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政”时期，女子职业学校是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教育形式。本文从分析女子职业教育思想的产生出发，对当时女子职业学校的发展和它的影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为，女子职业学校的滥觞，既得力于当时女子教育的发展和女性职业意识的觉醒，又是妇女追求解放的要求和必然。
关键词：清末“新政”；女子职业学校；妇女解放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0)01-0122-06
女子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子职业教育史更是中国妇女史和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对女子职业教育史的研究多集中在民国时期，而对清末女子职业教育，特别是对“新政”时期的女子职业学校，尚鲜涉猎。其实，在“新政”时期，女子职业学校的滥觞，既得力于当时女子教育的发展和女性职业意识的觉醒，又是妇女追求解放的要求和必然。笔者勾勒当时女子职业学校的产生、嬗变，揭示其所蕴涵的特征、规律，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当时教育发展的状况，而且，对于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也有着重要作用。
一、女子职业教育思想的产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子是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和权利的。然而，至清末，随着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教会女学的日渐发展以及西方教育制度对人们的启示，社会上要求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女学像一棵破土而出的鲜嫩小草一样，在世纪之交这个“过渡时代”顽强地生长起来。
1898年，由经元善、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创办的以培养贤妻良母、保国保种为目的的中国第一所自办女学——“中国女学堂”(又名“经正女学”)在上海诞生。由于受“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腐妇女观的影响，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中国女学堂”，它的兴办虽然引起了一些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熏陶的守旧官僚的强烈反对，但同时却也得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热情赞扬和讴歌。如著名小说翻译家林纾就作了《兴女学》一诗进行赞扬；经元善也极力肯定了女学堂改变社会风气，推动男女平等的重要意义：“转移风气苦心禅，巾帼须眉一例看；此日开基诚不易，他年踵起自何难。经营缔造辟新基，不栉英才吐气时；学贯中西臻美备，四方闺秀萃于斯”。
“中国女学堂”借鉴西方女子教育成功的经验，在学校管理、学校制度、课程设置等方面都颇具特色：学堂招收有一定文字基础的8-15岁的女子入学肄业；所有教职工均由妇女担任，聘请出身于书香门第、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贤淑闺秀为教习；在“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为宗旨的指导下，学堂分设中西两类课程，中文课程有：《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等；西文课程有：英文、算术、地理、图画等，兼习女红(即纺织、刺绣、缝纫等)、医学、体操、琴学等。学堂制定了学费收缴和减免办法，同时对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分配也做了规定。然而，不幸的是，“中国女学堂”却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被禁办而夭折。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教育改革并未因此而沉寂。所以，“新政”伊始作为重要改革议题之一的“兴学堂”，其要“兴”的虽然专指男学堂，但伴随着男学堂雨后春笋般地兴办，女学堂再次出现在中国——人们长期奉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一广袤的古老大地上。据统计，至1904年全国女学堂已达16所，女生人数为216人。
