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洛杉矶，盖蒂别墅博物馆和盖蒂艺术中心是家喻户晓的两家机构，两者都是由石油大亨保罗·盖蒂建立。保罗·盖蒂先生对古典希腊和罗马绘画以及雕塑有着特别的偏好，并于1968年模仿公元一世纪罗马帕皮里庄园在太平洋海岸建造了一间别墅式博物馆，收藏并展示其私人艺术收藏。1982年，盖蒂艺术中心成立，由盖蒂博物馆、盖蒂研究院、盖蒂文物保护研究院、盖蒂基金会四个机构组成。这四个机构彼此独立但又有很多合作往来。其中的盖蒂研究院(Getty Research Institute)从1984年开始进行摄影收藏和研究，如今共收藏了800多组各种珍贵摄影作品，以及200万张供世界范围内学者研究使用的“摄影研究收藏”。其中包括一批非常珍贵的中国早期摄影收藏。2011年，盖蒂研究院推出“丹青与快门，早期的中国摄影展”，这是美国继1978年以来举办的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一次中国早期摄影展，该展览及其对中国早期摄影的研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学者、摄影师以及收藏家的关注。
盖蒂研究院的摄影收藏策展人佛兰西斯·德派克(Frances Terpak)女士(中文名为范德珍)是此展览的策展人，也是盖蒂研究院摄影收藏的开创者、组织者和研究者。盖蒂研究院是如何构建自己的摄影收藏?其摄影收藏与其他机构相比有什么特点?其摄影收藏是如何管理、归档以及查询?其研究项目如何展开?而研究成果又是以什么形式呈现?如何面对数码摄影等当代摄影形式的挑战?如何在日益火爆的摄影市场中完善自身的收藏?本刊特派记者与范德珍女士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除了分享盖蒂研究院在摄影收藏和研究方面的经验，范德珍女士认为摄影现在越来越成为现代和当代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早期摄影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可以填补的空白。她希望有一天能把展览带到广州——西方摄影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城市。
200万张“摄影研究收藏”
《收藏·拍卖》：据了解，盖蒂艺术中心和盖蒂别墅博物馆的创始人盖蒂先生在收藏伊始对欧洲古典绘画和雕刻有着特别的偏好，但近年来盖蒂艺术中心展出的摄影作品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请问盖蒂艺术中心是从何时转向摄影收藏的?
范德珍：盖蒂艺术中心有两个机构拥有摄影收藏，其中一个是盖蒂博物馆，另外一个是盖蒂研究院。盖蒂博物馆的摄影收藏始于1984年，总的来说，其摄影收藏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对摄影史建立更多的了解。而盖蒂研究院摄影收藏的目的则是为了支持各种人文学科进行研究。当然，盖蒂研究院也支持摄影史的研究，但在获取各种摄影资料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注重这些资料是否为来自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提供视野和帮助。这些人文学科不仅仅包括摄影史，也包括艺术史、建筑史、文学史、人类学以及现在获得广泛关注的数码文化等。
《收藏·拍卖》：我曾在一个资料上看到说盖蒂研究院的摄影收藏总量有200万张。
范德珍：盖蒂研究院的摄影收藏有很多类别，这个200万的数字应该是指“摄影研究收藏”。盖蒂研究院的摄影研究收藏拥有时间跨度从1840年摄影技术开始时期一直到当代的各种摄影作品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被认为是原始的研究工具，可供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使用。
而像“丹青与快门：早期的中国摄影展”中展出的作品则不属于“摄影研究收藏”。我无法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我们更倾向于说盖蒂研究院有800组摄影收藏，这里所谓的“组”，有可能只包括一张摄影作品，也有可能包含6000张摄影作品。比如我们在2003年购买了一组中国摄影收藏，这些图片一共有2500至3000张。其中有很多收藏非常珍贵，比如之前提到的那本影集，我怀疑世界上找不出第二本与之类似的影集。
《收藏·拍卖》：盖蒂研究院收藏的摄影可分为哪些类型?
