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精神异曲同工。而纵观这些有原生宗教的民族，涉及传统和环境等问题时往往有严格的族规即行为和精神自律，经济虽欠发达，但人和自然却极为和谐。
薅草歌祭拜内容和过程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即内容蕴含丰富而过程却较为简单。其过程虽有一定的仪式性，但更是具备宗教色彩的祭拜行为，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宗教仪式。土家族在不同活动祭拜不同神，打猎祭山神，修房祭鲁班等，所拜之神的功能性和指向性很明确，某些宗教行为结构松散且随意性较大。薅草歌请神开始后，薅草歌师撮土为香对多个神灵祭拜，压码子则在路边拔几根草就开始，手法和过程都较为简单，为什么祭祀这么庄重的事情，看起来显得有些随意？这需要我们透过其中去探究。这虽可归为原生宗教信仰直接简朴的表现，但我认为这些与土家族历史有着深刻渊源。土家发展史是一个充满艰辛苦难和战争相伴的历程，在与汉族交往中多处在相对弱势甚至被驱赶的地位，即便是在自己的生活聚居地也不能保证有完全稳定的生活。所以，他们很难像一些大民族大宗教有很多较为固定的祭拜场所、时间、仪式顺序和人员等，动荡的生活和物质条件的匮乏造成土家族一般性活动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这种民族动荡心理烙印在其文化深层，即便是庄严的有宗教意味的祭祀也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开展活动。造成祭拜除土王等宗族大神之外的其他神灵（尤其是行业庇护神）时实用性很强，甚至显得有些功利，呈现了土家文化中有更注重行为目的而弱化行为过程的一面。干什么事拜哪个神，不干就不用拜，行为快捷方便，省去了建庙立寺多的繁琐，也避免了族群被迫转移时的不便。当下文化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本民族曾经的生活状态，土家族薅草歌的祭祀行为时间随意且仪式简单也应源于此。但这种宗教崇拜是民族文化自觉的保证，其庄严性和崇高感并没有因形式简单而弱化。因此，薅草歌主体部分的“扬歌”虽持续时间较长，]唱歌曲数量多，即兴变化多样而艺术特色浓郁，若是考虑其文化传承的稳定因素，用于祭祀的“请送神”部分的音乐变化较少而更加趋于稳定。
薅草歌多人协作劳动的方式与土家族生活环境也有关系，土家族多聚居山区，人口稀少而环境恶劣，落后的生产力制约了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事生产，因此，集体劳动是当时合理分配劳动力的最佳选择。还有土家人喜集体活动，因此，这一山区的其他民族中虽也有薅草歌，但流行的广泛性和参与民众数量都不能与土家族薅草歌相比。
二、薅草歌协调和指挥劳动的功能
薅草歌的音乐体裁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论著中多划入“田秧山歌”，认为这类山歌“虽然与号子一样用于劳动场合，并同样具有驱除疲劳、鼓舞精神的实际作用，但它基本上不受劳动的强度、速度和节奏的限制，也不需要靠歌声来统一劳动者的动作。”④笔者通过对重庆土家族薅草歌的考察认为其中或有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可能。首先，基于薅草歌蕴含宗教性和人文性等多重文化特色及劳动特性，其具有体裁多样性和题材丰富性特点。薅草劳动时间长跨度大，经常是从早到晚一整天，再加之宗教等诸因素，因此，薅草歌中有多种体裁特征的民歌。如祭拜开始后，薅草歌师一部分请神念咒喃喃作法的曲调可归为吟诵调，正歌部分多以锣鼓伴奏用高腔]唱，音调高亮而富有穿透力，具有山歌音乐特征，重庆土家族薅草歌需要加紧劳动时不但音乐节奏的律动性强，劳动者有时也作声应和，与薅草歌师的歌声形成类似号子的歌唱方式，所以薅草歌有多重民歌音乐体裁特征。题材的丰富性除涉及宗教性内容之外，在其主体部即“扬歌”]唱中，有很多轻松有趣的时刻唱民间传说、生活常识等歌曲，具有生活歌特点并兼有民族文化教育与传承的意义，拿某位劳动者开涮幽默的歌曲又有嬉游歌的特征。其次，薅草歌最主要的功能性特征则应该是其鲜明的劳动性和实用性，即歌唱在劳动中起劳动号子的鼓舞干劲的作用。薅草歌师控制劳动速率，歌师虽不受劳动强度等影响，也不用统一劳动者动作，但劳动者的强度和速率却受歌师指挥，歌师从更宽泛的角度统一劳动者。因此，笔者认为薅草歌最重要的功能是指挥和协调劳动，这是其产生和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当下因劳动方式转变而濒临消失的主要原因。综上考虑，将薅草歌划入更具审美意义的山歌类是在歌唱者角度从艺术风格考虑，对其文化意义和实际功能性考虑略显不足。
三、重庆土家族薅草歌艺术特征的地域独特性
