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2012年北京草莓音乐节，我去摆摊儿卖东西，有一天，摊子上来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的出现让方圆十米的空间熠熠生辉。
我在摊子上也兜售自己印的诗集，他认真地翻阅了一会儿那本叫作《什么把我弄醒》的非法诗集，问我：“巫昂在哪里？”
我张望四下里一圈儿：“她可能上厕所去了。”
他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转回来：“巫昂回来了没有？”
我只好继续说：“她这几天肚子不太舒服。”
“转告她保重自己，请把这张CD转交给她。”
我拿到的是消防隊乐队的CD《长青酒店》，当天便顺手放到汽车的CD机里去了，这种乐迷转赠心爱之物的行为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音乐节结束那天，我再度接待了那位年轻人。
他在我的摊子上犹豫再三问我：“巫昂今天不来帮着收拾一下吗？”
“应该不会了吧，她毕竟是老板，即便是这么小一个摊子。”
他盯着我的脸说：“你不知道什么地方长得跟巫昂有点像。”
“在一个办公室呆久了，恐怕多多少少也有点像的。”
“啊，巫昂要是有你这么逗就好了。”
那是我和消防队乐队主唱的第一次见面，从头到尾就没有真的互相认出来。这种情况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也算是常见吧，人总是在找草料和马之间犹豫再三，世界何其大，多一个朋友并不会断了各自的后路，也构不成物种繁衍之效果。
我感觉，消防队这个乐队是被主唱塞到我口袋里，又被我塞到车里的CD播放器里。不久之后，我的CD播放器因为一杯可乐泼在上面，它被可乐的糖浆黏住了，真没想到美国人发明的东西，黏性这么强。接下来的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这张碟一直一直呆在碟机内，无论如何无法换碟，按吐碟按钮完全无济于事。
我只能、只好、反复听那张叫作《长青酒店》的专辑。这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如果消防队能负责抠出碟片的话，我恐怕已经拨打“119”了。
有一天深夜，作为飞车党党徒的我飞速地奔驰在北京去往香河的高速上，在极度的厌倦和抱怨当中，我冲着那首叫作《长青酒店》的歌嘶吼：“你他妈的能不能闭嘴？！”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消化不良的乐队是何以获知并反复吟唱的呢？这实在太像邪教的洗脑过程了，开车是反人类并极度催眠的，不得不把汽车音响开到最大音量。即便处于人生的低谷，我也保持了买菜、瞎逛和飙车的美好习惯，我随身带着一个部队，这个部队来自消防总队，有部队风格的盔甲，偶尔发出了你怀疑他们到底是在干嘛的声音。但这张专辑无疑很正常，像种过疫苗的儿童，拥有了上学的资格。
有一天，我的住所来了一个神秘的快递小哥，他送来了另外一张消防队的CD，我看到这个乐队非常惊慌，难道接下来一年还要继续听下去吗？此刻我只想听一听女声，天籁之音，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为了取出那张CD，无奈之下，我只好重新买了一辆车，旧车可以换回一点儿钱，那天，去交接车，我指了指碟片，问销售员：“里面有张CD，你们能帮我取出来吗？”
他伸出一个指头，按了一下按钮，那张碟就颤颤巍巍地吐了出来。
实属命运的恶作剧。
从那天起，我的低落期彻底结束，直到现在都没有再经历过大规模的黑暗笼罩。我想，这跟《长青酒店》那张碟终于离开了车里的CD机有很大的关系。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打电话给过去的汽车销售，问他：“能否麻烦您问一下现在那辆车的车主，CD机用起来还顺溜吗？”
不多一会儿，他回复了我的电话：“他说没问题，只是更喜欢播放男歌手的碟，一播放女歌手的碟就容易卡，这有点奇怪。”