范德珍：盖蒂研究院的摄影收藏可以从内容和媒介两方面来进行分类。从媒介角度而言，我们拥有19世纪流行的蛋白照片、20世纪流行的明胶银盐照片、非同寻常的玻璃幻灯片等等。从内容角度而言，我们在构建摄影分类时付出非常多的努力，目的是为了让学者们能尽快地找到他们觉得有价值和有用的摄影作品。在构建摄影收藏时，我们很注重该收藏能否吸引学者，同时它的数量又足够多可以达到开办一个展览的程度，这样又可以吸引公众的注意。从这个角度而言，盖蒂研究院与其他机构相比是很独特的。
在构建中国摄影收藏的时候，你不可能购买到所有作品，因为即便像盖蒂艺术中心这样的机构也是有预算的。我在购入作品的时候非常注重作品体现出来的多样性，而不仅仅只是一张摄影作品。我希望这件作品可以带领人们进入特定的时期，感受到很多从单件作品中感受不到的信息。所以盖蒂研究院收藏的很多中国摄影作品为人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当时的中国山水和风景，而是有助于人们更加了解当时的中国文化。
《收藏·拍卖》：那为何盖蒂研究院的兴趣更多是放在中国早期摄影而不是其他国家早期摄影上?
范德珍：每次我们准备进入一个新的摄影收藏领域时，都会进行广泛的研究，去寻找那些值得研究但尚未吸引太多学者兴趣的领域。通过研究我发现，19世纪日本摄影已经办过几次展览，也有了一些出版物，但中国同时期的摄影却没有受到相同的关注和研究。
在“丹青与快门：早期的中国摄影展”之前，美国于1978-1979年在巴尔的摩和纽约也办了一个关于19世纪中国早期摄影的展览。这个展览完全体现的是西方摄影师的作品，这使得当时人们对中国摄影史的梳理完全局限在西方摄影师作品的范畴内。但是盖蒂研究院的收藏和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在1840年代，当西方摄影师一进入到中国，中国的画匠就开始学习使用摄影这种媒介，而且他们做得非常好，其中一些中国人成为很有成就的摄影师。盖蒂研究院希望把这个以前被忽略的中国摄影师的角色呈现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当年中国的摄影师是多么出色。
《收藏·拍卖》：盖蒂研究院进行摄影收藏的途径有哪些?
范德珍：盖蒂研究院有多种收藏途径，我们的收藏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购买获得的，有一部分是通过捐赠。盖蒂研究院关于中国早期摄影的第一份收藏是从一位法国经销商手中获得。我们也会对拍卖市场进行研究，从中寻找需要的作品。总体而言，盖蒂研究院的收藏途径包括了经销商、拍卖市场以及私人藏家。
《收藏·拍卖》：盖蒂研究院考虑过从中国私人藏家手中购买作品吗?
范德珍：目前我们还没有，但以后可能会考虑，因为这取决于摄影的内容和媒介。同时我们对摄影作品的进口和出口很关注。我们对从国外购买作品更加慎重，因为这涉及到很多跨国的文件、手续、证件等等各种问题。与私人藏家相比，经销商在文件、手续、证件、程序等方面更加专业，因为经销商要经常处理相关的问题，但是有些私人收藏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不太专业，有些私人藏家则不太愿意去处理这些形式化问题以及与相关管理部门打交道。
《收藏·拍卖》：近年来，中国的摄影作品拍卖发展很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名人影像、老照片和纪实摄影
成为藏家追逐的重点，就您的了解，如今美国摄影拍卖的趋势是什么?
