世界上同时期国家的君主加以比较研究，很遗憾限于条件未对中国的君主探讨，寄希望于中国学者进行类似的工作。我们知道，清朝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与路易十四大约同时，也对艺术兴趣浓厚，特别是康熙帝酷爱书法艺术，那么康熙帝的艺术与权力是什么关系？是否也存在着“包装机制”？康熙皇帝自幼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练习书法，特别是在书法家沈荃指导下，加上与翰林学士们在南书房交流心得，书艺精进，成为帝王书法家。康熙帝把书法作为认同中国文化、密切君臣关系的政治手段，构成了治国的政治文化特色。学术界对于康熙帝的书法已有一些研究②，笔者对康熙帝赏赐御书，探讨了御赐督抚、廷臣问题③，兹继续为之，而研究的问题意识则增加了对于彼得·伯克所提问题的思考：康熙帝是如何通过赏赐书法“制造”的。
一、与亲信共赏：御赐江南织造及其他
康熙帝赏赐臣下御书作品，除了亲近的廷臣、督抚之外，还有江南织造、步军统领、钦差大臣以及皇子、宗室等等，康熙帝将这些人视为亲信，这些人得到御书受宠若惊。通过共赏御制书法，交流感情，建立亲密关系。
①[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②陈捷先：《康熙皇帝与书法》，《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1期，1999年秋季号；黄建军：《论康熙的实用书艺观》，《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成积春：《书法背后的统治艺术——康熙书法的政治涵义诠释》，《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杨丹霞：《试论清康熙帝书法的渊源、分期与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5期；常建华：《康熙帝的宫廷书法活动》，陈锋等主编：《传统·文化·生活——中国传统文化学会会刊》2011年第1卷，香港：中华国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张万兴：《从起居注看康熙帝颁赐御书的政治功用》，《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③常建华：《康熙帝御赐督抚书法》，载天津博物馆编：《天津博物馆论丛201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康熙帝御赐廷臣书法》，载刘凤云主编：《宏观视野下的清代中国——暨纪念王思治先生85诞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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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御赐江南织造
清承明制，在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三地分别设有织造局，人称江南织造。织造监督简称“织造”，与地方长官平行。织造属于钦差，隶属内务府。除了负责织造御用物品外，还作为皇帝耳目，有监督地方的职责。江南地区是汉族士大夫文化发达之地，清廷非常留意。为确保江南地区的稳定，江南织造受康熙帝之命，搜集情报，安定人心。康熙帝的南巡，江南三织造承担了接待任务，在沟通皇帝与地方官府与社会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康熙帝不仅赏赐江南织造书法作为鼓励，还通过他们扩大影响。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二十二日，苏州织造李煦家人赍回奉发御制宸翰诗扇一柄，单条一幅。二十六日李煦回奏，讲了接到御赐后的情形，也映照出御书的社会影响。李煦即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煦跪瞻宸翰，伏见银钩铁画，毫端聚日月之光；凤舞龙飞，字里结云霞之彩。自昔帝王，未有及我万岁之御笔。而大哉王言，告诫叮咛，凡属臣民，俱当愧励。臣钦遵旨意，地方官员、乡绅求看，即敬与观看。”他说解任总督噶礼叩头跪瞻，噶礼说：“我受圣恩高厚，平时怎么样教训，竟不能仰体圣心，以致同寅不和，今读主子御制诗，真真惭愧无地，懊悔不及了。”求李煦代奏。巡抚张伯行跪读御制诗，说是“我上负圣恩，如今惟有愧悔”等语。张伯行与噶礼不和，曾发生互参，借此机会表示悔恨。署总督郎廷极、总漕赫寿因会审粮船一案，俱在扬州瞻仰宸翰，皆叩首赞颂。其地方文武官员、乡绅及生员络绎求看，未有虚日。“臣煦知自今以后当仰遵化诲，南方风气从此一变矣。至于立碑之处，苏州邓尉山前、虎丘千人石上与苏州城内府学以上三处皆为竖碑。再扬州乡绅生员求立碑扬州府学并金山山上。臣现在选石后选工，择吉镌刻，谨先具折奏谢。俟工完碑竖之日另折奏闻。”不过康熙帝朱批：“不必刻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1111号《苏州织造李煦奏报与官绅观看奉发诗扇情形折》，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4册，第197[XC注文-.TIF；%100%100；Z-*8；Y-*8]198页。可能觉得李煦太过张扬了。苏州织造李煦将御赐书法展示给地方人士，不仅说明自身手眼通天，也在宣传康熙帝文化修养深厚，而康熙帝亦默认这种做法。
同年稍后，江宁织造曹寅也有类似情形。六月初三日曹寅奏报，家奴赍折回至江宁，“今又蒙御书传奉旨意，臣随传示素识人士，咸跪捧敬诵，感戴无极，二三日间，阖城进士、举人、乡绅士庶皆已周知。臣恐其讹传远近，即先刊木板印行，以便流布，随有翰林马豫、丛澍等率众士庶前来，群请瞻仰，无不欣忭鼓舞，交相劝勉，顶礼圣训，恳请勒碑。真是沦肌浃髓，普沾大化；昭垂万古，流福无穷。目下乡绅、士庶现在相度地形，遴选碑石，敬加磨勒，俟其事定，臣始发刊并将舆情详细再当奏闻。臣在江宁少办织务，俟李煦下仪真时即往扬州书局中料理，仍赍御书普示扬城绅矜，以广皇仁”《汇编》第1119号《江宁织造曹寅奏报官绅士民瞻仰御书并请勒碑情形折》，第4册，第224页。。曹寅奏报说他还要将御赐带到扬州普示绅衿，“以广皇仁”，不难看出织造的特殊身份以及发挥的特殊作用，将皇帝与地方绅士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