清末“新政”初期的这些女学堂就其创办者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些初步接受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特别是男女教育平等思想的有识之士(包括一些思想较为解放的家庭妇女)，他们认为，兴女学可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另一类则是一些相对比较开明的地方督抚，他们从“宜家”、“善种”、“保国”的目的出发，希望通过举办女学堂培养出更多的可以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虽然，人们兴办女学堂的呼声各异，但女学堂的兴办对开通社会风气、提高妇女地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女学堂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一些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教会女学职业教育的中国女性步入社会后，她们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维新时期康、梁等人所倡导的男女平等等西方平权思想，并将女学堂的兴办视为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途径之一。此时，与维新时期倡导、兴办女学堂徒取“贤妻良母”之资格不同的是，在大多数民办女学堂中，兴女学的目的是使女子“脱离依赖的性根，养成自立的人格”，而这就必须唤起长期深闭闺门中的女子，培养她们的职业观念，于是女子职业教育思想开始萌芽。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虽然有少数女子从事着纺织、刺绣、缝纫等家庭手工业劳动，但整体来说，妇女却没有独立的经济自主权，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所谓“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所谓“少则待食于其父，长则待食于其夫，老则待食于其子”等都是女子经济不独立、不自主的具体表现。事实上，女子只有在经济上摆脱对男子的依附，和男子一样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参加社会性生产劳动，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和男子平等的地位，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自由和自身的解放。正因为如此，在“新政”之前，虽然人们倡导兴办女学主要是为了培养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从而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但鉴于在西方国家女子学堂与男子学堂并重的客观现实，他们在号召仿照泰西国家兴女学时，自然也提出要学习西方国家设立职业性质的女子学堂。如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女教》中就如此说道：“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有学实学者，有学师道者……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工中馈附之”，因此他建议，中国也应“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1896年，陈炽在《庸书·妇学》中也说：“泰西风俗，凡女子纺绣工作艺术，皆有女塾”，这是西方国家得以富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国也应“令各省郡县之间，就近筹捐，广增女塾，分门别类，延聘女师。女子自四岁以上至十二岁为期，皆得就学”。
清末“新政”实施后，随着西方近代女权思想的输入，人们更加希求通过让女子接受职业教育学得一技之长，从而使妇女获得生计之本，取得经济支配之权，获得自由与独立。这种呼声愈来愈强烈，这其中不仅包括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僚、新式男性知识分子(如在国内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子以及大批的留日学生)，也包括越来越多的新式知识女性(如留日女学生等)。像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即指出：“女子受教育是女子独立的必由之路。女子无专门之学，何以自营而养生；无普通之学，何以通力而济众；无与男子平等之学，何以成名誉而和大群，何以充职业而任师长。故为人类自立计，女不可无学；为人种改良计，女尤不可不学”。林士英也如此言道：“中