只有我知道为什么。
我保留了那张《长青酒店》，但再也不敢把它放在我的新车CD机里了，这导致它的壳子上积攒了不少灰。我用平克或者弗洛伊德取而代之，那段时间，我非常喜欢请朋友到我新车里听一听平克长达十三分钟的曲子，叫作《Alan’s Psychedelic breakfast》，所有人听完都叹服不已。我还骄傲地演示了这张碟随时可以取出来的大法，任何一个指头按按钮都可以，用鼻子和胳膊肘也行，所有人看完了都啧啧称赞。
这期间，我去了很多地方，有的地方该去，有的地方不该去。
有一天，我接待了一个奇怪的朋友，她是蒙古族人，表面上是个音乐田野工作者，其实是个萨满。
“你身上有个奇怪的东西，非你的。”我们正在吃重庆火锅，她突然跟我说。
“我身上随时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是个人呢，还是个动物？”
“不好说，只能说，你觉得是什么。”
“是不是跟我最近刚去过上海的1933有关啊，它过去是个牛的屠宰场，阴气很重。”
“牛？”她放下筷子，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又睁开眼睛摇摇头。
“呃。”
“方形的，有这么大。”她用手在跟前比画了一下，大概是一块标准一斤重的豆腐的尺寸。
“哦，我的护照又丢了。”
“护照是纸质的吧？它不是。”
“除非是迪拜的护照，黄金打造的。”
“碟，这是一张碟。”她又闭上眼睛，体验了好一会儿。
“CD？”
“对。”
饭后，我回家找《长青酒店》，我记得把它放在书架上了，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它消失不见了。用我萨满朋友的话说，也没丢，只是作为一个灵体，嵌入了我的体内。
那天起，我总觉得身体某处有个硬硬的，正方形的东西存在，简直了，这种感觉太奇怪了，它大体上不妨碍我正常生活，指甲照长屁照放，就是有个莫名其妙的暗影存在，它让我常常忍不住哭泣或放声大笑。我去中日友好医院照了X光，一群医生围在我的片子跟前讨论了两个小时，他们个个束手无策。
“这种情况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X光部主任跟我说。
“需要做手术吗？”
“手术？它好像会移动，你这三次照的片子，它都在不同的地方，而且移动的速度和位置，特别不好说，可能你刚拍完片子说，哦，在这里，我们一刀切下去，它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岂不是白白挨了这一刀？”
好在，民间黑科技的发展超过了医生们的想象，我从淘宝上买了一台家用无辐射X光机，收货那天，便连接到电脑上，它可以监控这张碟在我体内游走的路线。
有了这个可以全天监控这张碟在我体内位置的机器，一切都好办多了，实际上它也不是全无规律可言，它好像非常喜欢去那些周围环境比较宽松、柔软的地方，比方说，胃或者子宫。带绒毛的地方，可以让它彻底放松，它一天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是在胃里就是在子宫内。我睡觉的时候，偶尔摸到自己的腹部，腹部左侧有时候有一点硬，我知道它正在享受胃液的热水澡，热乎乎滑溜溜的带有一定消化液和刺激性的胃液，让它的澡洗得彻底而干净，反正它是塑料和金属材质的，不怕胃液的侵蚀。
我晚饭吃得很少，通常，这是它为什么喜欢晚饭后偷偷跑去胃里洗个澡，躺在懒人沙发一样的绒毛垫子上的缘故。更晚的时间，他会到横膈膜和后边的肺部溜达溜达，算是散步吧。散步的过程倒真的就是没什么规律了，它喜欢一路踢着小石子儿，或者从过路的器官上面摘下来一片它认为是秋天的叶子的东西，秋天的叶子挟裹着全部的大自然的信息，在它的手里（如果算是的话）轻轻松松地拈着。它喜欢拿着一片秋天的叶子，哼着小曲儿，听起来也不是专辑内的任何一首歌。
观察它散步的步态，成了我晚间的消遣之一，我会看一会儿美剧，看一会儿监控器，看美剧的时间还是居多。就看看它散步到哪里了，更晚的晚间，他就会去往子宫睡大觉，关起门来，如果有的话，一扇虚拟的门也好，它需要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来度过夜晚的时光。那时候，也往往是临睡前，我会跟子宫中正在安睡的CD宝宝道一声晚安。