范德珍我不清楚中国摄影拍卖市场的情况，所以我没办进行对比。但是在欧洲以及美国，当代摄影、现代摄影以及历史摄影作品在拍卖场上很受欢迎和追捧。参与拍卖的不仅仅是一些机构，而且也包括非常多的优秀私人藏家，他们拥有培训良好的眼光以及丰富的知识。我对这些收藏家非常尊重。因为他们在其感兴趣的领域投入大量时间，在他们各自专注的领域，完全可以被称为专家。
几年前，我所购买的一组19世纪有关奥斯曼帝国的摄影作品，共有6000多张摄影，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来研究和学习这些摄影，并与收藏此组作品的法国摄影师一起工作。当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发现他对这个主题所拥有的知识和材料比任何人都要多。我想一些收藏当代摄影作品的收藏家也肯定是类似情况，我认识洛杉矶的一些私人藏家，他们非常聪明，经常到处旅行，这些藏家对其所收藏领域非常了解，他们旅行并不仅仅是为了去参观他们所感兴趣的这些作品，他们也到各处去跟经销商、拍卖行见面，因为这是这些藏家的激情所在。而像我这样的策展人并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当然作为策展人，我对我的工作也充满激情，但是我手头有各种项目。就像之前提到的，我们有800多组收藏，中国收藏也有很多组，我需要对其中某些投入特别的关注，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到处跑。而私人藏家对某个领域感兴趣，他可以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研究它。比如中国的仝冰雪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私人藏家。
《收藏·拍卖》：每年盖蒂研究院投入收藏的资金预算有多少?
范德珍：投入收藏的资金每年都不一样。我喜欢盖蒂研究院的一点是我们在预算上并没有太多限制，当然不是指毫无限制，如果哪位策展人能向研究院证明某件作品非常重要，而且其价格也是一个在市场上比较公道的价格，不需要花过多额外的资金，那这位策展人就可以提出购买申请。
研究、保护与展示
《收藏·拍卖》：盖蒂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范德珍：每一年，盖蒂研究院都会邀请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来进行研究和工作，并为这些学者提供研究资金和各种资源。盖蒂研究院不仅拥有大量摄影收藏，也拥有大量的书籍，包括稀有书籍、档案、文献、印刷品以及手稿等。盖蒂研究院还有一位策展人通过光学器件来研究摄影史。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来到盖蒂研究院，运用我们的资料和收藏来开展其各自的研究。
在我们网站上可以查到以前及现在的所有学者的资料。2011年底，中国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先生也来盖蒂研究院进行过研究。此外，盖蒂研究院也曾有过研究中国摄影的西方学者，比如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Sarah Fraser，她在盖蒂研究院的时候发现了我们的中国摄影收藏，并对此发生很大兴趣。她花了一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些摄影收藏，后来在“丹青与快门：早期的中国摄影展”中她撰写了一篇研究文章。
《收藏·拍卖》：盖蒂研究院对摄影作品的保存有什么特别的措施?
范德珍：我曾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比如香港、北京、上海等，我在这些城市遇到的策展人和负责人非常了解保护摄影作品的重要性，并使用了很多方法来保存摄影作品。当然，不同地方的气候等条件对摄影作品的保护方法要求也不同。我在中国美术馆看到的摄影作品保护得比上海要好，因为北京天气要寒冷一些。
盖蒂研究院在摄影作品的归档和保存上做了很多工作。所有收藏的摄影作品根据各自媒介的特性会安放在特定温度和湿度的保存室，此外盖蒂研究院有非常细致的查询系统，可以非常方便地从目录中找到所需要的材料。
《收藏·拍卖》：盖蒂研究院收藏的每一张图片都有电子版本吗?
范德珍：没有，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因为我们的摄影收藏太庞大了。盖蒂博物馆有很好的电子展示系统，我们也把部分收藏电子化了，我们以后将在这个领域投入更多精力。但是盖蒂研究院有一个很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所拥有的所有图片、书籍、文献、档案等资料都有很详细的文字档案，人们通过文字进行搜索，可以十分便利地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
《收藏·拍卖》：盖蒂研究院的研究成果是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又是如何把研究、收藏、展览这三者联系起来的?