国女界惟以脂粉钗环为生活，以仰承洒扫为职务”，这是最让人痛心的，所以他敬告女同胞们：“欲中国女界昌明，须自人人有独立性质始”，而要使得女子“有独立性质”，女子必须有自己的“独立之具”，即必须取得“一技之长”。或“习师范以求教育之普及”，或“习工业以求升斗之无忧”，如此即便“致富不足”，但却“独立有余”。
最初，鉴于中国女子长期在家庭中担任贤妻良母的角色，考虑到女子的传统习惯和当时的生产条件，女子职业教育主要是对女子进行蚕桑、美术(时称美52)、裁缝、编织、做花(时称造花)等方面的教育，即通过这些与家庭琐事和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教育，去诱起女子对职业的无穷趣味，进而使他们毕业后从事与其所学专业相应的职业。正因为如此，虽然1904年初在清政府制定并下令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尚没有规定女子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规定女子具有接受职业教育的地位，但其中的《奏定实业学堂通则》竭力号召各省建立高、中、初等实业学堂，加之当时在“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国内的一些纺织、丝织等工厂企业，已开始需求具有初步生产技术的女工。所以，一些倡导女子职业教育的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应通过开设女子蚕桑、女子手工传习所等职业学堂，使广大女子学得一技之长，以之成为她们冀经济独立而谋社会地位的重要步骤。这样，到1904年后，女子职业学校终于在中国大地发轫。
二、女子职业学校的发展梗概
清末“新政”时期女子职业学校的发展可以大致以1906年7月学部的《通行各省举办实业学堂令》的颁布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清末“新政”前期的女子职业学校
在《通行各省举办实业学堂令》颁布前，女子职业学校数量相对较少，这些数量不多的女子职业学校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蚕桑女学堂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缫丝、织绸最早的国家，有“丝绸之国”的美称。在清末，为了广开利源，以图富强，清廷曾要求各地振兴蚕业，设立蚕桑学堂又被视做是振兴蚕业的重要途径。
1897年，杭州太守林启于杭州创设“浙江蚕学馆”，但该学堂明文规定：“学堂不收女生，惟学生不能太滥，当节省别项经费，以扩名额。”此后，虽然又有一些蚕桑学堂陆续开办，但女子也均被拒之门外。然而，几千年来形成的“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方式，以及“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的传统生活观念，决定了女子必然和纺织有着不解之缘。所以，清末“新政”初期，随着蚕桑学堂的逐渐增多，蚕桑女学堂开始零星地出现，并成为一种兴办最早的女子职业学校。
1904年，福建省在福州设立“桑蚕女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的蚕桑女学堂，也是我国女子职业学校的滥觞。翌年3月，娄县人史家修创办上海女子蚕业学堂，校址在上海斜桥南桂墅里。该校以“注重栽桑、养蚕、制种、缫丝等实验，并改良旧法，兼授普通及专门学理，以扩充女子职业，挽回我国利权为宗旨”。分预科(两年)、本科(三年)和选科(一年半)三部。其中预科设置简要科目，分甲乙班进行教授，开设修身、国文、数学、蚕学、博物、习字、家政等学科；本科乃是为普通学已有根底者而设，主要授之以理科及专门学理，目的是养成实业专家，开设的学科有：修身、国文、数学、蚕体解剖、蚕体生理、显微镜、蚕病理、栽桑法、养蚕法、缫丝法、理科、土壤学、肥料学、经济、图画、日文；选科为曾经在学堂肄业，已有中学程度的有志实业者而办，所以，学堂不要求学生全修本校课程，可选修专门科目及参加实习。为保证教学质量，上海女子蚕业学堂非常重视对学生的管理。如规定：每学期于放假时将考试成绩、品行优劣及实习勤惰等情况告知家族有关人士；对学习优等、实习勤恳、缺课最少者予以奖励；衣服鞋帽宜朴素干净，不宜华丽，不准携带脂粉及贵重首饰；“凡有事告假，须有家族信据方准”；“养蚕期间，如无特别事故，不准告假”；“家族不在上海者，不得在外住宿”，等等。
2．女子手工传习所女子手工传习所是清末设立的女子职业学校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看来，为弥补中国女子没有普通知识的遗憾，应逐渐打破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规，从而使女子获得一技之长，脱离依赖男子而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女子真正独立于社会，设立女子手工传习所乃是根本之途。因为，通过女子手工传习所的设立，不仅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推广女子职业教育，而且还可以达到为女子职业学校培养师资的目的。如1904年，罗振玉就说：发展女子教育的途径大致有二：“一在兴初等小学男女同校，一在兴女子手工、工艺”。那么，为什么要兴女子手工、工艺呢?因为在罗振玉看来，“方今女子，其在上流社会，则安享自然之衣食，骄纵放逸而不知止；其在下流社会，男子不能赡养，则不为婢妾，即穷困以死耳，其佣力者，月得佣钱不过数百。一则荒于逸乐，一则存活且难，是非先立女子手工传习所不可”。