“好好睡，嗯。”我默默地在心里对它说，两个指头在嘴唇上按了一下，再按到下腹部。很奇怪，睡着之后，它变得柔软而感性，像一团完全融化了的硅胶。硅胶所在之处，确实像赫拉巴尔养在他林间小屋周边的流浪猫。小猫喜欢喝牛奶，但是喝完牛奶之后也容易拉肚子，极少数的小猫喝完牛奶之后不拉肚子。我试着在临睡前用微波炉热了一杯滚烫的牛奶喝下，热牛奶滋润着我的胃，让我全身都热乎起来。CD宝宝却开始躲着这杯牛奶，它一步步退到胃的尽头，然后从小肠进入大肠，眼看着就要退到肛门了，我感到肛门处一阵阵发紧，然而，它死死地贴在肛门壁上，几乎是一动不动。就这样呆了许久，等到牛奶被小肠吸收，剩下的水分进入膀胱，变成尿液，它才一点点又跑回了身体其他部位，在横膈膜下方呆了好几个小时，像是惊魂未定。
我怀着这个鬼胎，正常工作、社交。它的好处是长不大，缺点是会游走于体内各处。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排队候车，有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子，穿着一套深蓝色的校服，站在我后头，她突然尖叫起来：“阿姨，阿姨，您脖子这儿怎么了？”
我伸手往后脖颈一摸，那里凸起了一个角，正好是CD的四个直角之一。我当然不能告诉她这是一张碟，一张正在我皮下挪动的碟，我只能小心又使劲地推了推它，把它推到绕过脖子，接近胸部。一个长着尖尖角的乳房的女人，比脖子上高高撑起帐篷的，相对而言还是好接受一些。
这时候公交车来了，我飞快地上了车，回头看那个女孩，她还瞠目结舌站在那里，盯着我，一边和站在她身边的另外一个穿着同款校服的小姑娘不停地说话。我就在她们的目送中，按压着脖子上的肿块儿，进入了浩浩荡荡、车水马龙的马路，太阳光喘着粗气照在马路的这头或者那头，有光线的地方透露出生机，没有的，则一片死寂。一种满满涨起的痛苦弥漫在我胸口，一层层灰色的雾，飘过公交车前窗，司机在操控方向盘和变速杆的同时，不时地偷看我一眼，确实，从他的角度看来，我高高尖起的左胸颇具关注价值。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在超市买东西时，收银员看到我胳膊上肿起一大块儿，像一只肥白的鹅正试图向湖中一跃，她关切地问我是不是长了瘤子，还说得尽快手术。等到扫完微信付完款，瘤子不见了，肥鹅飞过之后的胳膊恢复了常态，收银员也忙着下一个顾客去了，没工夫搭理我。
我从不去公共澡堂，因为体态样貌不佳，但有一回，被朋友硬拖去九华山庄泡温泉。那是个单位开年会的胜地，朋友手里有几张开年会剩下的温泉票用不出去，让我一道去消耗这种福利。按理，我是很喜欢占各种小便宜的，这种隔了好几层的小便宜我也不会轻易放过，不惜网购了一件新泳衣（后来试了试，发现也不合身），興冲冲地跟着去了。朋友是个国企行政部的小头头，她在更衣室光着脚、踩着水走来走去。她的胸部还高耸而富有弹性，所以有这种胆子走来走去。
“那谁，你这儿怎么了？”她猝不及防地走到我侧面，盯着我肋骨的位置，俯下身来，胸部又大、乳晕又黑的乳头几乎要触碰到我的胳膊肘子。
“老毛病，骨质增生。”我说。
“那可不行，那得早点去看看医生呀！”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又软，在床上叫起来肯定让人印象深刻。
“看了，医生说做手术还早，再养大一点。”
“骨质增生得多疼啊，再大你睡觉翻来翻去地不硌硬嘛？”
“确实挺不舒服的，没办法。”
“哎，哎，看哪看哪，它还会动。”
“会，一喘气就会慢慢移动，除非我不喘气了。”
我的朋友有将乳房低垂的天赋，她只要能找到一个低垂下乳房的角度，就不肯轻易起身，我也就感受着她那只分量不轻的乳袋落在我胳膊上的压迫感。她盯着那个移动的瘤子看了得有五分钟，然后突然转身去穿泳衣。泡温泉的过程和事后浑身乏力去找了个农家院吃大灶鱼的事，在此略过不谈，过后她给了我一个割瘤子的大夫的联络方式，说她已经打了招呼了，这个大夫割过各种各样的领导人和企业家的瘤子，我区区一个普通人能被他亲自操刀割一下，简直是莫大的荣幸。