重庆土家族薅草歌的音乐风格基本从属于当地民间音乐风格，这与土家族与汉族等民族长期共居此地，交往甚多有关，其地域性风格差异要大于民族间音乐风格差异。重庆民歌集成中将土家族薅草歌和薅草锣鼓各自单独列出，但二者实为同一民歌类型。笔者对其音阶、调式等量化分析后可看出，薅草歌中徵调式最多，羽调式次之，其它调式较少。六声音阶最众，七声音阶则较少，薅草锣鼓中五声音阶较多，六声音阶中加变宫略多于加清角，而且二变的出现经常带来宫音的改变，造成一定的调性游移。当地旋律会以ｍｉ ｒｅ ｄｏ ｌａ和ｒｅ ｄｏ ｌａ ｓｏｌ为核心腔调，有的作为民歌音乐旋律的直接进行方式出现，有的以此为音调框架加以扩充展开，还有的以此为基础反向进行或加入其它音以丰富旋律变化等。如下例：
例１ 《散花》，]唱：苟大锡等（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记谱：李蒲
例１为五声徵调式民歌，通常认为每小节起首音和句尾结音会给听众以更为强烈的听觉感受，例１上句五小节起音分别为ｍｉ ｒｅ ｍｉ ｌａ ｄｏ，而五小节的尾音及句尾落音分别是ｄｏ ｒｅ ｄｏ ｌａ ｓｏｌ，下句以ｄｏ ｌａ ｓｏｌ或ｒｅ ｄｏ ｌａ ｓｏｌ为架构作为旋律发展的主要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ｍｉ ｒｅ ｄｏ ｌａ和ｒｅ ｄｏ ｌａ ｓｏｌ在旋律进行中所起的骨干框架作用。旋律以二、三度交织进行作为发展音乐的主要手段，其中三度音程在旋律线中起核心音程的支撑作用，由ｍｉ ｒｅ ｄｏ ｌａ ｓｏｌ构成本曲的音调框架纵贯全曲，这一框架也作为民歌旋律片段直接出现在歌曲当中。类似用这样的音调特征、组织和发展音乐手段所构成的歌曲不但在土家族薅草歌中数量众多，在重庆其它民歌中也时常出现，是重庆民间音乐的重要特征之一。本首薅草歌中大量应用的衬词有着多种方式和意义，例如结束句在正词“铧”没有稳定结束，而是通过衬词再次发展音乐完满结束在调式主音。
薅草歌明显呈民间口头文化的特征，其特点之一就是语言的地域性风格较强。“扬歌”部分的很多歌曲都是即兴]唱，歌词变化多样而极富重庆地方特色，其中衬词的应用很有特点，笔者将衬词应用方式归纳为三类：１．语气性衬词，这类衬词多衬一字或两字，如“嘛”“喔”“呃”“呵”等字。在正词后出现起过渡性作用，以避免音乐过于平直，让歌曲听起来较为活泼跳跃，音乐性格更加符合地方特色和劳动功用；２．音调性衬词，多衬半句或衬整句，衬半句又可分为衬前半句和衬后半句，如“耶嗬呀嗬喔”、“嗨咿呀哟嗬嗬”，这类衬词在歌曲中有着重要的连接和发展意义，有时音乐会通过衬词发展后完满结束，衬词是正词唱罢而音乐未尽的延伸，如上例；３．结构性衬词，部分衬整句和衬半首，对唱者及劳动者应声作和时也多是只唱衬词。一些歌曲衬词字数甚至远超正词的数量，所占篇幅很大，衬词与正词形成结构性对应关系。以上三类衬词的应用方法、表述方式以及歌词声调变化等都遵循重庆方言特点，体现了重庆地方人文特色和爽朗幽默的民众性格，因此，方言是重庆薅草歌地方特色的标识之一，是文化地域性差异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重庆土家族薅草歌的形式和内容虽与武陵山区其他土家族薅草歌有一定类似性，但音乐特征和方言差异是彼此艺术层面相区别和保证重庆薅草歌地方独特性的两个重要因素。
结语：重庆土家族薅草歌的文化构成和精神内涵鲜明地指向土家文化，呈现了土家族的历史积淀，也蕴含了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特征。薅草歌虽然有多重艺术特色和文化意义，但协调和指挥劳动的功能方是其第一属性，也是人民性和草根性的表现。此外，重庆土家族薅草歌与湘、鄂、黔渝毗连处的土家文化有着深刻联系，具有形式的相似性和内涵的相通性。而作为具有重庆地方文化特色的民歌样式，其地域性特征体现在以下几点：１．重庆土家族地区特殊的形式，如石柱耍锣鼓等；２．祭拜过程的差异也突出了重庆地方特点；３．音调特征不但是当地薅草歌的音乐特色，亦反映了重庆民间音乐风格特点；４．唱词特点和方言特色是重庆土家族薅草歌独特风格的重要标识之一。
参考文献
[１]周兴茂《重庆土家族薅草锣鼓的现状与保护对策》，《铜仁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２]熊晓辉《土家族栽秧薅草锣鼓歌的生态生成及其艺术特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３卷第５期。
[３]罗丽《民歌采风与薅秧锣鼓的田野调查》，《长城》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４]莫代山《土家族薅草锣鼓艺术的文化内涵》，《四川戏曲》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①清，同治《来凤县志·风俗》。
②张建国《土家族薅草锣鼓歌考略》，《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③熊晓辉《土家族栽秧薅草锣鼓歌的生态生成及其艺术特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３卷第５期。
④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页。
张昕 重庆文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