和当时女子学堂特别是女子职业学校整体的设置情况一致，女子手工传习所也是多设于风气较新的东南沿海一带。其中最著名的、办学成绩较好的女子传习所有爱国女学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上海自立女工传习所、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和扬州女工传习所等。
1904年5月，陈竹君首先在蔡元培、蒋观云等人创办的爱国女学中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在陈竹君看来，“欲言救国，必先教育，欲先教育，必先于女子，而女子所宜先者，则首自立自爱”，“女子苟能实业，即为自立之首基”。所以，他在当时的广州创设女子实业学堂，在上海设育婴女工分院，并希望爱国女学这所中西兼学的新式学堂能注重女子的实业教育。爱国女学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创设后，以“为同胞女子谋自立之基础”为宗旨，教材分“手工编织”、“机械缝衣之初级”和“机械扣法”三级，地址设于爱国女学内，延聘张竹君为传习师，规定除星期天外，每天上午10时至11时半为传习时间，“义取速成，以三个月毕业”。
上海自立女工传习所由俞树萱于1904年9月创设，该校“先设速成班，以十二星期毕业”。不久，鉴于“沪上传习女工已有数处，而桑梓之乡尚付阙如”，于翌年2月该校移至绍兴山阴县临浦镇。该校“以扶助女子自立为宗旨”，“凡来学者，不限年岁，惟衣饰概尚朴素，并不得涂粉抹脂缠足”。开设科目有：国文、读书(写字、造句、写信)、算学、珠算(加法、减法、乘法、除法)、手31(光手套、花手套、光绒袜、花绒袜、桷子袋、各种花边、台毯、各种绒帽、各种云肩及围嘴、机器、中国衣裤、外国衣裤、外国帽、鞋面、靴面、各种盘花)、洒扫、烹饪。所有教科书均用白话文与文言文对照的形式，“上编以白话为经，文言为纬，下编以文言为经，白话为纬，并附教授法，按法教授”，以便使这些“过渡时代之女子”，通过6个月的学习后，“可看白话书报”，通过一年的肄业，“可写浅近信札”。
1904年11月，上海绅士姚义门氏创设速成师
范女工传习所于大南门大街。该校以“采东西各国工艺成法教授，限以时日，课程更求速成，以期吾国之女子人人能精工艺，俾得自立于文明世界”为宗旨。一个月后，在制定的《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改良简章》中，又将办学宗旨改为“用速成教授法，教授各种女工，养成女子自立之资格，兼备女学堂教师之选”。传习所学科分为三级：“第一级专教手作针黹、织造各艺；第二级专教机器造中西衣服、手帕、毛巾、鞋袜等件；第三级专教机器绣花各艺”。每日并“以工作余暇，兼教国文、算学、琴歌等普通学科”。学校分甲、乙、丙三班，分别肄业一年、半年和三个月。各班均开设绒线、针黹、织造、车造(即机器裁缝)四科。其中，甲、乙两班还要兼习国文、教育和算术。
1905年，吴逴民又于扬州设立了女工传习所，“专教国文、女学绘图读本、算术、中西笔算、珠算、针黹、绒绣、刺锦、品金、绣金、机器中西各式衣帽、鞋袜、中枕、雪衣、汗衫等”。收取8-16岁的身家清白、心性灵敏、体格强健的女子入学；如超过16岁，则必须专习针黹、机械。
3．女医学堂
医学是较为适合女性生理、心理条件的一种职业。然而，在清末，中国医学在妇科方面却仍旧十分稀少薄弱。有鉴于“妇女所患之病多于男子，且往往有隐情不能言者，以男医审女病，不过十得其五，若外症之在下体者，更无论矣”的现实，E7364。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将兴办女医学堂视为培养女医生和女护理人员的重要的必然选择，这使女医学堂成为清末女子职业学校的一种重要形式。
1904年2月，李钟钰在上海创办女子中西医学校。8月，有识之士又于北京前门外开设女医学堂，“延聘某国女医师及中国文理通顺之女教习兼授中国文字，并授以日、英语言文字，凡人堂肄业者，年在七岁以上、十六岁以下方为合格。翌年2月，李平书、张竹君又“因悯中国女界疾病之苦，生产之危”，创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其宗旨是“贯通中西各科医学，而专重女科，使女子之病，皆由女医诊治，通悃而达病情”；招收14-23岁的“资质聪明，身体强健、曾读书识字”的女子40名入学肄业；学校分为正科和预科，正科和预科分别授以中医课本、西医课本、修身、国文、算学、理化、西语、音乐和修身、国文、算学、理化、西语、音乐、中医课本；正科学习五年，预科则在学习一年后升人正科，再习西医，计学习六年；至“毕业之期，聘请中东西著名医士莅院，按照科学考试，合格者给予文凭，准其行医”。[71647另外，在1906年1月，安徽桐城的方象垄等人于芜湖等地开办了女医学堂三所；同年5月，直隶天津卫生局开办了北洋女医学堂。这些女医学堂，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最早的女医生和女护士。