我犹豫再三，终于拨通了这位名医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沉吟不语，似乎对介绍人没有太多印象，但还是让我第二天去特需门诊找他，医院是北医三院。
名医长着一张牛角包脸，中间是圆的，两头尖，说真的，他态度还挺谦和的。我照例做了各种检查，然后把各种检查报告集中给他看。
“不妙啊。”他说。
“怎么了大夫？”
“哦，这么说吧，你这可能是母体带来的，胎中胎，你几岁了？”
“三十六。”
“这个胎儿本来是你的兄弟姐妹，双胞胎，但是它裹到你身体里去了，这么多年一直寄生在你身体里边。”
我听得目瞪口呆：“主任，主任，您是怎么看出这是个胎儿的呢？它明明是方形的。”
“这个嘛，我们肿瘤科就无能为力了，建议你转诊到妇产科。这样吧，既然是那个谁介绍来的，我就把我们院妇产科的刘主任介绍给你，我可以帮你给她写个小纸条儿。”
我拿着一堆检查报告和那张小纸条，去排刘主任当天下午的门诊。刘主任是个冬天炒的热栗子般温暖的医生，她看完那堆检查报告，让我躺到里屋的妇科检查床上，脱了下身的衣物，叉开腿，然后用一支一次性的塑料鸭嘴钳撑开我的阴道。我上一次被撑开阴道还是可以反复使用的金属鸭嘴钳的时代，显然，塑料的没有不锈钢的那么凉。
“阴道平顺，子宫内膜也没什么问题，秦主任说的那个寄生胎我找不到啊。”
“它在其他地方。”我仰头对着天花板说。
“对不起啊，”刘主任起身开始脱橡胶手套，“我们妇科，就只管妇女生殖系统的问题，如果这个胎儿，它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就归其他科管了。”
“它整天跑来跑去的。”
“那你恐怕得从脑内科到耳鼻喉科到心脏外科，之类之类的，好好地看一遍了。”
我又得到了一张转诊单，我精疲力竭地走到门诊大厅，找到了偏僻角落的一个大大的垃圾桶，将所有的检查报告，包括病历扔到里边。我打算回家继续过与这张CD共生的生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不久之后，我听说消防队乐队濒临解散，因为主唱在一次赴外地演出的过程中，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脸在昏暗不明的灯光下，发生了异常的变化。简单地说，五官原来大的地方变小了，本来小的地方变大了，更出奇的是，那个人的声音随即统治了他，他上一句歌还用自己的声音，下一句就像野猪嚎叫一般。
“嗷……嗷……嗷……”没有词，也凑不成句子。
“这已经是最近第三个乐队主唱异形了！”底下有个乐迷大声叫喊。
台上的主唱还在变化过程中，据说，当时负责操纵灯光的人不得不调暗了灯光，但音响师素来是个捣蛋鬼，他乘机把话筒的声音调得更大，整个演出现场顿时乱了套了，没有光，只有野猪的嚎叫，乐迷们嗨爆了，一个个跳起又扑上来，像冰冷海崖边上的即将被屠杀的海豹，往台上爬。他们叫嚷着嘶喊着，发出各种古怪的声音，想去触摸异形中的主唱的脚、腿、裤裆和臀。
往台上攀爬的乐迷越来越多，有人打开手机电筒试图照亮那一大团人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无奈电筒根本无法聚焦。主唱的嚎叫声先是像猪，后来开始惨叫，然而更多人的呼喊把他的叫声盖住了。
“这已经是最近第三个乐队主唱在异形后被粉丝撕碎了！”那个站在阴暗之中的人，像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死神一样，又喊出了一声。
但好像谁也听不到。
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传到我耳朵里，已经是很长时间之后了，久到我都记不清那位在阳光灿烂的午后，来过我摊上的少年，到底长什么模样，时间早已吞噬了他，将他变成了一个异形。有一天，我在网上找到一张他的照片，又找到《長青酒店》这张专辑，开始播放，专辑同名歌曲是这样唱的：
每次到这个城市，
我总是住在长青酒店，
睡在长青酒店，
吃在长青酒店，
我的心在长青酒店破碎过，
又缝合了……
责编：杨克