范德珍：以“丹青与快门：早期的中国摄影展”为例子来谈这个问题。2003年，盖蒂研究院购买了一大批中国摄影作品，因为当时我感觉到中国摄影收藏在盖蒂研究院还是一片空白，这批作品将对我们在这个领域展开研究有帮助。于是我在这个领域展开了研究和调查，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摄影领域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领域，我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来做前期研究。在购买了一批相当珍贵的中国早期摄影作品之后，我的一个同事跟我说：“你应该做一个展览。”当时我的中国早期摄影的项目工作已暂时告一段落了，正准备进行下一个项目。我的人生哲学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所以我认真考虑了这个提议。当时盖蒂艺术中心的另外一个机构盖蒂文物保护研究院正好来了一位新同事Jeffrey W.Cody。她是一位建筑史学家，曾在中国待过十年。我找到她，问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来做一个展览，我告诉她该展览可能会花去两年时间，但实际上，这个展览最后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但我现在还是不会说汉语(笑)。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合作。
《收藏·拍卖》：您是否想过把“丹青与快门：早期的中国摄影展”推向中国?
范德珍：我非常希望能把这个展览带到中国，因为我们认为这将是一个能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展览，因为它展现了早在19世纪，中国画匠如何接受一种来自西方的全新创作工具并且用这种工具表现自己本国的文化、传统和遗产。他们为摄影注入了更多新的内涵。在这个展览中，我们也不仅仅展出摄影作品，还展出很多相关的水彩画、油画、儿童玩具、西洋镜等来丰富展览的内容。我们想告诉观众，摄影只是众多媒介中的一种。
我们也很想把这个展览带到广州，因为广州是西方摄影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城市，我们把展览命名为“丹青与快门”也是想体现出该展不仅仅与摄影有关，而是体现了那个时期绘画与摄影是相互结合的。
《收藏·拍卖》：您对当代摄影如何看?
范德珍：当代摄影更多是由盖蒂博物馆的同事来负责，因为盖蒂博物馆和盖蒂研究院在收藏方面的使命不同。盖蒂研究院暂时还没有收藏任何中国当代摄影作品，但已经收藏了一些美国当代摄影师的作品。当然，这也取决于如何定义“当代”。比如盖蒂研究院收藏了一组Julius Shulman的摄影底片档案。Julius Shulman是洛杉矶一位非常著名的摄影师，他的作品记录了南加州的现代建筑。我们之所以收藏该组摄影档案，不仅仅因为这是由著名摄影师拍摄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其作品为南加州的建筑史创建了一种重要的档案。这就是我们收藏摄影的方法，我们侧重的作品能提供一些多层次的东西。再比如很多年前，我们收藏了一组1960-1970年代本地摄影师Charles Brittin的摄影作品档案，其作品记录了洛杉矶著名艺术家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工作室、各种活动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
《收藏·拍卖》：摄影作品与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等不同的地方在于，摄影作品具有复制性，您是否认为这对摄影收藏而言是一个挑战?
范德珍：这看上去似乎是那些想通过在拍卖市场上转手摄影作品来赚钱的收藏家担心的问题。我认为这与收藏家感兴趣的主题有关。如果藏家真正关心摄影的主题，那么图片的数量不会成为困扰他们的一个问题。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收藏摄影的态度和目的是什么。
我的任务是收藏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作品，当我提出购买申请时，我当然也会反复问自己一盖蒂研究院是否真的需要购买这张作品?因为它的版本和数量很少，可能不容易获得。但是另一方面，一旦我们购买了一件作品，我们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让该作品被更多人接触到。我和那些只关注自己藏品是否可能升值的私人藏家不一样，我更注重收藏在研究方面的价值。收藏一件作品后，盖蒂研究院的目的是想方设法保护它、保存它、保持它，而不是再次卖出。这完全是不同的两种目的。
《收藏·拍卖》：最后，您想对中国的读者和同行说什么?
范德珍：或许因为我自己是一名策展人，所以可能带有一些偏见，但是我感觉摄影对于现代和当代生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很尊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很尊重中国人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在西方则不一样，西方的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了解到历史在自己生活和文化中的重要性，但中国的小孩却从小学会了对历史的尊重。从我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在中国摄影方面工作的经验来看，我觉得在早期摄影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为什么想把这个展览带到广州的原因。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在广州的博物馆与大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