(二)“新政”实施以后的女子职业学校
1906年7月，随着学部《通告各省举办实业学堂令》的颁布，特别是1907年3月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使女子在法律上取得了接受学校教育的地位，大大激发了人们兴办女学堂的热情，促使民间女子职业学校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且女学堂的种类也较之1906年前有所增加。
1906年10月，常州杨新诚设立汉采女子职业学堂，“教授国文、美术、算术、手工应用、理科、机器工作等科”这年下半年，福建新设蚕桑学堂于福州，收女子10余人人堂学习。1907年2月，浙江楼文镳于杭州创办蚕桑女学堂，分正科(三年)和预科(二年)两部，聘楼文光为监督，楼文华、楼文耀、朱剑池三女士为教员，首届招收15-25岁的女子35人入学堂肄业，于1907年3月开学，“授以栽桑、养蚕、缫丝、制种方法，并教授普通专门学理”。此后，浙江大端女工传习所又扩充校舍，改名为大端工艺女学，添招新生，并制定了完备的规则；绍兴“姚君等组织震旦女子实业学校，专重实业，如蚕桑等科，兼及国文、珠算、家庭教育，并设速成科，限三月毕业”；农工商部设立实践女子职业学校一所，以养成女子普通知识和家庭职业为宗旨；山东省师范学堂附设女工传习所，“教授工艺专科”；福建林伯棠创设女子职业学校，“招收民间妇女之年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粗知文字，愿为女红者人堂肄习编物、造花、刺绣、裁缝各科”。另外，湖南也设立实业女学校，奉天则创办有女子美术学堂。
1909年初，张謇“以所设女子师范学校肄业各生，皆家道有余之人，年龄待学之士，若家道寒素，齿近中年者，坐而待养于男子，毫无一艺之长，未免尽成废民”，于是乃在通州城内旧有育婴堂故址转建设立了女子职业学校，开设育蚕、缫丝、纺纱、织布、裁缝、烹饪、编物、造花等科，收20-30岁的清贫女子入学肄业，“以广生计”。是年，上海城东女学堂鉴于女生“于家庭杂务致多荒废或竟因此未习，于将来处理家事有所缺憾”，于是自该年下学期起特设烹饪、洗涤两会。其中烹饪会以“练习办理家事之才能”为宗旨；洗涤会则“以养成清洁习惯、练习耐劳为宗旨，旁及研究补缀及刷染法”。1910年，云南在省会昆明创办省会女子职业学校，开设了裁缝、编织、刺绣、织布四种学科。1911年6月，上海张竹君发起成立了女子看护学校，以“通习最新看护理法兼学产科”为宗旨，收“德性温和，身体强健，粗通文字，能耐劳苦”的16-25岁的女子入学寄宿学习，所学学科有：生理学、微菌学、卫生学、理产学、看护学、十字会救伤法、病者食品学等。
总之，在清末“新政”实施后期，女子职业学校的设置已经不囿于东南沿海一带，而已深入内地，甚至偏远地区；所学学科也更为广泛，且学科内容更为细致、深入；进入女子职业学校就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虽然，在当时女子职业学校还没有取得法律上的地位，但它却和女子师范学堂一样耀眼、璀璨，并产生着特殊而非凡的影响。
三、女子职业学校的影响作用
1．女子职业学校的产生和发展对改变人们传统的教育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女子接受职业教育已逐渐被社会所认同
鉴于中西习俗的不同，1904年1月清政府在全国颁布实施《癸卯学制》中，规定女子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地位。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无疑会破坏中国女子固有的“三从四德”等思想，从而对中国传统的婚姻方式、男女关系、家庭伦理乃至择偶标准等造成极大的冲击，而所有这些无疑又有碍封建伦理下社会秩序的稳定。故，在《学务纲要》中如此言道：“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且女子“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是以持家、教子而已。”然而，虽然如此，随着越来越多接受了新式学堂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和众多沐浴了西方先进文明洗礼的留学生，通过种种方式对男女平等思想竭力颂扬与宣传，对男尊女卑思想进行批判与抨击，自1905年到1906年期间，倡导妇女解放已经
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众多的女子也更充分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和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至1907年，全国女学堂的数量已达436所，女生数为15676人。
由于女学堂数量的急剧增加，为了加强管理并加速培养所缺乏的女教师，1907年3月，学部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终于被正式列入学制。这实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之大变革!虽然，此时还没有明文规定为女子设立专门的女子实业学堂，但鉴于要求女子接受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创办于各地的女子职业学校的影响和从这些女子职业学校中毕业的女性已独立于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在《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均明文规定开设有关女子实业的课程。如《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对女子初等小学堂，“授以简易之缝纫，以练习其手指，使习熟运针之法，渐进授以简易衣类之缝法，通常衣类之缮法”；对女子高等小学堂，“则进授常衣类之缝法、裁法、缮法，兼授编织组丝、囊盒、刺绣、造花等各项手艺”。在《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也专设有裁缝和手艺等科，其中裁缝科通过“授普通衣类之裁法缝法及修缮之法，并授以教授裁缝之次序法则”，使女子习得关于裁缝的基本知识、技能；手艺科则“就编织、组丝、囊盒、刺绣、造花等项酌择其一项或数项授之”，使女子“学习适切于女子之手艺，并使其手指习于巧致，性情习于勤勉”。遵照“章程”之规定，一些女子小学堂及女子师范学堂先后开设实业科目，其中少数还开设了职业科。
所以，当时要求女子脱离对男子的依附，特别是对男子生计的依附，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实现经济的自立，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像当时的分省候补道程漓在1905年从日本考察回国后就认为：“一家之中，女子皆仰食于男子，男子负荷之重，有竭毕生之力，而犹不能为赡足计者……故，教育必须普及女子，而女子教育尤必注重职业……欲提倡女学，尤不可不注重女子职业”。鉴于此，在1907年9月，他上呈建议：“凡女学未兴之处，亟宜推广遍设……宜令各省于女子教育职业各事，因地制宜，尽力扩充，程度不求过高，但期普及与实用”。
2．女子职业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
在晚清，女子职业学校虽然出现较晚，但由于它的培养目标已经突破了贤妻良母的范围，主要是通过让女子获得一技之长，以具备谋生的本领，并养成独立的人格，从而成为职业女性。所以说，女子职业学校的产生和发展为女子融入、适应社会培养了能力和提供了机会，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由于女子职业学校使女性从业有了可能性，从而对女子职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一些思想进步的女子正是通过接受女子职业学校的教育走上了经济独立和自立自强的道路，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性。虽然，由于受传统势力与习惯的影响，她们涉足的职业领域还不广泛，而且与当时固守着男耕女织、生儿育女的传统女性相比，人数也相当少。但是，正是这些处于“过渡时代”的有才志、有学识的知识女性，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大大改变了性别分工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模式，对“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等陈腐的妇女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对长期以来一贯沿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重新审视，进而对女子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这些新一代的职业女性不仅在职业生活中发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通过职业生活改变了自身的地位，而且在她们的影响和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深受传统思想熏陶和羁绊的中国妇女开始走出近似于幽闭软禁的闺阁，踏进社会，成为新型的知识女性，出现于社会的多个部门、多个阶层的舞台上，并积极投身于自身解放乃至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所以说，作为妇女解放重要成果和标志之一的女子职业学校，它的产生和发展，为广大女性在更多的方面争得平等、获取自由奠定了基础，将妇女解放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